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少年班”当初所挑选的中学生，都是些智商极高、天分超群的“神童”，如最初几届中的张亚勤、秦禄昌、姚新、谢旻、宁铂、谢彦波、申喻、郭元林等人。他们招生是经过严格选拔和考试的，“开后门”、“钻空子”可不行。或于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上拿了头奖，或是各项智商指标均出类拔萃，或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天分，10岁出头就已修完全部中学课程，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头脑灵活、思维敏捷、点子多、创造性强，表现出较同龄孩子遥遥领先的综合素质。
然而，自从进了“少年班”以后，由于各种因素（学业繁重、自高自大、生活障碍、心理欠缺、健康状况不良、专业不合适、开发不力等），他们一个个便如方仲永般“泯然众人”，顶多也是“在原地踏步踏”。既使学问越做越大、学历越来越高，创造力却奇迹般地锐减。甚至，据说不少学生后来还辍学转行，放弃了做“科学家”的梦；个别人还有程度不等的精神病状，想做“科学家”的梦也没法继续。中科大78级（首届）的宁铂实在承受不了压力，于是归依佛门，出家为僧。有位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的朋友，17岁就考上了研究生，系来自外地一名校“少年班”。记忆力、计算力、联想力确实惊人，但看其科技创新才能，顶多在中人以上，更不用说其思想之幼稚、生活自理能力之差了，经常上当受骗；连衣服也不会洗，他妈妈只好帮他请了个钟点工。
可以说，“少年班”的创意很有些急于求成、揠苗助长。欲成为科学家，还是得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寻求良机为好，尤其要发挥本人的主观能动性。说不定，给这些“天才”一个更自由的成长空间，任其身心、性情健康、自然发展，再在学科上辅助以适当的引导，也许情况还好些吧。
可以假设一下，要是没有“少年班”，虽然少了许多“最年轻的”大学生、硕士、博士、讲师、教授什么的，却也许会多几个真正的科学家，而且一定会多许多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
作家班：经典著作哪会在校园里诞生？
“作家班”最先发端于中国作家协会所创办的“鲁迅文学院”，自1984年以来，迄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并宣称天下数万才子（才女）“尽入吾彀矣”。“鲁院”其实并非普通高校，只是后来该股风便一忽儿刮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湘潭大学等众多名牌大学的中文系里，形势可观。
“作家班”当初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诗人，他们至今仍是当代文坛的骨干力量之一。“鲁院”最是不用说的了，蒋子龙、王安忆、张抗抗、莫言、毕淑敏、余华、刘震云、迟子建、张平、周梅森、王旭峰……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一向为其所津津乐道。此外，北大、北师大、武大、南大的“作家班”也曾出了不少人。
这并不奇怪，那时的大学中文系还很吃香，文艺工作者的头上还笼罩着光环，颇受世人崇敬。写作队伍规模空前，出现了“天上掉下一块石头，砸死三个人，其中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可喜现象。时至今日，物欲横流，商潮滚滚，文人收入不高、地位下降，大学中文系招不满人，考生很少在“第一志愿”栏中填上“中文”二字，更有谁“吃饱了撑的”花钱去读劳什子“作家班”！在那儿，文凭、户口、分配、生活补助、公费医疗、乘车优惠……全都是零。
这还其次。关键是，“作家班”根本就培养不出作家；茅盾先生也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人们总以为，“鲁院”既系中国作协所创，自然名正言顺，具有权威性；而普通院校才是“凑凑热闹”。其实，包括“鲁院”在内，欲图通过人为外在力量来“培养”作家，那是不可能的。否则，如果光靠请几位教授、上几堂课、读几本创作理论书和纯文学期刊，在“校园作坊”里闭门造车几天，就能当作家，就能写文章，则全中国14亿人民都去读“作家班”，都去当作家了，谁还愿意做工、种田、干售货员呢？实际上，有人曾向中国作家协会的外联部打听过，其逾8000名全国会员中，读过“作家班”的只有寥寥200来号人，仅占3％左右。况且，就是这支“小部队”，他们大多数也还是在进“作家班”之前就已有了不凡的文学创作成绩，并加入了各级作协的。
作家不是工业品、马路新闻，可以批量生产、炮制。作家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文学天赋、才华、灵气，以及自我努力，如深入生活、博览群书、勤于笔耕、亲身体验、长期摸索等。前人说：“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不平则鸣”（韩愈），“穷而后工”（欧阳修），“诗有别材”（严羽），“板凳要坐十年冷”等。进“作家班”的学员，基本上是一些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文学新星，他们有天分、事业心、生活阅历、创作成绩；他们读“作家班”，只是要进修、补充一些文化常识、文学理论什么的，并非是带着“空瓶子”去灌“新酒”。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普通学生，而是社会成人。当媒体采访时，他们尽管承认读“作家班”还是有挺大的作用，但毕竟只居次位，重在本人；再说也难免有弊。
