这些天一直都不安宁，处处都充满了恶梦和阴郁。我拒绝接受露丝向我下达的“逐放令”，因为我不想在她遇难的时候离开她，我是她的朋友，至少目前还是如此。后来，她也终于认清了现实，默许了我再度自由进出她的家门，而且还对我表示感激。唉，可怜的女孩！
事已至此，舰队街的报童们每天从早到晚不惜体力地嘶喊着这则新闻，市民们也目瞪口呆地望着惊悚的海报，一窝蜂地抢着揭露关于这件事的“骇人内幕”，这也算不上什么秘密了。
好在，罪名还未正式成立。可是两年前关于失踪事件的报道因为再度上报，而引发了一系列离谱的猜测和评论，这让我气得咬牙切齿。
不得不承认，这段充满磨难的日子会成为我这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我想我绝对不会忘记当我偷偷瞄着街上的海报时，胸口上那股沉重悬宕的压力。不过，时间久了，在奈维尔巷巡逻的那些警察在我眼中竟也成了一种慰藉，至少表明事情还未真正爆发，尽管他们的存在对露丝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威胁。但后来，我们甚至也开始有了很有默契的眼神交流。我猜想，他们可能也在为她和我感到难过，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又觉得很无奈。
我一有空便往伯林汉家跑，这差不多已成了我的习惯，尽管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令我心痛。我努力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像以往那样谈笑自如，甚至假装和奥蔓小姐拌嘴。可惜，这些都是在白费工夫。尤其是最后这个，更是失败。原本妙语连珠的奥蔓小姐，有一天突然情绪失控，伏在我胸口低声啜泣起来。没办法，后来我不得不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重新面对现实。
老房子里总是弥漫着一股低迷沉闷的气氛。只见可怜的奥蔓小姐沮丧着脸，不是楼上楼下地奔忙，就是窝在房间里整理她的国会请愿书——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它的内容是主张任命女法官来处理离婚及婚姻相关的诉讼案件——可惜的是它始终躺在她的桌子上，没有任何人签署过。至于伯林汉先生，他可能是因为过于愤怒和惊慌，精神越来越差了。唯一能够保持镇静的反而是露丝。她的谈吐举止没有丝毫改变，或者说，她又恢复到了我最初所认识的露丝——恬静自持而沉默寡言，一贯的友善里带着酸涩的幽默。但即使是这样，有的时候她还是难以掩饰她的愁容以及对未知命运的挂虑。只有在我们单独相处时，她才会褪去矜持，露出甜美温柔的一面。看着她日复一日消瘦憔悴，我心如刀绞。
那真是一段惨淡的日子，总是有各种莫名其妙、令人心惊的疑惑笼罩着我：这恐怖的一切究竟会在何时降临？警方在等待什么？他们如果采取行动，那桑戴克又会说些什么？
不知不觉，我们已熬过了四天。就在第四天晚上，诊所里挤满了候诊的病患时，彼得送来了桑戴克写给我的信，并坚持要亲手交给我。我接过信，读了起来：
诺巴瑞博士告诉我说他最近听他住在柏林的朋友——一位研究东方古董的权威人士海尔·立德波根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在维也纳遇见过一名研究埃及古物的英国人。可惜他已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了。不过，根据他信中的若干描述，诺巴瑞博士怀疑那人可能就是约翰·伯林汉。
所以，我想请你今晚8点30分带着伯林汉父女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和诺巴瑞博士一起谈谈这事情。鉴于此事的重要性，希望你能不负所托。
桑戴克
