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论得到了大量统计资料的支持，包括一些报刊报道的相关数据的间接支撑，以及一些学者对社会各阶层的调查报告的直接佐证。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据有关部门调查数据显示，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这一数据相对于10年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所作抽样入户调查报告中公布的数据而言，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的财富比例增加了大约10个百分点，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占有的财富则有所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半数的人认为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另外半数的人则拒绝认同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尤其是产业工人阶层最不能容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至少3/4的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研究中国国情的学者来说，上述统计数据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
中国社会形成部分的或者局部的两极分化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体制不健全和法治不到位而导致的非正常收入。显然，非正常收入不仅对“相对极化”趋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是加剧两极分化的趋势并最终形成部分的或者局部的两极分化状态的主要原因。
3.马克思的两极分化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马克思的两极分化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阶级的两极分化；二是与之相对应的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关于阶级的两极分化，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中间等级将逐渐分化，少部分上升为资产者，多数则降落到无产者的队伍中来。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于财富的两极分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财富占有的极端对立现象：“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设想。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设想发生了偏差，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结构上更多的呈现出了伯恩斯坦的色彩。
如果说某些国家的两极分化主要是市场经济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的话，那么中国居民的贫富分化尤其是两极分化则具有浓厚的政策导向和社会体制变革特征。这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尖锐和贫富矛盾激化的总体背景。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催生中国社会呈现两极分化的势态，既有剥削因素也有非剥削因素，既有合法因素也有非法因素，是剥削和非剥削、合法与非法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产物。剥削的因素包括私营企业主为聚敛财富而对雇工的直接的剥削，以及三资企业中作为外商代理的中方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一般雇员的间接的剥削。非剥削的因素包括某些人依靠权力“寻租”和走私偷税等手段的非法暴富，这虽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剥削，但是其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对其他应得者的剥夺。剥削因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合法的，上述非剥削因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是非法的。
在当代中国社会，非正常收入已经产生了起点上的不公平，对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其隐蔽性的特征和缺乏完整的数据统计，使得中国社会不能准确地对之进行评估，使得中国政府不能及时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容易延误对之进行治理的最佳时机，其负面效应会在民众中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为中国社会埋下了随时可能暴发尖锐冲突的隐患。鉴于此，对非正常收入和过大的贫富差距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加以解决，必须适时地调整或控制收入差距的程度。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坚持和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人们关注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协调各阶层的物质利益矛盾，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
$六、协调和缓解贫富矛盾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和缓解贫富矛盾，需要坚持两个最为基本的原则：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公平优先的价值原则，二是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原则。只有坚持这两个基本原则，才能协调和缓解社会主义社会的贫富矛盾，克服两极分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一）坚守社会主义社会公平优先的价值原则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但是，市场的基础作用和效率原则本身有其适用范围，同时必须受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特质的约束。在市场基础作用和效率原则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公平优先是协调和缓解贫富矛盾的价值原则。
1.市场的基础作用和效率原则的适用范围
发挥市场基础作用和坚持效率原则主要针对微观领域尤其是单位之间以及单位内部成员之间，具体而言包括两个层面：各生产经营单位在市场上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获得经营收益，以及各生产经营单位把从市场上取得的经营收益在自己本单位内进行分配，都必须以各个单位对市场的贡献以及各个个人对本单位的贡献作为依据。单位之间以及单位内部分配活动中的效率原则，是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实现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是要允许创造不同效率的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别，从而激发生产经营单位和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相对而言，群体之内涉及效率问题，群体之间和阶层之间主要涉及到公平问题，因而强调阶层之间的公平并不会对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效率与公平是社会的两个基本目标。任何社会都要追求效率，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就必须奖勤罚懒和扩大报酬的差别，使人保持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社会稳定又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这要求必须做到公平，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在研究收入差别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时，必须区分群体外与群体内的两种收入差距。对于效率以及人的劳动积极性起着直接影响作用的是群体内的收入差距，群体外的差距可能间接地影响效率，但是它往往无助于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实际上，群体内外之划分就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区分。换言之，在微观层面或者群体内要拉大差距，刺激效率，在宏观层面或者群体外要强调公平，维护稳定。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需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2.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的含义以及坚持社会公平原则的客观要求
