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黄炎培和图书馆，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建国前后出版的黄炎培著作，就在一些书的扉页上，经常跳进眼帘的是黄炎培“非有斋藏”钤记，四角方方的蓝边、朴素、清晰，印文是用常人皆识的仿宋体字。这些书是他在解放后捐献给图书馆的。
黄炎培将书室命名为“非有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物均非我所有，最终应归人民大众”。
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读者
黄炎培很爱读书，爱读书者也就有兴趣关心图书馆。
黄炎培的少年时代，中国还没有公共图书馆，读书人看书借书很多是靠私家藏书。他是在家乡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新区）城里姑夫沈毓庆家读书的，沈家藏书丰富，也成为黄炎培接触的第一个“图书馆”。他在写《八十年来》时回忆说，“他家藏书最多，我一进城，经常在他书斋里泛览群书。他还随时购新书给我读，第一部清楚地记得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1901年，二十三岁的黄炎培来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
在南洋公学，黄炎培首次接触的中国最早的图书馆，是设在学校周边土山湾的法国天主教堂藏书楼（即建国后属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当时，中文总教习蔡元培要学生按照他所布置的作业，且分门别类罗列若干学科的书目，嘱咐向藏书楼借书阅读。因为黄炎培选定了外交课，还另加列了“国际公法”和“外交文牍”等几种书。蔡元培说：“现在中国被各国欺侮到这地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要知道自己弱点，还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国际，要通晓外国文，读外国书。英文自然要读，通日本文，比较容易，从日本书中亦可以了解国际情况。”
南洋公学时期，黄炎培因经常出入徐家汇藏书楼，使他后来虽以教育为终身职业，仍常联系于图书馆事业与教育育人的关系。诸如：1913年，黄炎培在江苏教育司司长任上，所制订的“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就在学校教育的另章，提及“如图书馆、博物馆、通俗教育讲演团等则各地根据力量，尽力举办”。
黄炎培外出视察，也兼及图书馆。有一年他北上济南，参观藏有八万五千余卷古籍书的山东图书馆。它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且附设有博物馆。就在视察那天，所见有来馆仅五、六名读者。而听介绍说是天天如此。面对门可罗雀的图书馆，他也只能感慨系之了。
当时，他也许还不很清楚，封闭社会的图书馆奉行庋藏的职能，守株以待，哪能有更多的读者？
读朝鲜书，赴朝鲜游
1927年，黄炎培到海外旅游和考察。
他选择了当时为日本吞并的朝鲜。其实，目的还是认识和研究日本。日本奴役、掠夺朝鲜，“故铖全见研究日本大陆侵略史者，不可不首研究朝鲜”，“则今日之朝鲜，尤今日之我之宝镜也”。
早在十年前，即1918年，他曾偕同蒋梦麟漫游东三省和朝鲜，为此，他寓居大连时，先后用了四五个月在图书馆寻读有关书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当时大连和辽东半岛为日本控制，大连图书馆也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附属机构，它通过掠夺和收购，庋藏有中国、朝鲜等为数众多的古今书籍。黄炎培由李道衡介绍，得识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取有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所与的特别阅览证（此证仅与南满铁道日本职员），凭证可进书库检阅图书，并可以携出馆外。由此黄炎培每天都与大连图书馆打交道，仔细阅读了库藏的有关朝鲜历史、地理等书刊文献。
他为自己能充分利用大连图书馆的书刊订了一份读书计划。首先仍是查阅二十四史有关朝鲜的文字记载。中国、朝鲜唇齿相依。他这次发现，一部二十四史，除了记载短命王朝的《北齐书》、《陈书》无有，其余史书都有记载，而且很详细。他也读了朝鲜出版的古书，如徐居正《东国通览》、安鼎福《东史纲目》、金富轼《三国史记》；还有日本侵占后写的，如林泰辅《朝鲜通史》、小仓进平《朝鲜语学史》、葛城末治《朝鲜金石史》。再次是日本侵占朝鲜以来对朝鲜历年古迹调查报告、历年统计要览，等等。