某友曾多次上一些重点师范大学的“作家班”学员宿舍调查，所见所闻，与当年周洪班子“不要系列”《不要上“作家班”》中的叙述大同小异。学员们诉苦说：每天大家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逼着在不停地写，结果却江郎才尽，文思枯竭；写出来的东西很糟，连自己都不堪卒读。钱花了、时间花了，能力倒在走下坡路。早知如此，不如早罢休。
“作家班”培养不出作家，高校“作家班”接二连三退场，结束比开始还快。最后仅剩下北师大，亦只是勉强支撑。前些年办过末届后，即宣布“寿终正寝”。“鲁院”的情况特殊，似乎还在大作广告，但多年来罕出佳作，难见名家，近两年便只好搞什么“高级研讨班”了。不能过多责备他们，他们主要是希望为民族的文化事业多作贡献。惜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候，办事只能尽力，别太计较得失。
人文班：国学大师“只是一座缥缈的海市”
“人文班”的全称是“文学、历史、哲学人才培养基地”，或曰“人文科学试验班”，其目的是要培养出一批跨世纪的“国学大师”来。中国历来便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人文班”就是要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三科通才教育，使他们具备扎实、全面的国学功底，从而在21世纪初再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群星璀璨、百家争鸣的美好场景。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辜鸿铭、胡适、吴宓、朱自清、顾颉刚、鲁迅、郭沫若、钱钟书……将在这些人中诞生。
“人文班”的历史很晚，乃前两年方兴起的一桩“新生事物”。1994年北京大学首届招生，1995年之后再蔓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名校。迄今真正有成效、权威性、影响的，也就这几所大学，不过千把号人。连他们的表现都并非十分理想，其他学校就更“等而下之”。
“人文班”学生，大多是通过保送方式入学，并不参加传统高考。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们大都明白，旧式应试教学，“指挥棒”性质的高考、研考，存在着殊多弊病与不足。可是，采用保送比采用高考，就实际效果说又优越、科学得了多少呢？应该说，最适合读“人文班”的，是那些家学渊源良好、自己从少就对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在国学方面基础牢、读古籍较多（如老庄孔孟、国风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小说、《古文观止》、《二十四史》等）的学生。而实际上，保送生中不少是些校园文学爱好者，一味沉湎于创作“先锋诗”，玩弄文字、技巧至上，或吟咏风月或渲泄自我，阅读上只有最新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诗刊》、《散文》之类，不看中外历史上有定论的皇皇文化名著，其百科知识面并不广，乃至文学常识亦很有限，缺乏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格，又遑论研究国学？况且，保送生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干部与艺术生、体育生、关系生等，其文化素质就更甭提了。
“人文班”号称“8年抗战”（本、硕、博连读，较正常学制10年缩短2年），文史哲专业通开，课程多、学业重，搞得大家成天喘不过气来，又哪能挪出闲暇进行自学，包括狩猎原著、搜罗资料、思考问题、设计选题、争鸣讨论、写作训练等——而这些也许比上课、修学分、背笔记等更重要。大学教学，较中小学的明显区别在于，应该给学子们更多学习和思考的自主权。
此外，大学生入学后，学校、院系里对他们的宣传、引导、解说也不够。快进大学1年了，不少学生还依然对自己的专业内容、今后的发展方向、一些学习上的注意事项等一无所知。
“人文班”里，大家不时生出前途渺茫、事业难成的想法，或为学业辛苦、学制漫长而怨声载道。一些学生则担心：时间长达8个春秋，自己能否顺利熬完？武汉某名校的一位东北籍学子，宁可回老家上理工科，也不想再捱下去。北京BJ大学则出现了某女孩因高等代数不及格而险些轻生，酿成悲剧。当事人对外大吹“方兴未艾”，心里却往往苦不堪言。一些高校才刚创办，便传来停止招生的“内参”。
“人文班”的本意，在于采取一种“教育救教育”的积极措施，于许多外在条件给予大力扶助，力图在当今商潮时代挤出一块“净土”来，以供“未来大师”们单独成长。然而，户外甚嚣尘上，户内岂能“皓首穷经”“清高自守”？“填鸭”式的教学，禁锢了原本就已“投错山头”的莘莘学子们那颗“思凡”之心，惹得他们“如坐针毡”；而老教授们又“恨铁不成钢”，彼此生气，岂非“费力不讨好”？
附录：从“作家班”到“人文班”
前些年，某些名牌大学中文系创办了为期不等的“作家班”，许多高校也趋之若骛，如法炮制。一时之间，“作家班”遍及大江南北，蔚为壮观，很是热闹了一阵。中国作家协会下辖的鲁迅文学院开设“作家班”，自然是顺理成章；其它高等学府中，在开设“作家班”上较有知名度、较有成就的则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湘潭大学等。开“作家班”的初衷是好的，在当时确实适应了时代的特征与需求；从客观上说，也确确实实“培养”、走出了不少优秀中、青年作家，这批人成了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有成绩的骨干力量。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当时一批作家系来自或曾被打入社会下层，饱经沧桑，道路坎坷，因而现实阅历丰富、生活功底深厚；加上他们创作勤奋、事业心强，很有潜力、很有可塑性。其主要不足是缺乏广泛百科知识，缺乏文学方面的专业常识与理论素养。所以，开设“作家班”对他们来讲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提高机会。
