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观点其实方肇始就有了毛病。校园果真能像一般的“围城”那样，可以自生自息，可以绝对封闭么？校园不依然是一小片一小片的领地，被分布在广大的社会当中么？校园所需得从外进，校园所弃得往外送；校外之人得进来，校内之人得出去。彼此互为关系，并不停转换角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又何必把校内校外搞得那么龃龉、对立呢？这足见知识分子之自命清高了。他（她）们本来也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却要单独把自个列出来，显得与众不同。可社会中人，又并不见得如他们想像的个个庸俗不堪。
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倒还清高得起来。“围城”内外，也的确氛围迥异。“城内”之人同“城外”之人，在谈吐、气度、举止、思想、追求乃至生活风格（如衣着）上，名副其实地各有千秋。那时的“城内情结”与“城外情结”，是相互承认、理解、尊敬并保持稳定。“城内人”并不怎么想冲出去，“城外人”也并怎么想冲进来。
然而，“六十年风水一轮回”。曾几何时，“城内”与“城外”的分歧变小了、差别变少了，开始运作得恰如太极图般混沌起来。彼此关系愈发靠近、彼此风格愈发相似，彼此却愈发龃龉、冲突，愈发不能相互承认、理解、尊敬而保持稳定了。当初知识分子确实清高，所以根本用不着龃龉、冲突，可他们偏要无事生非；如今，他们真的与外界从特征上趋同，所以龃龉、冲突起来时，又不敢想、不敢说了——他们只是有意无意地在做，且大做特做着。
曾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战地外科创始人皮洛格夫说过：“大学是我们比在所有其他社会机构里生活得更好的当代社会的缩影”，它是“社会最好的晴雨表”，“假若你不理解它所标示的意义，你也不要砸碎它或将其收藏起来。你最好是仔细观察这个晴雨表，并根据其读数行事”。
今天是个商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功利、自私、直接、实惠、世俗、冷酷，他们更愿意追求看得见的东西。“城内”的大读书人（师）与小读书人（生）也难免如此。当然，迂腐、虚荣、退让、懦弱、做作、伪善、自虐……这些老毛病要比过去少得多了。
一方面，社会更加开放搞活、崇尚物质；另一方面，读书人自身待遇降低、收入微薄。其尖锐对立，导致“城内”风景的显著改观。喧嚣与骚动的主旋律，使人心异常浮躁、急切、匆忙乃至浅陋。“城外”的“花花世界”，色彩缤纷、音响强烈、物欲横流、热闹非凡。“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在此大前提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君子固穷，小人言利”；“安贫乐道”，“坐冷板凳”……又有几人皈依不更？所谓“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也说，人类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艺、宗教等工作。世间沸腾、娱乐喧嚣，读书人又岂愿、岂可、岂好独独清高、矜持？“围城”又哪有条件独独存在下去？
一方面，人们埋怨知识分子“自甘堕落”、“斯文扫地”、“本色全无”；另一方面，大家又哪能忍心看着他们高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当社会没法、或曰不愿如过去那般给知识分子以尊贵的地位、丰厚的待遇时，难道知识分子自己去改善生计也不成么？只要“取之有道”，便是天经地义。我们的民主政体，允许而且鼓励公民自由择业。国家好不容易局面稳定，人民好不容易安居乐业，师生们也才有提高生活水平、美化生活空间的这么一天。而皇皇“围城”之名存实亡、人文传统之凋敝破落，亦可顺理成章。“城内人”无奈而激动地冲出“城”外；“城外人”便趾高气扬、小人得志般趁机到“城”内走走看看，以消除一种由来已久、其实并不必要的神秘感，且表面上还有颇光彩的理由：“参观”、“学习”，乃至“投资”（“占据”）。
但好在毕竟还有相当一批本色不移、人格伟岸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潜心科研、培养桃李、淡于名利、不求闻达。他们乃为“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民族脊梁”（鲁迅语）。而投机钻营、沽名钓誉、到处活动、唯利是图者，相信终不会大有出息。
2003年11月，俄罗斯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维尼奇在访问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他尽管不同意“教育危机”或“大学危机”的说法，但他还是认为，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已对教育失去信心。教育正在以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往“全面商业化”发展，这将迅速削弱整体的文化构成和社会发展。
国内国外，实例俯拾皆是。当校内校外进出熙攘、人声鼎沸时，这“围城”开始在倾斜了——当然，并未完全坍塌，目前尚为过渡期。是的，“城内人”与“城外人”之间的际遇非常踊跃；“城内人”想冲出去，“城外人”想冲进来，该公式在今天算是推衍到了最高潮。到有一天，当“城内”、“城外”变得彻底一模一样时，“围城”就完全不存在了，“城内人”与“城外人”、“城内情结”与“城外情结”……诸概念亦便寿终正寝矣。