这年10月，黄炎培赴朝鲜走遍南北，作了20天的旅行和考察。在考察中他注意了朝鲜的图书馆和藏书建设。
他也常求助于本地的图书馆，据他自称：“尽日之力，奔走访览；晚，则就图书馆读书。”
有天，他慕名赴平壤玄武门外箕子陵参观，回来后兴味未尽，为深化认识，找到了图书馆，“馆主任岛崎末平君，特于馆长室设坐供余阅览”。
在平壤还参观了所谓箕子井田，黄炎培借助图书馆提供的朝鲜学者丁镛《大韩疆域考》卷一《朝鲜考》，认定是唐李勋在平壤开府屯田的故迹，与箕子无涉。可是，箕子确与朝鲜有影响，他读了家谱，“今朝鲜韩姓、奇姓，据其族谱，皆箕子后裔”。因而对箕子，“唯有付之存疑”。
黄炎培还特地参观了奎章阁的藏书。奎章阁庋藏朝鲜和中国的古书，很多还是孤本秘籍，致使他流连忘返。
从朝鲜归来后，他就动笔写《朝鲜》一书。1929年，20余万言的《朝鲜》，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当时最好的道林纸印刷推出。
书中记有他在平壤和奎章阁查阅图书的经过，他还在《现在的朝鲜》中列了《图书馆》一节，记录了当地图书馆的近况。
据黄炎培自称，为了写《朝鲜》，先后采录、参考了有关书籍文献档案达129种。这里有满铁大连图书馆的，有得自朝鲜各地图书馆的，也有是回到上海从图书馆找来补充、核实的。
“收集关于人群文化之纪述”
1925年3月，黄炎培与史量才、张一唐等在上海创办学术团体甲子社（是年甲子年），并租屋开设人文编辑部，取名“人文”，志在“收集关于人群文化之纪述，分类庋类，使修学者书施政行事得所依据”。黄炎培亲躬其事，出任编辑事务，选辑自辛亥革命以来上海及其他省市主要报纸，如《申报》、《新闻报》、《京报》、《盛京时报》、《七十二行商报》等，分类排比，剪贴其中有关文化、经济、实业、政治学论文、读书纪要、大事记等，制作卡片。为求长久保存，他还征求造纸专家葛敬新意见，选取耐用的鸡皮纸为底版，粘贴用浆糊，也由化学专家提供原料与制法。
为了充分利用甲子社资料，1930年2月，又编辑发行了《人文月刊》，这份刊物，载有经济、政治等论文，也有近人笔记、读书评论、大事记和索引；索引是由近月出版的近二百种报刊精选的，有三千余条目。它虽属于附录，而黄炎培曾为它编撰、审订，通过调查，他发现“尤为一般学术界所欢迎者，厥为杂志要目索引了”。也真是如此，直到现在我们在浩若烟海的20世纪30年代旧报刊中遨游，还得凭借它按图索骥。
《人文月刊》还出版资料集，如40余万言的《中国关税史料》，需要预备、参考多种书刊。于是黄炎培和同侪着手筹备图书馆，即人文图书馆（后改名为鸿英图书馆）。图书馆初建时期，他们忙于收购、征集有关图书，黄炎培也曾亲自赴浦东，向他姑夫沈毓庆家和袁观涛家属征求遗书。他自己也捐出著作和若干藏书。
几年之后，人文图书馆有了较大进展。据黄炎培回忆，按1935年2月统计，共藏有书籍64802册，图表219幅，杂件400件，报刊49种；选辑各报刊史料1053216件，杂志目报要目索引152489种。这个数字在旧上海确是一个不算少的数字了，当时全上海还没有一家图书馆是兼及定期出版目录索引和“月刊”的，可是民国当局却不时摧残文化事业，且殃及池鱼；因此，黄炎培不无感叹地说：“这些工作，原该政府主办，但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内战不息，中央政令不出都门，那里会想到办这些赔钱的事，所以只能由我们百姓来担当。”更令他痛心的是，在此期间，他赴日本东京参观了东洋文库，它原是《泰晤士报》记者英籍澳大利亚人莫利逊积20年所建立的文库。黄炎培在参观中听介绍说，当时莫利逊要以35000英镑出售文库所有藏书，而“那时北京当局武人太无常识了”，竟让日本人买去，还经特派警察押上铁路护送至塘沽。
旧中国的腐朽，可见一斑。
1949年上海解放后，黄炎培由北平回上海，还来到鸿英图书馆视察。翌年，他与范文澜等商洽图书馆为国家接管办法，后来由上海市文化局接办。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沈大明）
链接黄炎培为《生活》周刊题签，邹韬奋后又创办生活书店，店招由徐伯昕仿黄手迹所书。黄说：“‘生’字有点倔强的样子，敢作艰苦奋斗：‘活’字的口放大了，说明大家都有饭吃，也象征大家有话都可以说，生活书店出版物风行世界，就是把‘口’放大了的事实。”
余思1．试说近代藏书楼和私家图书馆的认同和区分。
2．文人、学者的室名斋号多有深意，请在本书找出5位文化名人的书斋，并说说其名称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