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空军轰炸许多城市，爱因斯坦和我父亲专心研讨一种更加精确的高射炮。他们交换了多种意见之后，想出了一个可能的方法，这使他们自己激动不已。我离开房子几个小时，回来后，他们对自己的新想法怀着如此之高的热情，以至把它讲给我听了。
我听了几分钟之后，开始感到这两个奇特的脑子违反了我从初级物理中学到的一条基本定理。我指出他们的忽略之处后，他们的下颌确实下垂了。两人交换了眼色，然后承认我的意见是对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因为真理使谬论暴露出来而感到高兴。
他做工作只要一支铅笔和一个纸簿，物质的东西对他没有任何意义。据我所知，他从来不随身带钱，因为钱对他毫无用处。
他身上缺少常人那种可能引起麻烦和不幸的感情。在我们之间23年的友谊中，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表现出嫉妒、虚荣、痛苦、愤怒、怨恨或个人野心。看来他丝毫不受这些感情的影响。他不屑于矫揉造作。
因为他的思想不受破坏性情感的影响，他的生活中也避免为物质的东西而烦心。他主张生活简朴，因此剃胡须时只用安全刀片和水。我建议他使用剃须冷霜，他说：“只要刀片和水就行了。”
“不过教授，您只试用一次冷霜好不好？”我和他争辩说，“它能使您胡须剃得干净而且减少疼痛。”他耸耸肩膀。我终于送给他一管剃须冷霜。第二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饭，好像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那样洋洋得意，“你知道，那冷霜确实起作用，”他说，“它不拉扯胡须，使人感觉好极了。”从此以后，他每天早晨使用剃须冷霜，一直到那一管用完。以后他又用清水剃胡子了。
他以拉小提琴作为娱乐。有时晚上9时，他回到陈设简朴的卧室去调弦。他是一个不太高明的提琴手。他很少奏现成的乐曲，他喜欢拉即兴创作的准莫扎特主题，从中得到乐趣。他用的是一把廉价的小提琴。我父亲把一把稍好的提琴作为礼物赠给他。爱因斯坦诚挚地表示异议，他说这琴太好了，他不配使用它。
他唯一的体力娱乐活动是划船，他喜欢这活动是因为它很简单，而且能使他和阳光和大海接触。他给自己的船取了一个希伯来语名字，意思是“旧货”。那是一艘像划艇那样的直桅艇，14英尺长，是他1933年用150美元买来的。为了保持航行的简单化，即使可能发生紧急情况，他也拒绝安装艇外推进器。不知为什么，在水上无风船停止不动时，他从未想到使用船桨。他常常一连几个小时躺在离开海岸一段距离的船上，等待起风推动船行。这时爱因斯坦夫人（即爱尔莎）正焦躁不安地设法使留给他的晚饭不要冷掉。
他常常拒绝携带救生设备，他相信大海会照顾他。他的顽固，使他的家人和我的家人都为他担忧，因为教授不会游泳。后来我父亲请求他行行好，这才终于使他带上浮垫。父亲对他说，船上那硬的、不舒服的板凳，破坏了和他一起航行的乐趣。
爱因斯坦是绝对纯粹的理论家。他对自己理论的实际应用没有丝毫的兴趣。他的质能等价理论也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式--它表示任何已知物质中未释放出来的能量。但是，爱因斯坦不愿意沿着大街步行去看一个反应堆制造原子能。他的光电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金--这一系列方程式，他认为相对来说并不太重要--但是他没有丝毫好奇心去观察，他的理论是如何使电视成为现实的。
爱因斯坦永远不能理解的另一个难题是他的名声。他创立的理论是十分深奥的，只能使相对少数的科学家感到激动，但是他的名字在文明世界家喻户晓。他对自己造成的这种奇怪现象困惑不解。“我有过好主意，其他人也有过。”他有一次说，“但是我的幸运在于我的主意被接受了。”社会公众如同洪水暴雨似的对他表示关注，使他感到困惑。人们想会见他，陌生人在大街上停步向他凝视微笑，科学家、政治家、学生和家庭主妇写信给他。他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受到这种关注，为什么要把他作为与众不同的人突出出来。
爱好和平，反对战争。
作为永远的和平爱好者，在美国，二战前夕与二战期间，面对纳粹分子暗杀的危险，爱因斯坦没有丝毫的畏惧，而是更坚定地战斗。当他的挚友劳厄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指出法西斯就意味着战争，和平必须用武装来保卫，呼吁美国人民起来同法西斯作斗争。
1935年，为使诺贝尔奖金（和平奖）赠予被关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奥西茨基，爱因斯坦四处奔走。
1938年9月，爱因斯坦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信，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表示不满。
1939年，爱因斯坦获悉铀核裂变及其链式反应的发现，在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推动下，于8月2日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这封信很可能是别人执笔），建议抓紧研制原子弹，以防止德国抢先掌握这门技术。罗斯福接受了建议，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研究铀作为武器的可行性，几年之后这个小组被曼哈顿计划取代。
1940年5月22日，爱因斯坦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的中立政策。
1943年5月，爱因斯坦作为科学顾问参与美国海军部工作。
1944年，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爱因斯坦以600万美元拍卖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手稿。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当爱因斯坦从无线电广播知道美国对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杀伤许多平民时，他感到非常痛心。他后来写了一封告美国公民书，说：“我们将此种巨大力量解放的科学家们，对于一切事物都要优先负起责任，必须限制原子能绝对不能使用来杀害全人类，而是用来增进人类的幸福方面。”
二战结束以后，为开展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消除核武器、建立和平政府和反对美国国内法西斯危险，爱因斯坦继续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毕竟，日本、德国都已经先后无条件投降。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棒和石头打仗了。”
1947年，他连续发表大量关于世界政府的言论。
1950年2月13日，他发表电视演讲，反对美国制造氢弹。
1951年，他连续发表文章和信件，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是世界和平的严重障碍。