不同方可共处。时下有这样一种说法：社会上的人对教师、学生不满；教师、学生对社会上的人亦不满。前者说后者“不像话”、“堕落了”、“令人失望”；后者说前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急功近利，鼠目寸光”。这是一个好指责、好否定、互相防犯而又互相靠近的时代。当世人看到教师、学生向自己靠近时，就逐渐对他们不满了；当教师、学生对世人不满时，就逐渐在向他们靠近了。人们总想竭力回到过去的美好岁月里，但不可能，这是时代巨潮。它尽管派生着诸多弊病，但终究是前进的。总有一天，“围城”不复存在，只当作文物。
当人们听到、看到或亲身经历着发生在今日“围城”内外的诸类故事（如“城内人”模仿着“城外人”从事种种活动、“城外人”到“城内”寻找种种调剂、“城内人”与“城外人”相互之间举行种种合作、在“城内”与“城外”之间发生的种种传闻等）时，这就证明，“城内情结”与“城外情结”已变成相互靠近、否定、冲突了！
过去，大学这座“围城”的“城墙”，不过是一些低矮的砖块甚至简易的栏杆而已，但内外分明，同时又相安无事；如今，“城墙”的材料已换成高大的商品房、华丽的现代化设施、威严巍峨的校门、全副武装的保安，却反而变得内外混沌、同时又互不满意起来。这种现象不是很有意思么！但细一想，也很是令人心酸。
然而，最近，我们从国家的一份份文件中，看到了新世纪的一线曙光。乾坤在转动，一切在发展。或许，这篇文章只是不合时宜之作吧！
这是一个外表混乱、而暗含生机的时代！
5、大学盲目扩招，产生问题多多
近些年来，每当各大学新学年开学时节，从中央到地方、从重点院校到一般大学，校园里新生老生蜂拥而至，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表面上看来，这种兴旺的气象让人感染。但是，许多不良现象也同样跻身其中，让人烦恼。
这些年国家在教育上大力投资，各大、中学努力扩大招生，人们基本上是赞成的。如今的年轻人很幸福，他们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非常多，读大学远比过去容易，这反映了我国政策制度的优越性，以人为本。各大学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招生，使广大适龄青年尽可能多地进入到高一级学校学习、深造，增加知识，提高能力，将来走上各自工作岗位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对祖国、民族、国民总体素质的提高，对各项建设事业的繁荣富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扩招必须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速度、数量上都得适当，不能盲目、大肆扩招。若是盲目、大肆扩招，速度太快、数量太大，那也会出现许多问题，弊病滋生，结果得不偿失，事与愿违。办大学与办养猪场还不一样，也与工厂里的生产线不一样，也不是当年的“大炼钢铁”，切忌不符实际地大规模、高速度批量生产。
比如，有些高校就在盲目扩招（其数量还不在少数）。他们一味地从自己当前利益出发，而不是根据现有条件，不实事求是，不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结果，这给学校带来的麻烦还要多于片面的经济收入。本来，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校园有限，专业、教师、设备少，教室、宿舍、食堂紧张，盲目扩招后便更加乱套，每天学校里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人群拥挤，就像个自由集贸市场，师生员工哪能好好工作、学习？另外也难免参差不齐、良莠混杂，偷窃案多了、商贩多了、地上扔的垃圾多了、被人破坏的校园设施多了，好端端的大学也就变得有些乌烟瘴气起来。而教师、设备少，教室、宿舍、食堂紧张（还有公共厕所、图书馆、运动场、公交车等），给学生造成学习、生活上的困难也是明显的。并且，广大教师、行政人员、科研人员、后勤员工也感到自己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工作、生活紧张，苦不堪言。有些学校老是以自己有多少学生来对外宣传，孰不知，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尴尬状况？
还有更严重的一个问题，便是学生的素质、学风糟糕。
一方面，比如说某校原本招生1千人，如今扩到2千人，通过降分来完成指标，结果可以想见，这些学生的整体素质自然要大打折扣。量多了，质就差了。虽然不能完全以高考分数的高低来衡量某名学生的才学多少；但是，就整体而言，分数还是一个重要的标尺。某全国名牌学府近些年盛行一句话：“防火防盗防研究生。”为什么？这几年该校盲目扩大招收研究生，造成研究生的总体素质一届比一接差，难怪作为高考佼佼者的此校本科生要不服气了。
另一方面，有些学校甚至不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而是有钱就行、有后门就行，“来者不拒”。这样以来，学生的素质状况就更差了。明明教室里坐满了人，明明校园里人声鼎沸，但是，学生们的素质差，给他们讲什么都听不懂；学风差，不安心读书、深造，只想着几年后毕业时找个好工作，发大财（可能吗）；修养差，不尊敬老师，认为他们辛苦却挣钱少。自然，打架斗殴、酗酒猜枚、游戏赌博、恋爱同居、迟到旷课、考试舞弊等违反校纪校规的现象也较过去剧增。批评他们吗？说不定他们就是某要员公子，或某大款千金，到时去领导那里打个小报告，这老师就只好“吃不了兜着走”了。