在广义上说，社会公平表现在四个方面：起点公平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条件相同，平等地继承了历史所累积的社会资源；起点公平亦即“大家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机会公平表现为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市场参与权、平等的市场竞争权；机会公平意味着个人收入与个人贡献的相对比例适当，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样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规则公平是指社会体制和规则的公正合理，能给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规则公平以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本身的公正性为前提，并为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公平的机会。结果公平是指政府为补偿分配中存在的实际结果的不平等，通过再分配、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制度和措施，从高收入者那里分流一部分来补偿无劳动能力者和低劳动能力者的低收入；每一个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财富和权利以及发展成果，使全体国民都具有与之相当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共同的生活前景。
社会主义社会公平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竞争的机会和过程平等，劳动的价值和获取收入的机会平等以及运用社会稀缺资源的权利平等；二是在政治活动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三是在社会活动中人格平等以及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平等。
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原则在收入分配上的基本含义是指获得收入的权力平等和机会平等，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保障社会成员享有获得收入的权利，而且要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能够反映各自对社会劳动成果的真实贡献，收入的数量与其付出和投入的劳动和资本成比例，同时还要求控制不合理收入差距和消除两极分化，尤其是在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要尽可能缩小差别。显然，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原则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收入上的均等化或财产上的“均贫富”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公平原则的核心思想，但是，仍然要强调结果公平。
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原则具有如下的客观要求：首先，要大力提倡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实现富裕的价值理念。一般而言，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基础上的贫富分化，往往不会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原则所要求的程度，即使超出了也便于合理调节。换言之，中国政府提倡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次，要建立和形成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的基本机制，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确实成为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结果。这样，就能够把居民的贫富分化尽量规范在既明显地促进效率又切实地符合公平原则的范围之内，在增加效率和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始终注意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特点。再次，要高度重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特别警惕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陷阱。事实上，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尤其是非法致富形成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既不符合公平原则，又不符合效率原则。如果放任这种现象继续蔓延，必然是既牺牲了效率又牺牲了公平。不仅如此，即使是合理的收入差距也不是促进效率的唯一因素，单纯依靠这种手段也未必能够保证经济效率持续增长。公平与效率就像天平上两端的砝码，在看似对立的表象下蕴含着深刻的统一性。
3.在市场基础作用和效率原则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公平优先的价值原则
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国情而言，市场的基础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调动，同时中国社会又存在两极分化的势态，社会成员对待贫富分化的心理普遍失衡，因而微观的效率原则和宏观的公平原则都没有得到较好的坚持。显然，在微观上要适度克服平均主义，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以便较好地坚持效率原则；同时，在宏观上要加强调控功能，建立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消解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和消除两极分化，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格局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这种作用是有层次的，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对收入分配格局起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再分配中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控以制衡市场的局限性。根据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适时调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从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立场出发，尤其是就缓和贫富矛盾而言，需要在发挥市场基础作用和坚持效率原则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社会公平优先的价值原则。其基本理由在于：
第一，社会公平是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收入差距只有在公平的条件下才能对效率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实际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包含着公平的要求，如果收入差距是两端极值，即收入差距为零，或者收入差距极化，那么只能对效率产生消极的负向作用。有学者认为，贫富差距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领域都存在分配不公具有密切的关联。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由初次分配引发的不公平问题明显增多，包括：由于初次分配中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显下降，所产生的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由于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条件的差别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尤其是由于不合理的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环境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公；由于某些制度和规则缺失以及监管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利用权钱交易行为对竞争秩序的干扰而造成国家财产流失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同时，由于财政体制不完善，使得再分配调节公平收入的作用薄弱乏力，包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关注得较多，而对收入分配起点和过程不公平关注不够；对调节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机制不到位，对“偷税漏税”行为和非法收入的处罚乏力；对低收入群体有效保障力度仍然不足，对贫困者的基本保障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在非诚实劳动、非法经营和违法行为基础上的贫富分化，不仅挫伤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整个社会效率的下降。如果说效率是公平的基础，那么公平则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的基本前提，任何效率都可能会被涂上一层原罪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