1955年，他与罗素联名发表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在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战斗的历程中，爱因斯坦一直关心着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和民族。
爱因斯坦反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支持黑人的解放运动，并呼吁“美国黑人在这个方向上所作的坚定的努力，应当得到大家的赞扬和支援”。
爱因斯坦反对法西斯灭绝犹太人的暴行，为争取犹太人的生存权利而大声疾呼。但是，他也反对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希望看到犹太人“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他始终幻想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和平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他们的仗打了几十年，一直战火纷飞、尸横遍野，至今仍硝烟不散、虎视眈眈，不知伊于胡底？
但他还是支持将犹太人定居点选择在犹太教的古地，并热衷于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1930年，爱因斯坦在希伯来大学发表名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爱因斯坦教授的讲座》的文章。爱因斯坦也将自己的论文都传给了希伯来大学。自1982年后，有关爱因斯坦的许多珍贵文献资料都保存于此（原件在此，复制品则保存在普林斯顿和波士顿）。
与此同时，由于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并不信奉犹太教，他只是赞叹宇宙和自然的美丽。1954年3月24日，他在给一位工人的回信中说道：“你所读到的关于我信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无限的敬仰。”
但爱因斯坦对佛教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他曾说：“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而佛教包括了对于未来宇宙宗教所期待的特征：它超越人格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更是基于对所有自然界和精神界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整体的体验而引发的宗教意识。佛教正符合了这个描述。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爱因斯坦说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晚年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曾认为甘地（1869～1948年，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的先驱与领袖，有“圣雄”之称，首次提出并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长期任国大党领袖）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
1949年，爱因斯坦还写了一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论文。在这里，他提出了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看法：“计划经济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时隔60年，这些话至今仍让我们钦佩和深思，并大有启发。
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分子兴风作浪的时期，1954年3月，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公开斥责爱因斯坦为“美国的敌人”；而一些狂热人士还造谣说他是共产分子，并且说他的前助手英费尔德从他那里知道原子弹的材料，准备供给苏联这些情报。
事实上，爱因斯坦除了担心纳粹能制造新式武器，在1939年向罗斯福总统建议这方面该进行研究写的一封信外，以后完全不知道美国政府秘密从事原子弹的制造。一些从事这一工作的爱因斯坦的朋友也对他保密，不让他知道有这回事。但当他知道德国没有制成原子弹，而美国已造出原子弹后，他的心情感到沉重和不安。他说，如果他知道德国不会制造原子弹，他就不会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匣做任何事情”。
爱因斯坦还联同史怀哲和罗素，为禁止核试验和核武器而斗争。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一声明促使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召开。他在给罗素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感谢您4月5日的来信，我很高兴在您这个出色的声明上签字，我还同意您的签名者候选名单。致敬，阿·爱因斯坦”
拒绝出任以色列总统。
爱因斯坦还有过拒绝出任以色列总统的佳话。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诞生。但不久，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15年的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的候选人。
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他：“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
“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
“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
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
“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而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
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
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缺少必要的人事组织管理能力。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