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狱中绝笔》诗脍炙人口。据黄彰考证，《绣像康梁演义》中所引林旭遇难前所写之诗，实亦为谭所作：“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抑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启超为契合保皇活动需要而改了全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并自解释“两昆仑”为王五和康有为。该书流传至今，引起学者对“两昆仑”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辛亥革命前，丁文江去西南考察。于是他才发现，武昌地学会地图、商务印书馆《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等一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都还是据康熙年间天主教耶稣会士所绘的地图为蓝本，至使地图上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错误了200年。
1914年，丁文江赴西南调查滇东矿产，随身带着《徐霞客游记》，循着徐的入滇路线进行考察。他发现，首先提出金沙江是长江上游的正是徐霞客。
丁文江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矿藏，仍将被偷窃而去。他曾对中国过去500年中宰相的籍贯进行考据研究，并对董显光说：“中国宰相出生于南方为多数，尤以苏北最多。”
丁文江自日本归，书赠孙叔雅诗一首：“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系据月性和尚（通常误作西乡隆盛）诗改作。
陈寅恪以诗文证史为一种重要的史学方法。如以李商隐《无题》诗“万里风波一叶舟”，证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夏季；以陶潜《桃花源记》释十六国时期北方坞壁；以韦庄《秦妇吟》补述黄巢起义的事迹等。
胡适作了洋洋数万言《陶宏景真诰考》，文中提出真诰是抄《四十二章经》的。他自诩，居然经过了1400年而后被自己发现。陈寅恪得知后，不假思索地说，《朱子语录》中早已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
胡适《白话文学史》叙述佛教翻译文学，陈寅恪从北京寄来《童受喻鬟论梵文残跋》。当时柏林大学路德斯教授在龟兹寻得梵文《大庄严论》残本，与鸠摩罗什译本对照研究，但未有成果。陈寅恪因精通梵文，又懂汉文和德文，对此作了校勘和考证，并答出作者为童受非马鸣。因此人们说他“运用语文的方便是并世无第二个人可及的”。
胡适对“旧瓶新酒”考据说：“现人喜引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袋装酒，不是瓷瓶或玻璃瓶。”
胡适曾考证《红楼梦》人物宝黛生气原因、经过以及结果，并作了分析和统计。结论是宝黛生气总共7次半；这半次，就是有一天，林确实在生贾的气，经贾赔礼、认错，林又破涕为笑了，因此只能算半次。
1926年，胡适游欧阅读敦煌卷子，在巴黎发现三种神会的语录，在伦敦发现神会的《显宗记》。回国后，他校订神会和尚遗著，写成四卷出版；并为神会立传，改写了佛教禅宗的历史。
蔡元培解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用古文证明，中国早巳有之。所谓“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博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黄侃在大学讲清史时说，董小宛入宫，实顾亭林主谋，有献西施治吴之意，并称已获确证，但又匿不示人。