看完桑戴克的信，我心中不免升起了一丝希望。让我觉得眼前的困境或许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而救援也会适时到来。我马上给桑戴克写了回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露丝，告诉她这件事。我把两封信都交给了彼得，然后情绪激昂地继续我的看诊工作。所幸病患已经没剩多少，诊所业务恢复了这个时段常有的清闲，这让我不必编造虚假的借口，可以直接找个空当前去赴约。
我到达奈维尔巷时还不到晚上8点。夏日的最后一道阳光正从古老的屋顶和烟囱之间慢慢地褪去，夜色渐渐袭来。距离约会时间尚有几分钟，我干脆放慢了脚步，边走边欣赏着道路两侧的商店和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纷纷拉下遮帘的店铺，以及从摩拉维亚老教堂传出的庄严的圣歌，暗示着一天的工作已进入尾声。多才多艺、热爱绘画和彩漆的费尼莫先生此时正一身白围裙坐在花园里，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得意地望着他的大丽花；一扇敞开的窗口边有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支油漆刷，耳朵上还夹着一支，正站起来伸展着四肢，旁边一个妇人灵巧地卷起一张大地图；一群孩子尾随着点灯人，陪着他执行今晚点燃路灯的任务；理发匠正把店内的瓦斯灯捻熄；蔬菜店老板叼着香烟走了出来，扣子孔里插着支紫菀花……
和他们的父亲以及祖先们一样，这些淳朴善良的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奈维尔巷居民。奥蔓小姐就自称是他们的后裔，住在隔壁的那位面貌和善的摩拉维亚妇女也是。他们和《旧集会法》时期著名的拉托布人有着渊源，其历史也可远溯至戈登暴乱戈登暴乱，因为新教徒对诺斯放宽对天主教的政策而感到不满，1780年6月7日晚示威者在伦敦街头到处放火。时代。至于住在巷尾那栋灰泥木屋里的老先生，据说从詹姆斯一世开始，他的祖先就一直世世代代住在那里了。
我一边望着这奇妙的街景，一边赞叹着。一个来自旧时代的村落，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有如惊涛之洋中的宁静岛屿，又如躁动不安的沙漠中的绿洲。走着走着，我来到了伯林汉家的旧院子门前。远远地便看见露丝正站在房门口和奥蔓小姐说话。她显然在等我，她穿着一身暗沉的黑外套，戴着帽子和黑面纱。她看见我，便关上门，走了过来。
“你来得正是时候，圣丹坦大钟刚刚敲响。”
“是的，你父亲呢？”
“他已经上床休息了。他身体不太舒服，病得很厉害，我也没想强迫他起来。我想要是警方再这样拖下去，肯定会要了他的命。”
“但愿不会这么严重。”
眼看伯林汉先生为了女儿所受的可怕磨难而精神崩溃，我却没有任何字句可以抚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带着露丝我又一次走进了深深的小巷。刚才路过时见到的那个妇人正在窗口朝我们点头微笑，费尼莫先生也拿下烟斗，轻轻抬起帽子和我们打招呼，露丝优雅地鞠躬还礼。在通过盖着遮棚的小道进入菲特巷时，我发现露丝突然左顾右盼起来。
“你在找什么？”我问。
“这儿附近有警察。”她的语气很平静，“还好，今天倒是没看见他。要是让那可怜人等得太久，那可就罪过了。”说着我们转入了菲特巷。她小心翼翼地搜索着暗中监视她的便衣警察的踪影，这让我很难受，而她语气里的嘲讽和无奈尤其令我心痛，让我想起我们初识时她那种令人不快的冷静和自持。然而，我又不得不佩服她在身处厄运时的那份淡然。
“我们还是说说关于这次会面的事吧！你的信写得非常扼要，我想你当时一定很忙，没时间写得更详细。”露丝突然说道。
“确实如此，不过详细的内情我还不能告诉你。我只知道，诺巴瑞博士手上有封很重要的信，是他住在柏林的一位名叫立德波根的埃及学专家写的。这个人在信中提到，大约一年前他在维也纳遇见过一个英国人，这个人诺巴瑞也认识。不幸的是，他已不记得那个英国人的名字了。可是根据信中的一些描述，诺巴瑞认为那人可能是你的伯父约翰·伯林汉先生。倘若他的猜测没错，这个案子就有希望了。所以，桑戴克才急着让你和你父亲跟诺巴瑞见个面，好谈谈这件事情。”