但是，大学毕竟不是出产作家的最佳地方，“科班出身”的作家并不多见。真正的作家主要还得靠自己。古人严羽说：“诗有别材。”又有欧阳修说：“文穷而后工”。陆游说：“工夫在诗外。”要成为优秀的文学工作者，除了本人多读、多写、多改，“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句）”外，关键还得多深入实践、体验生活。单靠学者、教授们灌输一些条条框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前文中说“作家班”“培养”了一批作家，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应该说，“作家班”帮助了一批作家，增强了他们的创作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作家班”自身寿数的才不会很长久。时隔几年，它们便几乎绝迹在中国的大地上了，实乃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即使有极少量这等学校，对外也只敢称“培训班”。比起当初来，这些“作家班”就更加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甚至是乌烟瘴气。由利大于弊到弊大于利，这就是它的整个轨迹。早几年颇具“轰功效应”的周洪写作班子“不要”系列中，就有“不要开作家班”、“不要上作家班”的呼吁。
而近两年，在一些名牌大学中，又出现了一类“人文科学试验班”的新现象。作为新生事物，看样子它似有方兴未艾、前程似锦的趋势。具体说，“人文科学试验班”就是在一些综合性大学的文科院系中，由其中文、历史、哲学等专业联合在高中招收一批学生（或从高考中录取，或直接破格吸收与保送），对他们实行本科与研究生连上的教育方式，即直接由4年本科而免试（须达到一定要求）升读2年硕士（较正常高等学制少1年），再免试（亦须达到一定要求）升读2年博士（亦较正常高等学制少1年），即“8年抗战”、“8年科班生涯”；这样做的目的，是力图培养出一批跨世纪、新一代人文学者来。因为，在当今商品时代，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世人一味追名夺利，也就势必影响到下一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数量与质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教学与科研，是一项既抽象、单调、复杂，又无明显经济效益的工作。它尤其需要人们不计得失、淡薄名利、持之以恒、耐得寂寞，无视周围世俗之流的鄙视，甚至能够理智对待同行之间“见仁见智”的分歧、误会、不解，乃至“文人相轻”的痼疾。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是也！出成果困难，成果出来后想要为学术界接受更困难，要有些名声尤其难于上青天。因此，做人文学科研究员谈何容易！何况在今之商业社会。所以，国家开“人文科学试验班”，就是为了采取人为强制的方式，重点扶持与支助国家人文基础事业，重点扶助一批有志献身于人文事业的青年学生。比如说教育经费增加、学制缩短、免除研究生入学考试等，以刺激师生们的积极性。再说，这也是对传统教育体系的一项改革，强调了基础学科的重要性，也尽量摒弃了部分人欲通过考研渠道达到功利性目的。这样的名牌大学，最先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
当年的“作家进修班”，与如今的“人文试验班”，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培养”作家，一个是“培养”学者；一个是面向早已成名的文学工作者，一个是面向年轻的大中学生；一个是短期，一个是长期；一个是感性创作，一个是理性研究与评论；一个是仅局限于文学专业，一个则包容了多项社科专业；一个是历史酿造的结果，一个是时代发展的原因。而且，说“作家班”培养不出作家，作家无法单独由象牙之塔“制造”而成，所以“作家班”才如昨日黄花、盛年难再，这从道理上能讲得通，而事实也证明了它。对其利弊、盛衰史，你不承认也得承认。但是，“人文试验班”作为未来学者的摇篮，诞生在高校的“围城”里，实可谓适得其所，恰到好处。搞学问正是在学校里，学者必定是要科班出身才“名正言顺”。（自学成才的学者不是说没有，但极少。在大学里做学问，才有较好的科研氛围与条件，有固定的薪水与资金。而在锅碗瓢盆交响曲的家庭里，在繁琐的物质工作岗位上，靠啥做学问呢？另，这里虽没提到普通高校之外的诸科研机构，但他们同学校往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所以不再撇开而谈。）教学与科研是教师的两项本职工作么！这样以来，把“作家班”与“人文试验班”混为一谈，岂非不伦不类？再则，说方兴未艾的“人文试验班”前途也是吉凶未卜甚至凶多吉少，更甚至同与其相提并论的“作家班”一般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又有谁能相信？不给鄙人戴一顶“痴人说梦”“狂妄无知”“亵渎打击新生事物”“看不出新生事物远大前程”等沉重而又难堪的帽子，我才真是要焚香祷祝、谢天谢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