梁漱溟见到焦菊隐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觉得叙述颇有错误和疏漏不明之处；后又检看较早些年出版的李剑农著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其错误疏漏之点如出一辙。他始知陶误盖因袭于李误。
竺可桢把自然科学知识引入版本校勘。他说：“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凉州词》）应作“黄河直上白云间”。
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曾引用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天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长江黄河流域海拔超过4千米处，不但无夏季，也无春秋。
章鸿钊1918年作《石雅》，书中据五代道士杜光庭《录异记》对荆山之玉的描写，认为此中的绿松石即是和氏璧。
《诗经》是世界上一部记载植物的书。陆辛农为此编撰了《诗经草木今释》一书，做了大量考证工作，完整地阐述《诗经》中各种植物的学名、性状。
陈垣从蒋良骐编《东华录》考信，认定顺治死后始称灵柩为“悴宫”，以后改为“宝宫”，正说明最终是火葬的。从一个字解决了一大难题。
陈垣曾鉴定伪造清康熙年间画家吴渔山的画《仿李营邱》。他说：“邱”字始于雍正四年，为避讳“丘”字而设的；吴渔山卒于雍正以前，怎能预先避讳。
刘节26岁时所写《洪范疏证》，从《洪范》用字的音韵，证实此为战国末期作品，解决了干百年一个难题。梁启超说此“可谓空前一大发明”。
丁超五用算术和代数推演，联系近代科学，表明《易经》有丰富的辩证思想。他认为，孔子把杂乱无章的占卜排成“先天图”，由此按其暗含的几何级数演算出各种数量关系，可揭示宇宙的奥秘，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
许地山执教燕京大学时，曾多次到北京城里东岳庙观摹，请同学帮他绘制七十二尊泥塑神像。他说，这些泥像虽塑自元朝，但穿戴却是宋朝服饰，而宋以前的服饰是与宋相殊不大的。
卫聚贤写有《楚辞研究》，书中考证屈原是假名，实无其人，并疑《离骚》为淮南王刘安所作。
经刘衍文考证，李白诗原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但王士祯将“看月光”改成“明月光”；乾隆又把“望山月”改成了“望明月”，致使一首五绝中出现了两个“明月”。
阮毅成考证陆游“小楼春雨，深巷杏花”诗中的“深巷”，指的是杭州孩儿巷。
廖世功在江苏武进讲演伏羲来源，说伏羲源自埃及，伏羲之“羲”与“牺”字通；“牺”乃野牛，即西人称为yak者，而埃及以牛为帝王征象。
董作宾对李济解释卜卦的“卜”，声音是怎样来的。他拿了一块已经钻好了的龟版，在钻痕旁燃一根火柴。龟版灼热了，发出响声像“卜”；又看龟版背，已出现了“卜”形裂痕。所以早期的“卜”字，中间总是一直，一点可以在左或在右。
苏曼殊曾托黄节刻闲印一方。文曰：“我本将心问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柳亚子以为有此印，又有黄题款，一定是苏自作。杨霁云考证说，这两句系出自《封神》十九回，只是原句“我本将心托明月”中的“托”字，被苏改为“向”或“问”。
林纾撰母亲事略，初稿有“瘦肉”字眼。谢叔元见而哂曰：孰谓琴南通，世有通人而不读《水浒》乎？林纤知道后，即改“瘦”为“精”字。盖《水浒》称“精肉”。
吴承仕讲文字学，主张把字看成是“动”的，而不是静止不变的。他认为“物”、“货”、“价”、“财”、“宝”、“贵”、“贱”、“钱”等字，其偏旁结构是依社会交换手段、流通手段的沿革而衍变的。
柳亚子读曾朴《鲁男子》，指出书中称崇祯只有十六年，没有十七年，是弄错了；将来出版全集时，要修正或附加按语。
柳亚子反对宋诗。他说：“若非革命成功，宋诗已送中国至于万劫不可复回之地。”以“宋”为“送”，他人多笑之。胡朴安说：“此非亚子之私言也。《释名》云：宋，送也，地接淮泗而东南倾，以为段后，若云泽秽所在，遂使随流东入海也。亚子是用古训诂耳。”他人遂结舌不能言。
