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近在眼前。穿过一片慈竹林，再下二十来步石梯，就是我家的前门。但我没走前门，而是从竹林的斜刺里下去，到了后门外。前门与大院里别的人家隔门相望，后门则是独立的，左面是喂猪牛的偏厦，右边是一个粪坑。偏厦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立起来的，距今有三十多年了，梁柱被虫蚀得千疮百孔，轻轻一摇就要断裂似的。偏厦顶上覆盖的茅草，被风扯走了好大一部分，剩下的被雪长久地捂着，发出一股霉烂的气味。牛圈空着。我出门的时候牛圈就空着，当时我对妻子金花说：“我争取到广东打一年工，就寄钱回来把牛买上。”金花听到这话，不住地点头，仿佛生活从此得到了保障。这也难怪，牛是农人的半个粮仓，在我们这山岭连着山岭的偏远地区，没有牛帮忙，更是寸步难行。结果我前两年根本没挣到钱，五年来，只寄回了三千一百块，现在牛贵，用这点钱买头成牛是不够的，买头蛋子牛儿该没问题，但牛圈还是空着，跟我离家时一模一样。猪圈里倒是传出咕噜咕噜的叫声，是一条需要戴上眼镜才能看到的小猪。
路途中的兴奋已消失大半。
后门上了闩，我只得拍门。屋子里老半天没有动静。我加大力度，把黑迹斑斑的门板拍得啪啪直响。不一会儿，里面响起器物碰撞的声音，紧接着门被拉开了。
我的妻子金花，蓬松着头站在我的面前。
她变得苍老了，与我记忆中的差距很大。她比我小两岁，现在只有二十六，但看上去怎么说也是四十岁的人了，额头和眼睑上的皱纹，一条一条的，又深又黑，触目惊心。我多么想拥抱她。那一刻，我多么想拥抱她，就像那些城里人一样。
我情不自禁地张开两臂，但金花并没有扑上来，她依然把着门，带着疑虑的目光望着我。我觉得很失落，张开的两臂无处放，便撑住门框。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呢。”金花说。
“敲了那么久的门，为啥不开？”我带着隐约的恼怒这么回了一句，就挤进门去。
金花没回话，摸摸索索地把灯打开。一尊巨大的土灶，占据了差不多半间火房，猪食桶、饭碗、筲箕和筷子，都堆积在土灶上面；灶沿黑乎乎的，是长年烟熏火燎的结果，黑中偶尔露出一条白，是米汤，也可能是鸡屎。
我心里涌起一阵厌恶。其实我没有理由厌恶，我出门之前就是这样子的，鞍子寺村的所有人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
“银花呢？”我问。
银花是我们的女儿。
“睡呢。”金花说。她蹲到灶孔前，划火柴为我烧洗脸水。柴圪里放着一捆松毛，松毛枝上还有没完全化掉的雪痕，证明是昨天下午甚至昨天晚上她才从山上弄回来的。老君山上不缺柴烧，青冈树就是很好的烧柴，火性硬，又经熬，但需要劳力去砍，青冈树的质材比它的火性还硬，要是弯刀磨得不快，哪怕是壮男人，一刀下去，把手震得发麻，也只能抖落几片叶子。在这大山里，尽管女人跟男人一样受累，但砍柴的活，犁田耙地的活，历来都是男人做的，家里没有男人，女人就只能把骨髓里的气力抠出来，起早贪黑地忙，也不一定能盘活几多日子……
金花就是这样苍老下去的。
再说她还有风湿病呢！
她不是不想我，她是被生活逼得只知道怎样把日子一天一天地熬过去。
此刻，她蹲在灶孔前，划了无数根火柴，松毛却没有点燃，屋子里涌动着黄色的烟雾，又潮湿又呛人；烟雾裹住她的头，她眯着眼睛，继续划火柴。我站起身，想去帮她一把，脚底却发出“咯——”的一声长鸣。是两只鸡，它们不知什么时候从门角的鸡窝里出来了，静静地偎在我的脚边。
鸡一叫，火像被吓住了，自动燃了起来。
屋子里的烟雾陆续走出家门，飞到田野上，和晨雾抱成一团。
我进卧室看女儿去了。
对当父亲的感觉我是陌生的。我还没有学会当父亲就离开了家。眼下，女儿已经五岁，她会叫我爸爸吗？