6、普通本科教育不能成为职业技术培训班
普通本科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础与主体，规模、体系最大，投入财力、物力最多，参与人数（包括教师、学生、领导、职工、其他管理者与教育者等）最众。尽管现行教育体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批判、改革；但是比起西方来，我们仍有许多自己的合理做法。
中国普通本科教育的特色与优势，素来就是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着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与全面能力的进步，从长远角度来培养人才，为他们成为有真才实学的社会优秀分子奠定扎实、全面的基础。它并不是纯操作、纯技术、纯功利、纯实用的做法，同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各系统干部培训班、成人教育、西方本科教育均大相径庭。这种教育方式，可以称为“金字塔型”。
虽说我们也得联系实际、接触社会，也得要有技能与操作，也得要由经验、实绩来体现；但在本科阶段，还是以夯实基础、积累知识、培养素质为主，到一定时候才去加强操作、训练技能、提高经验、创造实绩方可。或者，技能课、社会实习要限制在一定时期进行、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尽管一味读死书，死记硬背，高分低能，缺乏创造力与个性不好；但是，不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积累知识，百科基础不打牢、文化功底不全面、综合素质不过关，则“金字塔”底层不扎实，那也是成不了大器、干不成大事的。只学习，不万能；不学习，万不能。
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普通本科教育却有了较大偏差。在浮躁时代与就业压力的影响下，各地、各学校、各老师不安本分、急功近利，过早、过多地看重并追求暂时、粗浅的技能，与平常、表面的成果，让学生用过多的时间、精力去操作、实习，结果虽然掌握了一点经验与技术、获得了一点成绩与成果，但忽略了综合素质的教育，导致文化功底与专业知识有限，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比如，中文系让学生天天瞄准地方小报刊，鼓励他们写“小豆腐块”，勤奋投稿，最后发表了一堆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稿子，但读书有限，才华也并不高，更遑论识见；新闻系让学生天天去各报刊从事报道与编版实习，最后也积累了一大批发表的小消息、编拼的版面，但质量很一般，倒是耽误了新闻理论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深层业务的学习和提高；法律系让学生天天去法院实习，协助律师打官司，而本专业的理论与知识学得还很不够；政治系让学生天天去参加学生社团，当学生干部，开各种会议，忙于应酬，其实他们的综合素质并未得到改善。又如，数学系干脆改成数学与计算机系，重在电脑的软件程序；物理系干脆改成物理与电子工程系，重在电脑的硬件制造；化学系干脆改成化学与化工系，重在化工方面产品的开发与制造。另外如体育系改成竞技系、外语系改成导游系、美术系改成工艺系或广告系、历史系改成情报系、档案系改成管理系、哲学系改成政治系……做法大同小异，都是为了调整办学和育才的方向与重点，以适应市场、时代的需要；但都是杀鸡取卵、鼠目寸光的做法，反而得不偿失，误人子弟。
“与时俱进”是必要的，根据市场生产人才是应该的，注重实用性以调整方向是可行的；但我们还是别忘了本行。没了基础、差了素质，结果虽然有了点技能，文化底子却没进步，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从长远角度来看是要弊大于利的。须知，本科教育应有自己的路子。要是大家都去追求短时效益，去强调技能和操作，那还办大学本科干嘛？干脆只办几家职业技术培训班就得了。尽管说如今高等院校正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化、由遴选向普及转化，可总得要有些好大学坚持、稳定下来，以培养出一批更全面扎实、更高素质的民族精英吧。
7、光教知识能力不培养个性思想道德为人，并不是素质教育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产生了许多令人反思的现象。中国的教育也正处于过渡时期，比如教学与科研体制的改革、教材的修改与完善、对师资力量的不断加强、大学学科建设与校园体系的调整、各种办学模式的尝试与发展、高考等各种考试制度的逐步创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等。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大概还是对学生如何进行素质教育，以提高他们真正的才能了。
“考试恐慌”与“能力恐慌”是刚流行的一对词组，它实际上源于不久前一个20来岁女孩王小平的新著《本领恐慌》，是年轻作者向现行教育体制下的战书，因为她已对现行教育体制失望了。她多年前还在读中学时，成绩本来好好的，却突然主动要求退学，研究起什么“大成教育”来。而且，据说“本领恐慌”还是来自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的一句名言。老人家曾在一次军队大会上说：“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