于右任从洛阳古董商手里买到7对名将显宦夫妇的“鸳鸯碑”：或是夫妻合葬的墓志，或是夫妻分葬异地的两块墓志，或是合葬的墓志其中一块流落异方，发现后又合而成双，均有传奇色彩。于为此撰写了学术论文《鸳鸯七志考证》，此时他的书斋特意定名为“鸳鸯七志斋”。
朱复戡据《史记》记载，并参照旧拓本所存部分残文，将残存九个半字的秦始皇《泰山刻石》逐字考证，按原字体补全；后又补全了《绎山刻石》和《碣石刻石》。其所书秦小篆，可谓与秦刻比肩，使人难辨真伪。
朱熹曾说：“看文字须如法官深刻，方穷究得尽。”胡适引申朱熹的主张，写《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并指出考证学者的用语与刑讼用语接近，可能彼此间有历史渊源。
顾颉刚讲到“盲史”，说应改为“瞽史”。“瞽”是唱诗的，“史”是写诗的。其实，左丘明并非“盲”，他并未失明。
《宋史》中王禀无传。王国维特作“王禀传”；以为北宋亡国延迟一年，实王禀坚守太原之力。
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杀。左舜生认为王是受叔本华影响，此外也许还受曹雪芹影响。因为王写的《红楼梦评论》，其论述之深，当时还找不出第二人。
姜亮夫曾把《屈赋》全部归纳一遍，得出句法结构形式，因而考订出《楚辞》中的“贺”就是“资”。
黄炎培曾以记者身份介绍清朝人才分布。他说有人曾统计，由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的258年间，共出了114名状元，其中江苏有49名（含吴县16人、常熟县9人）；广西仅出4人，却都集中在临桂一县。
鸟类学家郑作新据中国考古和古籍印证，发现达尔文是据明《三才图会》说中国家鸡自印度引进来的。郑考证中国家鸡早于印度，它是中国人自己驯化的。
金兆梓称《老子》一书，不但成于汉文帝时，而且就是文帝夫妇所纂辑。
郑天挺治史颇有新解，称姜维虽是人才，诸葛亮也重视他，但蜀国人都以他为西凉外国人，以致不被重用。
顾实某次上课，在黑板写有“凡诗书群经之牛，皆即今之黄牛也。今之水牛在古代当属野牛之一种”。学生问：“然则，‘有宰牛而过堂下’之牛，称其黄牛耶，抑水牛耶？”顾说：“也是黄牛。”
陶渊明《桃花源诗》有“奇迹隐五百，一朝敝神异”。傅东华注为“白秦末之乱至晋太元中凡五百八十余年”。但王斤役以为未当，以为“五百”当作田横五百义士解。
朱建民教授喜收集研究火柴。他说：“火柴原称‘洋火’，北京名之为‘洋取灯’，闽南则称‘番仔火’，可见它是自西洋传来的。火柴初传中国，有诗《咏洋取灯》：‘纤纤寸木药硝粘，引得灯光胜火镰，莫怪粹奴夸利用，缘他工省价还廉。’”
梁思成到五台山佛光寺参观，从殿宇外形以及石经幢看出此是唐代建筑。为了有更确实的证据，梁从附近村里借了高梯，端着脸盆，用刷子蘸水把几道横梁刷洗干净，终于见到了墨迹题记：“唐大中十一年重建”。
1936年，朱希祖考证在梁谓山的窑碑，认为可疑处有九，其主要为，“梁时南朝无此半篆半隶之字体”，因当时无有窑字（应作窯）；而“谓”字仿“石峪体”，“山”采用《瘗鹤铭》；文中称普通元年“梁制五铢钱”，亦误，应在四年，以此证系伪作。
朱希祖与同侪游览南京淳化镇，发现南齐临川王萧映墓前石刻华表顶端刻一莲花托盘，盘上站有石兽，人均不识。朱当即判识：因南朝颇信佛教，故以印度传入的莲花和狮子为装饰。后学者皆从其说。
朱希祖发表《古蜀国为蚕国说》，称蜀就是桑虫（蚕），巴就是大毒蛇。
方东美开设哲学课，往往借用中国古典文学词句来说明哲学问题。有次他借用《西青散记》“何事生情因色有，何因造色自情生”进行解释，说情就是心，色就是物，世界由情色构成，也就是“心物合一”。
吴梅阅汉末王粲《登楼赋》。有两个本子的注都误将楼作富阳城楼，也有本子认为在襄阳或江陵。他根据赋中“挟清漳倚曲泹”句，认为点明地址应为湖北当阳，从而纠正了前人谬谈。
吴佩孚当政时，谓据其考察结果：“蚩尤乃赤化之祖，蚩者东也，尤者赤化之尤也。”鲁迅知后斥之曰：“蚩尤本称炎帝。炎，火德也，故亦称炎帝。如吴大帅所说，则黄帝讨伐蚩尤，是即以赤讨赤。”
日本竹内实著文，说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眉间尺”，是以伍子胥为模特儿的。因为《吴越春秋》称伍子胥形象有“眉间一尺”。
