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得到证实，驰名天下后，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这个古老而陌生的东方国度--中国。
1922年7月，爱因斯坦受到被谋杀的威胁，与爱尔莎暂离柏林。10月8日，他们夫妇俩应邀去日本讲学，在法国马赛港乘日轮“北野丸”号启程，沿途访问了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11月9日，在去日本的途中，爱因斯坦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11月17日～12月29日，访问日本。
爱因斯坦在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3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
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像”和他的感慨，实在深刻而形象：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
这个城市鲜明地体现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差别，这差别让人十分理解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作者注）。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
这个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与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
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
（见于许良英等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及爱因斯坦女婿Ｒ·凯塞以笔名Ａ·赖塞所写的《爱因斯坦传》。）
爱因斯坦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的心在战栗，在淌血。
让所有那些鼓吹“殖民促进社会文明”的“精英”都来！让这些孙子都来！让他们看看这样的文字！
十几年后（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进修的中国科学家周培源第一次进行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中国人也敬重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年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
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
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爱因斯坦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西方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
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爱因斯坦还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1922年12月25日，趁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结束后返回德国时要再次路过上海的前夕，上海著名的学术与人文刊物《东方杂志》曾以第19卷、第24期作为“爱因斯坦号”特刊，全面介绍爱翁其人和相对论的有关知识。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良英就是爱因斯坦的热情崇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
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1938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
不幸的是，从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
1979年，北京科学界与广大民众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100周年诞辰的纪念大会。同年，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良英等人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此外，许良英还写过长文《爱因斯坦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