卧室跟火房一样凌乱，墙角堆着土豆、红苕和锄头，墙上挂着蓑衣、斗笠乃至犁铧。这样的布局，使放在角落里的那张木床显得特别怪异。床上笼着蚊帐——这时候不是挡蚊子，而是挡风。屋子里无处不漏风。我又激动又胆怯地撩起蚊帐，看见女儿平卧在靠里的位置。她的脸那么小，又那么漂亮，就跟她母亲留在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银花，银花。”
我这么叫了两声，没把女儿叫醒，妻子却在外面招呼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她感冒了七八天，一直没好。”
我把手掌合在一处，不停地搓，搓得都生电了，才放到女儿的额头上去。热乎乎的，并没怎么发烧。我又凑近她耳边悄悄喊：“银花，银花。”
银花到底醒了，两只手揉着眼睛，然后又紧张又好奇地瞅着我。我一把将她提起来，揽在怀里。银花“咝”的一声，抽了口冷气。
原来，我的衣服和头发都被雾气湿透了。
我正准备给她穿衣服，她却挣脱我的胳膊，又钻进了被窝，带着哭腔叫：“妈——”
金花跑了进来，脸上红彤彤的，目光在我和女儿之间游移，之后半嗔半怪地看着女儿说：“傻女子，他是你爸呀！”
话音未落，两行泪水涌出来，在金花的鼻翼间浸润。
见妈妈哭了，女儿很懂事地翻身起来，自己穿衣服。
我一把将妻子抱住，坐到床边上，又将女儿抱住。
一家三口，就这么一言不发。回家的感觉，这时候才在我身上彻底复苏。
五年来，我都是一棵无根的草，现在我终于找到根了。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吮吸的声音，发芽的声音，五年打工生活的辛酸，像潮水一样往后退。
疲倦袭上来，我感到自己的骨头松散了，软成了一摊泥。金花站起身，叫还没穿好衣服的女儿赶快下床。“让爸爸就在这里睡一会儿。”她对女儿说。
那边屋里还有一张床，但这张床是女儿睡暖和了的，再说那边床上也没挂蚊帐挡风。
女儿跳下去，光着脚丫子，提着衣裤就去了伙房。
“睡一会儿吧，”妻子对我说，“你浑身都湿了，脸也是肿的，车上怕是没眨过眼。”
接着，她把我的头抱在她的双乳间，麻利地从蚊帐架上扯下一件破衣服，在我头上擦，之后又为我脱掉湿衣湿裤和鞋袜，将我往床上一横，盖好被子，才出去了。
她刚把门一关，我的泪水便汹涌而出。
这是蓄了几年的……
去广东的时候，我首先进了一家水泥厂当搬运工，有天我往车上扛包装袋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跤，袋子破了，水泥撒了出来，老板就找这个岔子将我赶出了厂门。进厂之前，我是交了100元押金的；每个进厂的农民工都要交押金，无偿地干两个月，才计算工资，也才将押金退还，而我在这家厂里只干了四十多天，现在被赶出来，意味着我不仅领不到工钱，连那100元押金也扔到水里去了。
之后我流浪了好几个月，才去了一家位于城郊的磨石厂。我的工作是干水磨。里面有二十多个工人，其中还有女人，一天十六个小时，站在污水遍地的地板上，腰深深地弯着，双手握住一只手臂似的电刷为石料抛光。电刷的声音尖厉刺耳，再加上旁边石磨房的电锯声，整个简易的牛毛毡房里鬼哭狼嚎。抛光之前，需给锯成各种形状的石料上胶，那是树胶，有毒，电刷一挥，白色的有毒粉末扑得我们满脸满身，最多干上十分钟，头发全都变成了白色，就连手臂上的汗毛也像结了霜。但我们谁也没戴口罩，我们是农民工，怎么能那么娇贵呢？一天干下来，衣服当然早就湿透了，即便在胸前围一块塑料布，四处飞溅的水点子也会积少成多，把衣服淋湿；连内衣内裤也湿了，不过那是汗湿的。我们一边拼命，一边想着花花绿绿的钞票，心里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可是老板一直没给我们发工资，拖了四个月也没发。
有一天，放在台面上的一张石料鬼使神差地掉到地上，当即碎成几段。
老板恰好站在那石料旁边，当即破口大骂：“猪，你们全都是猪，连放一块石料也放不稳！”