刘大白有次和夏丏尊偶尔谈及印度哲学之四大说，顺次论及它和中国五行说之异同。刘大白称中国古代亦是四大说，五行说发达在后。夏问他依据。他说，见于八卦。八卦中明明有地火水风；地火水风四者为体，其余四卦则其相也，如山为地之相，雷为火之相，泽为水之相，天为风之相云。夏丏尊认为斯说甚新颖，从来治《易》者，似尚未有人道过。
钱穆读日本龙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发现日本侵华作战路线多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经钱钟书考证，《蕉音杂录》里的《生颂》，是中国最早的译诗。
吴晗著文解释北魏名将斛律光“所获禽兽或少，必丽龟达腋”，说是射鸟总是背上中箭。夏鼐对他说：“鸟背并无龟形隆起，可见此乃指兽。吾兄酷嗜钓鱼，而不习打猎，故易致误。”吴晗表示同意，自称：“我确是只会钓鱼，不会打猎。有渔无猎，只能算半个渔猎社会的人。”
杨啸谷鉴定，古画《普贤菩萨》不是唐人吴道子的画：画中菩萨是长指甲，而中国人留长指甲是在宋后；画中的经书呈折迭状，而唐时是手卷的。
周作人讲到中国的文学变迁时说：文学最先是混在宗教内的，后来因性质不同，才分化了出来。
周作人对《圣经》也有兴趣。他写的《圣经与文学》曾对《圣经》由来考证，说《圣经》系明时利玛窦译为汉文，初为粤语，继而译为闽、浙等地方话，相继问世有八九种，最后才成为今日的北京官话。
朱光潜以为学与问、人与情两字合而言之，成为一常用名词，只见于中国语言文字；而西洋语言文字，则无相当名词。
郑振铎对中国戏文研究的起源长达七八年，认为是从印度输入，但无文字依据；后温州古寺发现梵文写本，经陈寅恪辨明是印度剧本《梭康特拉》，方下结论。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欧阳予倩创作《梁红玉》（改良戏剧），因“吻合时势”、“含有警世”，受到赞扬。赵景深观后，指出有玉瑕处三。其中之-有韩世忠、梁红玉赏月，不应用“中秋”，只能算某月半（农历十五）。因为据《宋史》，韩世忠在建炎四年上元节“引兵赴镇江”，败敌事当在三、四月，如以兀术久围48日计，最多是6月罢了。可见其观察之心细。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曾称《红楼梦》为一部三角恋爱小说，因宝玉与黛玉，玉与玉相对；宝玉与宝钗，宝与宝相对。
唐人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写了质疑诗：“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但也有学者提出：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
郭沫若据钱潮提供的斑疹伤寒资料，在《〈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一种解释》一文中，证实贾宝玉和王熙风也得过斑疹伤寒，因为郭也曾患过此病。
郭沫若3岁读王维的《相思》，直到70岁到广东高要、海南，见到多种红豆，方才读懂了它。他说，王维是山西人，没有见过红豆树，因此他这首诗的第二句显然该用问号。许多新本唐诗却用句号。所以，真正读懂一首诗，是并不容易的。
饶宗颐访印度时，以印度古经典《吠陀》与屈原的《楚辞·天问》作比较研究，证实了“发问型态”的作品，其历史源远流长。
罗尔纲从1964年到“文革”，就李秀成问题写了3年检讨，检讨书高可盈尺。但他都是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作检查，而从不改变对李秀成学姜维伪降钟会的考证。
聂绀弩50年代初期，到苏北调查施耐庵其人其事，写了大量材料。但30年后，他著文说：所有关于施耐庵参加张士诚起义的传说以及其它传说，全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连施耐庵的影子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