“哦。”露丝陷入了沉思。
“看你的表情，你好像并不兴奋啊？”
“没错，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不能像傻瓜似的还抱着那样的希望——我可怜的约翰伯父还活着，那根本不是他，一定是他们搞错了，更何况他的尸体都已经被找到了。”
“或许他们弄错了呢？说不定那不是他的尸体。”
“可那枚戒指又该如何解释呢？”她苦笑着问。
“说是巧合也并非不可能，假若有人和你伯父有一模一样的戒指呢——毕竟翻制这类古董戒指也是常有的事。再说了，我们还没见过那枚戒指呢！说不定根本就不是他那枚。”
“亲爱的保罗，”她猛摇了摇头，“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现在所有证据都表明那的确就是他的尸体。约翰·伯林汉已经死了，这点已没什么可怀疑的了！而乔治·赫伯特和我是两个最有嫌疑的人，自从那枚戒指被找到之后，矛头更是直接指向了我。在所有人看来，除了那个不知名的凶手和几个信任我的朋友之外，他的死无疑是我一手造成的。”
没想到她居然会如此消沉而认命，我惊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可有一位你的朋友——桑戴克，仍然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并坚信你与此事毫无关系。”
“我知道，可他所依赖的也只是像这类可怜的、毫无希望的猜想罢了。不管如何，再看吧！”
话已至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两人一路无言地走到了巷口。穿过黑暗的入口和僻静的小径，我们出了法学院，来到旧财政部大楼门前。
“桑戴克办公室没亮灯。”我指着一整排漆黑的窗口说。
“我也看见了，并且窗帘也是拉开的。他或许出门了。”
“桑戴克一向谨守约定，我想他不可能约了我们又跑了出去。”
于是我们决定上楼看看。果真不出所料，我们在镶金边的橡木门上发现了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给保罗·拜克里的便笺在桌上。
我拿出钥匙打开橡木门，然后又打开里面较轻的室内门，看见便条纸就放在桌子上。我把它拿到办公室外，借着楼梯间的灯光看了起来：
因为约会有变，谨以此向我的朋友们致歉。简单点说，诺巴瑞希望我在埃及部门主任回国前完成我的实验。他要求我今晚就开始进行，并且说他会在博物馆等待和伯林汉父女见面。
麻烦你立刻把他们带到这儿来，这次会面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桑戴克
我把便笺递给露丝。
“请你不要介意。”我歉疚地说。
“不会的，我很高兴。刚好我们和那间老博物馆关系颇深，不是吗？”她望着我，带着一种奇怪的、眷恋的神情，转身下了楼梯。
走到法学院门口，我叫了辆马车。在清脆的马匹铃声中，我们往博物馆的方向飞奔而去。
“你知道桑戴克博士在做什么实验吗？”露丝问。
“不好意思，我知道的也不多。”我回答她，“不过据我所知，他做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求证有机物质经过时间的催化之后，它的X光穿透率是否会改变。好比说一块古老的木头是否会比新木头更容易被X光穿透。”
“可是知道这个又有什么用处呢？对本案有什么帮助吗？”
“我也说不好。不过一般做实验是为了求知，而忽略它的实用性。有了知识之后，然后再去寻找它的用途。就这个案子来看，倘若真能借着有机物质对X光的反应来确认它存在的时间，说不定可以运用在某些案件的侦破上——好比可以用来检验旧文件上的封蜡是不是新盖上去的。目前，我还不清楚桑戴克究竟有什么想法，可他的准备工作却是相当惊人。”
“怎么这么说？”
“昨天早上我到他的办公室，看见彼得正在组装一种大约有九尺高、类似小型绞刑台的装置。当时他刚漆完两个起码有六尺长的巨型木头浅盘。我感觉他和桑戴克似乎想动用私刑，对受害者进行尸检。”
“天啊，真是太可怕了！”