他跳上那断裂的碎片，又踩又踏，上了树胶的石料打滑，他双脚一溜就坐了下去，肥大的屁股刚好硌在断裂处，痛得他龇牙咧嘴。
我们马上跑过去拉他，可他不要我们动，接着骂：“他妈的，一群猪，不要把老子碰脏了！”
他自己爬了起来，一手摸屁股，一手像画圈那么一挥，厉声喝道：“跪下！”
我们都怔住了，像没听懂他的话，迷惑地望着他。他口齿清晰地说：“谁不跪下，就别想领那四个月工资！”
他甚至说：“谁不跪下，老子就放他一条腿！”
有人跪了下去。那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她跪在自己身旁的水槽边，湿漉漉的头发耷拉着，遮住了黄黑色的脸，但嘴角的一串白沫却触目惊心；这女人身体瘦弱，每天劳动八个来小时，嘴角就挂着白沫。
女人跪下之后，陆陆续续的有人跟着跪了下去。
只剩我了。老板的目光慢慢移到了我的脸上。他的目光带着锥子，直往我的心脏里扎。
我也跪了下去。
我不怕他放我一条腿，但我怕他不给我工资，我出来不就是挣钱的吗？家里房子那么仄逼，人跟畜生差不多挤住一块，地气潮湿，让妻子的病总也不见好转，我要挣钱回家修新房，要为妻子治病，还要存一些钱为女儿将来读书。我出来要是挣不到钱，不要说下跪，死了也活该。
在湿地上跪了整整半个钟头，老板才让我们起来。
那一次经历使我明白，人可以给天地跪，给父母跪，给自己尊敬的人跪，但是绝不能给老板下跪。跪了一次，你的脊梁就再也直不起来了，你就只能趴着走路了，你就真的不是人了。
后来我们又给老板跪过几次，原因都是放在台面上的石料掉下地摔碎了。
从第二次开始，我们就知道那是老板故意把石料掀下来整治我们的，但我们不敢点穿。据说城里许多老板都用故意损坏东西的方法来整治农民工——故意损坏东西，再惩罚做工的人。他们认为这是管理农民工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老板让我们跪了，出门的时候，还要委屈地咕隆：“他妈的，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养了一群白痴，一群猪！”
他说的“养”，是因为他老婆在给我们做饭，我们吃饭不交现钱，以每顿五元计，将来在工资中扣出。
我们站着干活，跪着做人，就是为了看到钱。可是老板依然不给我们发钱。一直拖到那年的腊月二十六，老板早上进来说：“货就只有土坝上那点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之内全部做出来，只要按时按质地完成任务，后天就发工资！”
我听到自己身上的血液轰的一声响。我看不到自己的脸，但我知道自己的脸一定红透了。那个嘴角挂着白沫的女人，没被树胶粉罩住的耳壳，红得快要浸出血来。
平时凶神恶煞的老板，这天显得特别亲切，他没骂我们白痴，更没骂我们是猪，他还笑着说：“大家领了工资，回家好好过个春节啊。”
我们身上像长了八只手，下午三点钟，就把所有石料全都打磨出来了。老板派人验了货，就一车一车往外拉。拉到黄昏时分，土坝就腾空了。
吃晚饭的时候，老板说：“后天我就去银行提款给大家结账，明天大家休息，你们可以去找找老乡，也可以去外面玩，广东好玩的地方多呢，大家伙儿安安心心地去走走吧，谁说农民工就不能玩呢，农民工同样是可以玩的嘛。”
这话听得我们心里暖洋洋的，这话表明他把我们也是当人看的。当然，我们身上分文不名，不可能去外面玩。也没有人去找老乡。大家都等着领钱呢，哪有心情去找老乡。
第二天的天气出奇的好，太阳毫无遮拦地照耀着。厂房附近有一条废弃的铁轨，铁轨两旁荒草丛生，我们吃了早饭，便相约去铁轨边坐坐。一起干了大半年活，彼此间却没怎么说过话，我们都以为自己不会说话了，可坐到铁轨旁边的草丛里，话却那么多，说的都是自己守在家里的亲人。
那个皮肤黑黄的女人，第一次没在嘴角挂上白沫，她说她是陕西人，叫邹明玉，十年前就离了婚，但离婚的事她只是一笔带过，紧接着就幸福地说起她的儿子（她说话时，一句一喘，由此我们才知道她出来干水磨干了好些年，早就得上了矽肺）。她儿子正读高中，成绩好得不得了，她出来打工，就是给儿子挣书学费，供他将来读完大学。
