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理顺工农业产品价格，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经历了5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一个相当完备且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并拥有雄厚的自我发展能力；但是，一个生产基础相当薄弱、生产方式相当落后的传统农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首先是要理顺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改变传统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是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也是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的前提。理顺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需要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农产品进出口和吞吐调节机制，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合理调整农产品价格，使农业成为一个能得到合理经济收益的投资领域，使农业的资金利润率大体上接近工商业等其他行业的水平。其次，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一方面，只有农业成为一个能得到合理经济收益的投资领域，农民收入才有基本的保障，农民才有能力对农业投入，农民才有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和动力。因此，要从制度上着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鼓励农民向农业投资，使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保障农民权益。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多予”方针，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在这方面，需要“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需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进一步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尤其需要通过立法对农业投入予以法律保障，使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法制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已经形成惯例，而且不断调整法律增加援助额度和力度。以美国为例，2005年颁布的新农业法比1996年农业法在法定农业补贴上大幅增加了数百亿美元。农业投入的法制化建设，可以有效地避免因支农惠农政策调整而引起的农业生产波动。
第二，协调工农业发展速度，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工业和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的生产部门，两者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工农业协调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提。如果农业跟不上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业就会失去支撑点，最终导致工业产品市场疲软，经济效益下降，造成整体经济水平的下降。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只有切实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处理好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比例关系，才能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互相促进和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第三，搞好城乡产业分工，强化城乡协作互助。中国城乡工业结构趋同现象较为严重，城乡企业的同构性引起原材料、资金、人才等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过度竞争，不仅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加剧国民经济结构矛盾，而且形成农村产业结构转化中的无序化。从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来看，城乡工业要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搞好城乡分工和协作。一是建立合理的横向和纵向分工，即城乡工业根据各自的资源、技术和经济条件，选择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部门和产品，建立合理的部门结构和产品结构。二是加强城乡工业联合，组建企业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促进城乡产业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第四，正确处理农村内部的工农业关系，推动农村产业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农村内部的乡镇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重要方面。农业是乡镇企业的母体，乡镇企业发达地区一般农业基础较好。农业不仅为乡镇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且提供了启动资金和粮食保障。乡镇企业发展以后，通过以工补农方式支援农业生产，依靠农村工业的“反哺”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但是，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在资金、劳动力和利益分享方面仍然需要做好平衡和协调工作。不仅在农村内部需要工业“反哺”农业，而且需要整个中国社会采取切实措施实现工业“反哺”农业。自觉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民收入，这是正确处理工农业关系的关键。
2.激发农业发展活力，加速农业现代化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必须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矛盾，其政策实质是寻求一条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和成长的最佳路径。传统农业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化就能够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农业进步和农村发展还有赖于：如何能够在分户单干的农民追求自身福利的积极性与国家的农村发展长远战略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连接的力量，能够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国家发展目标和现代农业上来。1978-198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很好地说明：只要把农民的积极性和国家的发展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就能够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实现农业的顺利发展甚至是超常规增长。1989年之后的历史经验说明，如果对农民的税收、摊派和集资的增长幅度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那么农村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十分艰难，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价值将处于较低的效用状态，中国农业将仍然停滞于传统农业的阶段。江泽民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主体是农民。因此，发展农业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所以能够发生巨大变化，靠的就是这一条。”胡锦涛指出：“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统筹推进农村各项改革，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全面增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活力。”因此，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农业发展活力，加速发展现代农业。加速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提高农村产业多元化指数，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发展仍然要遵循“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在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首先，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实施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政策和倾斜措施，加快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力增强相协调，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其次，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方向是：降低种植业比重，提高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的结构比例；在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通过农业本身的技术进步和品种优化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第二，推进农业经济专门化，发挥区域农业比较优势。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搞好产业布局规划，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具有发展外贸的地理优势，重点建设畜牧、水产、蔬菜、水果等优质高效农产品生产基地，产品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可以面向国际市场。中部地区人均耕地数量较多，粮食、棉花生产条件较好，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应发挥粮棉主产区的优势，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西部农业需从自然地理实际出发，大力发展旅游业、林业、牧业、渔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把生态效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大力建设中国西部生态保护屏障，改善中国生态环境，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实现农业科技创新，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努力在物技术、丰产栽培、农业节水、防灾减灾等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实现农业科技创新，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对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的支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同时，需要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实现农业科技创新，需要大力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农科教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合作。
此外，激发农业发展活力，加速农业现代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跨越观念滞后的障碍。现在家族式的农村经济主要承担着生产组织和社会保障等各项功能，农民普遍缺乏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观念和素养，需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和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实现农民的观念现代化。这正如缪尔达尔所指认的，在社会系统中，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人的价值观的变革。这需要解构具有深厚感情基础的传统价值观，代之以符合发展要求的有利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的现代化的价值观。“教育的最高目标是改变孩子的观念，而最终是改变全体人民的观念——‘全体人民的价值观’。”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尤其需要强化发展观念，“将发展作为渴求的目标而吸引的注意力，往往会影响人民对提高生活水平持有积极的、独立的价值观”。
3.加强党和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领导，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不仅城市与乡村分割而治的二元社会结构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而且由于市场运行规则和市场机制不健全，滋生了大量无序经济行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农业本身的特点更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导致城乡矛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会变得更加突出。首先，农业生产对气候、土壤、地形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水利、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较强，而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十分巨大。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作用下，农业作为比较效益低的弱质产业，不但吸引不了外部资金的投入，在农业内部也难以阻止资源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投入严重不足成为农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又有相当部分农业资源“农转非”。其次，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宏观引导和市场信息服务滞后，加之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以及现有的农村承包经营机制本身的特点，农户的微观经济活动盲目性较大，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导致农民收入与农业收成的逆向运动。再次，农村经济政策缺乏约束性和权威性。有些地方和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狭隘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党的政策，以局部利益为标准随意诠释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吃亏的是广大农民群众。
城乡矛盾的缓和与协调需要加强党和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领导，为推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水平。要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运用法律、法规等手段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减少政府制定和执行农业政策的随意性，以确保农业投入和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增长。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地方政府领导班子绩效的重要内容。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以扩大有序参与、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是着眼点，振兴农村是保证
有学者指出，解决城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城市化进程。实际上，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象。城市化无疑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城乡矛盾并不会因为城市化而消除，实际上，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和彻底通过城市化来消解城乡矛盾，农业和乡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城乡矛盾的根源在于两大产业的内在冲突所必然产生的地域经济性质和社会分工的差异，或者说是产业结构中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矛盾在地域上的表现。解决城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尊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规律，其中固然包含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但更为重要的是保持城乡产业的协同发展和社会的综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