“我是从彼得那里知道的，他说话时还带着神秘的笑容。可是，他怎么也不肯透露那装置的用途，不知道待会儿我们是否能见到那个装置。对了，博物馆到了，我们该下车了。”
“是的。”露丝拉起马车后窗的帘子，往外面看了看，又把它放了下来，“他肯定在等我们。对他来说，我们也算得上是个小小的惊喜吧！”
马车在进入罗素大街的时候转了个大弯。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辆马车紧跟着我们，但没来得及看清车上乘客的样貌，我们就已经来到博物馆的大门外。门卫像是等了很久的样子，催促我们沿着车道驶入前庭，接着又进入中央大厅。在那儿，他把我们交给另一位馆员便转身离去了。
“诺巴瑞博士在哪儿？”我问道。
“他正在埃及第四展览室隔壁的房间等你们。”馆员说完，拿起一盏罩着铁丝网的油灯在前面带路。
阴暗的的大厅楼梯似曾相识，这使我想起我们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情景。接着我们又穿过中央展览馆、中古世纪展览室和亚洲馆，进入迷阵般的人类学展览区。这是一段相当怪异的旅程，一路上，摇晃的油灯照亮了长廊的各个角落，恍惚中我隐约看见了高大的神像朝我们怒睁着眼睛，古怪的面具也被瞬间照亮，冲着我们挤眉弄眼。而那些真人大小的雕像更是骇人，在跃动的光影中，它们仿佛动了起来……展览柜里的物品也在油灯的映照下，一明一灭。
显然，露丝也注意到了这些幻象。她紧紧地挨着我，低声说：“你看见那个波利尼西亚人没有，我觉得他马上就要跳出来了。真是恐怖！”
“是很可怕，好在现在都过去了，我们已脱离他们的势力范围了。”我安慰她说。此刻，我们已来到了楼梯平台上，向左转然后沿着北廊直走，便是埃及第四展览室了。
就在这时，对面的门突然打开了，里面传出一阵刺耳的响声。接着里维斯踮着脚尖走了出来，边走边抬起手打招呼：“轻点儿，我们正在拍照呢！”
馆员提着油灯走了，我们跟着里维斯进了那个房间。房间里光线很暗，除了门口，房间的其余部分都被黑暗包围着。我们打过招呼之后，在早已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仔细地观察着周围，除了里维斯，我看见房间里还有三个人：正拿着手表坐在那儿的是桑戴克；一个灰发绅士，想必是诺巴瑞博士；在较远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小身影，无法辨识，我想大概是彼得。房间一头放置着我在办公室见过的那两个大浅盘，现在已经安装在支架上了，分别连着一条接着水桶的排水管。房间另一头耸立着那座巨大的、类似绞刑台的东西——我突然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绞刑台——在它顶端的交叉木条上固定着一个无底的大玻璃水盆，里头是一只亮着诡异绿光的球状玻璃灯，中心微微泛着一丝红光。
我恍然大悟，很显然他们正在进行X光拍照，刚才那“轰”的一声应该是断电器的声响。他们在照些什么呢？我眯起眼睛，细瞧着阴暗的“绞刑台”底部，想看个究竟。我依稀看见灯球底下的地板上躺着个长长的物体，却无法辨识那是什么。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木乃伊这么复杂的物体来做实验。”诺巴瑞博士提问解答了我的疑惑，“为什么不选简单点的，容易操作的，好比棺木或者木头人像之类的？”
“你说得没错，不过像木乃伊这种复杂的物体也有它的优点。”桑戴克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为什么要选择木乃伊，转而又把话题投向了露丝，“你的父亲怎么样了，伯林汉小姐？”
“他身体不太好。”露丝说，“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由我单独来赴约比较妥当。海尔·立德波根到英国访问时曾经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和他很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