“儿子读了大学，就可以去城里上班了，就能堂堂正正地当一个城里人了，就没有人叫他下跪了。”邹明玉说到这里，红了眼圈，抬头望天。
天空上万里无云，一群自由自在的鸟，在阳光下悠闲地飞翔。
邹明玉的话引起我无限的惆怅。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我当年的成绩同样优秀，还以不低的分数考上了大学，收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只是因为家里穷得叮当响，没有资格跨进那道越来越高的门槛。我的失学让得了多年肝病的父亲病情急剧加重，没过多久就含恨地死去。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就得了一种怪病，浑身的骨头像水泡后的面条，软得提也提不起来。母亲在床上躺了三年，也去世了。母亲死后睁着眼睛，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让她的眼睛闭上。
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回了厂。
食堂的门敞开着，但里面冷冷清清空无一人。
连做饭的大铁锅也不见了！
我脑子里发出尖厉的声音。所有人的脑子里都发出尖厉的声音。
那一声响过，我们终于明白：老板跑了，他扔下一个破厂房，扔下我们这群傻瓜，跑了！
几乎在同一时刻，我们捂住肚子，蹲了下去。不是肚子疼，而是碎了心。
我们就那么蹲成一排，像举行某种仪式……
次日，我们去报了案。平时只听说老板姓黄，叫黄发金，四十来岁，操粤语，但他住哪里不清楚。派出所把资料提取出来。在那一地区共有八个人叫黄发金，一个是女人，五个是年过六旬的老人，还有两个是小孩。
在派出所门外，我们一直等到除夕天，却一无所获。民警叫我们不要等，留下了我们的家庭住址，说有结果就通知。
迄今四年过去，金花根本就不知道有那回事，可见那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除夕那天分手的时候，没有一句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祝福的话，只是阴一个阳一个走向了另一片陌生的土地。
邹明玉上路的时候，胸腔和喉咙里发出沉闷的喘息声，鼻孔嘴巴张得像待宰的牛。
她身体里的吼声与新年的炮仗交相辉映……
在那个新年里，我在异乡城镇的大街小巷流浪，过着乞讨的生活。又经历很长时间，才找到现在的建筑老板。建筑老板虽然也克扣了我的工钱，但他没让我下跪，他是难得的好人，大大的好人。我实在不该对他有更高的奢望。
两只冰凉的手在我的脸上游走，迷蒙中，看到妻子和女儿站在我的床头边。
女儿见我睁开眼睛，立即把手缩了回去，眉宇间出现一丝羞赧。
妻子怜惜地看着我说：“你怎么哭了？”
我还没完全从噩梦中醒来，但我知道这是在自己家里，巨大的安全感使我心里踏实。可我不想让妻子知道我的另一种生活，那种生活对当事人而言，因为别无选择而必须熬过去，但对牵挂你的人却是一种折磨。以前那些打工回来的人，无论男女，说的都是城里人怎样对他们客气，自己在城里又是如何的风光，为了印证，有的男人还穿上西装，女人则在耳朵上挂一个花三五块钱买来的铜圈（她们把这叫耳环），我以前把那当成虚荣，现在我不这样看，那绝不仅仅是虚荣，也不仅仅是把梦想当成真实的自欺欺人，还是给守在家里的亲人一颗踏实的心。
我抓住妻子和女儿的手说：“我没有哭啊，我睡得很沉，哪里哭了呢？”
女儿说：“爸爸你哭了，你的脸上还有眼泪水。”
因为叫了声爸爸，女儿的耳根都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