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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治学(2)

夏承焘作读书笔记的原则是“小、少、了”:本子要“小”,一事一页,分门别类;记的要“少”,文字务求精简,不可长篇大论;最重要的是“了”,必须完全领悟,而且有所批评与创见,才是“了”。

朱希祖曾称文学可分人生及艺术两类:一求至善,二求至美;一以陶渊明为代表,一以谢灵运为代表。新文学则是两者兼而有之。

郑朝宗与青年人谈治学之道,说有三条最须特别用功:(1)过古文关;(2)过外文关;(3)要写作,写不能停,要多读多写。

林砺儒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24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其《伦理学要领》,该著为国内第一本以伦理学命名的书。

1925年春,孙伏园调查民间进香旧俗,不惜假扮香客,磕头如仪,以便收集第一手资料。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的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

1928年胡适和友人同游庐山,对山上的耶舍塔做了4000字的考证。有人说他小题大作。但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胡适认为,中国近世哲学可分两个时期:理学时期(1050一1600年)和反理学时期(1600年以后),并认为顾炎武是反理学思想家的代表,因为他开启了清朝三百年以科学精神治古书的风气。

黎锦熙、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和赵元任等公认汉语改革须分三步:第一步简体汉字;第二步注音字母;第三步拉丁字母(拼音汉语)。并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稿凡九易,于1928年由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公布。但对实现第三步所说不一:钱说要l00年;吴稚晖说要1000年;黎说,100年也可以,再少一点儿也可以,就看我们的努力。

元好问《遗山集》有诗:“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取一回新,鸳鸯绣了纵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中国人对于治学方法所持的传统态度。胡适很反对这种状态。他说,古人说的后两句,“这是很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把这金针送给大家,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卢前开“新闻文学”课程,认为新闻标题若要制作得好,必须要有诗词根底;标题诗词化,才能言简意赅。

吴霄川主张研究经济史应该与研究经济地理合流。他不把地理学看成是历史学的附庸,还鼓励秦佩珩用研究西洋经济史的方法来治中国经济史。

陈望道著述谨慎,考虑周密。他从1923年起研究中国修辞学,但到他的《修辞学发凡》出版却是1932年了。十年春秋,细磨精琢,只写了一部书。

王云五80岁时谈治学之道:为学当如群山峙,一峰突出众峰绕。在学问的高峰中,学法律的不能不懂经济,学政治的也要懂外文。

何其芳治学,常说著作“要经得起查书”。他在写论文《论<红楼梦>》时,为评价当时“红学”研究中颇为流行的“市民说”,硬着头皮通读了非常难读的《明儒学案》,最后结论是:“市民说”经不起查书。

袁家骅在云南调查窝尼(哈尼)族语1000余字及14个故事后,认为研究语言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学好外语;二,熟悉国际音标,有高度记音能力。

30年代,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燕京大学专号之一)为国民党北平当局以“敌睦邦交”名义查禁。因而姚名达说,他们不知道日本学者后稣肃堂曾经花40年工夫研究倭寇,一生未攻其他事业,尚且未禁哩。

张荫麟1933年从美国归来后,专门研究历史。他认为国史才是一生事业所在,过去弄哲学、社会学,无非是为历史研究打下根基。他的治史方法是从长编下手,以为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不苟且,不偏徇,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

朱起凤用三十年编撰《辞通》,1895年草创时初名《蠡测编》,1918年初稿定名《读书通》,后知明人有同名之书,遂更名为《新读书通》,1930年开明书店付印,1934年出版。

连横修《台湾通史》。日本当局把书中卷四的篇名“独立纪”改易为“过渡纪”。连即于“独立纪”上,另贴“过渡纪”三个铅印字,每一页书边的篇名则仍作“独立纪”。至于书前目录的卷四则作“过渡纪”,下列小字“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

王竹溪乃物理学家,却以大半精力编纂成《新部首大字典》,凡250万余言,把汉字的数百部首精简为56部首,为汉字检索的机器化提供了条件。

抗战时,董作宾在煤油灯下,手写石印纸,手研石印油墨,完成了被傅斯年誉为“增长中华民族信史三百年”的巨著《殷历谱》。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对学生热情鼓励,但并不轻易称许,往往为一个问题会与学生争得不可开交。他曾风趣地对学生说:“你们不易说服我,我也不易说服你们,甚至我连我的太太也说不服,虽然民主的精神在于说服。”

闻一多致力研究唐诗,线装书堆里摆满了长方大本子,每本上写得密密麻麻,注释讲解推陈出新,周详细密;连杜甫的朋友也被列为专题,题名《杜甫交游录》。

1941年,闻一多在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助教何善周感到惊奇,说:“闻先生,你看这书做什么?这是一本入门书。”闻却严肃地说:“入门书?在这方面我还是个小学生,我得从入门书看起。”

闻一多研究《诗经》,除学王引之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弗洛伊德分析法。

闻一多认为,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只是因佛典翻译和宣讲,唤醒了本土故事兴趣的萌芽,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和戏剧。”

王芸生在1946年曾著文《论曾国藩》,说曾国藩打败太平军,在海禁大开之时,稳固了传统的顽固和迷信,至少使中国现代化延迟了50年。

任继愈说:研究中国哲学史,不深入了解宋明理学是不行的。了解宋明理学,不了解佛学也是不行的。好比修一条铁路,有时要打通许多隧道才能通车,研究佛教是为了打通隧道。

姜亮夫曾谈到做研究工作,能善于发现问题的方法有四:博览以见异说;贯通以求重点;温故以寻流变;比较以得是非。他的学生胡道静认为,方法虽有四,但必须综合运用方能大有好处。

胡朴安曾就治学之事发表谈话。他说读书和做事,应该按年龄增减,即自15岁到25岁,每日8小时读书,2小时做事;自25岁到55岁,每日4小时读书,8小时做事;自55岁到65岁,每日读书、工作各4小时;65岁以上,应该是读书和做事各2小时。

来新夏以20年的时间,检读300年来的人物年谱800余种,1000余卷。每读一谱,便写-篇书录。书录记谱名、编者、卷数、版本、著录情况、谱主事略、编纂缘起、藏者和史料等,少则二三百字,多则千字;终纂成一部50万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孙起孟为《读书与出版》撰文写道:“为问而学!大学者必须是个大问者!不勇于问,不明于问,那是不配谈学问的。”

王力很虚心。只要有真实材料足可证明他的说法不正确,他就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有人给他来信指出,《古代汉语》一书注释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萧君圭、君玉为两个人不确,实是一个人。王力很快就复信说:“你说得对,应该是一个人,是我弄错了。”

姚克退休后,潜心于李贺诗研究,自称“十余年来,长吉难解之‘诗谜’(钱钟书语),我居然能通解百分之九十九”。

启功敬仰汪容父,视其论《亢仓子》、《鹗冠子》两篇为佚文,特予发表;后知此乃柳宗元的作品,即作更正,对指出者致谢,向读者致歉。

俞平伯晚年绝口不谈《红楼梦》,但仍随时注意评论界动向,与黄裳信称:“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率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

周谷城回忆当年说:“《中国通史》一出,即被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不许我教,责令我教世界史,并限定要兼教世界史学史,以为这可以折磨我。”岂知,他不怕“改行”。他继续回忆道:“我正想多知道一些世界史,并且认为,研究中国史却不研究世界史是很不方便的。”很快他又变成了世界史专家,写出了《世界通史》3册。

翦伯赞重视史料工作,燕园里流传着他“八读《汉书》”的故事。他为修改旧稿《中国史纲》(第三卷),遍阅了有关的文献、简牍、碑志等资料,辑出史料11大本,共约100万字,又分别条目,装订成册,使用价值极高。

范文澜在北京修订《中国近代史》,就李秀成被俘事,几次易稿,最后定为李秀成被俘以后,晚节不好。但到发稿前夕,他突然通知荣孟源:“明天不要发稿,因为有人对于李秀成的晚节表示惋惜,所以稿子还要改。”最后改过付印(1951年7月出版的修订二版)。但在出版后,范对荣孟源说:“这样写还是不妥。下次重印,一定要在评李秀成后,加上这句话:‘事实上,不论李秀成当时究竟有何种想法,向敌人乞降的可耻行为,任何辩解都不能减轻他自己造成的大污辱。’”

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第四卷唐代文化,其中唐诗部分只占2万字,他却把《全唐诗》整部通读了一遍,才开始动笔。他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用什么,不用什么?”为了写好唐代佛教部分的6万字,他让助手阅读了全部佛经,而后自己又精读了助手摘录的100万字。

50年代台湾文网罗织。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在台北再版时,书中不能出现鲁迅,可又不能没有,就改作“卢信”,但现代文学史里是没有卢信其人的。

李政道1957年在诺贝尔奖学术报告会上,没有按惯例讲他的获奖项目,却讲了《西游记》。他说:“孙悟空尽管一个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但是翻来翻去还没有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们在学术知识的研究过程中,可能作出进展,但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我们翻斤斗,翻到如来佛的手指根上,我们距离真理仍然是极其遥远的。”

1968年,桥梁学家李国豪在“牛棚”里,利用旧报纸作草稿,专攻大桥晃动问题,经过多次的计算,终于在翌年完成了桁梁桥的扭转理论,填补了世界桥梁理论的空白。

傅鹰在1956年就写了几十万字的《普通化学》讲义。但他多次以该书需要修改为由,而拒绝公开出版。直到他1979年逝世后,此书才正式出版。

罗尔纲笺注《忠王李秀成自述》,始自1931年为《近世中国秘史》一书所收的《李秀成供》作注释。后经不断修订补充,初版再版,终于1980年完竣,历时49年。他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头了。”

1981年春,苏雪林撰文悼念茅盾:“他笔下的老通宝和鲁迅小说中的阿Q一样,深刻动人而有个性。”

1983年,苏雪林完成了150万字的巨著《屈赋新探》。她说:“我的屈赋研究费时30年,范围非常广大,顾颉刚先生《古史辨》中不能答复的问题,我都替他答了。”

钱学森的一篇关于薄壳方面的论文仅几十页,可是经反复演算报废的却有700多页。正如他自己所说:“拿出来看得见的成果,只是像一座宝塔的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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