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①，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②，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③；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⑤，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注释
①舆：车子。②骛（wù）：纵横奔驰。曹：辈。③醇薄：醇厚和浇薄。④乖：不和谐，不合情理。⑤陵夷：衰颓，衰落。
译文
赵蕤说：“制作车子的木匠，唯恐别人不富贵而买不起他的车子；制作箭的人，唯恐自己的箭不能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心存爱憎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从事的职业不同促使他们有不同的想法。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饱读经书、积极进取的人，为什么一读了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诸侯相互攻伐；擅长兵法战略，就希望社会动荡，发生战争。这也是符合时事的说法，是人情世故的必然道理。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这一道理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这种人情道理导致的后果，于是著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作《孝经》，以褒奖德行。防微杜渐，事先要有所防备，这就是圣人著书立说的根本用意所在。但是，执政者制定一种法律政策以治理国家，当这种法律政策出现弊端，就必定导致天下大乱。如果发生大乱，那又能用什么办法去补救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百姓，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固定不变的。夏、商、周三代采用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制，他们之间并不是有意要追求新异，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补救时弊。因此，国家和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忠诚之说、教化之道却有不同；代与代之间，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或皇或帝的名号却彼此有别。这难道不是根据不同时世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根据情况制定什么样的政策，这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决定的。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法：王道的统治侧重用教化的方法；霸道的统治侧重用威慑手段；强国的政治采用强迫的办法。各有各的适用对象，不能相互替换。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智慧的人虽然善于计谋，但不如顺应时代高明。”邹忌说：“一切政治教化无论形式或本质都是用来匡救时弊的，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由此看来，在本应该实行霸道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那就悖谬了；在实行强国政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慑手段，那就不合理了。如果时逢人心诡诈，传统道德观念遭到破坏，还想遵从先王的传统，推行德育教化，这就好比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禀告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霸道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政治，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要求能成就事业，而不去追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霸道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比不上夏、商、周三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一样的。我恐怕儒生受自己的见识限制，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专门论说长短之术，以此来分析通变的道理，并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为《长短经》（即《反经》）。本书的要旨是讨论巩固统治根基、革除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的危败局面都记录在书中的各个篇章。本书的目的是吸取历史经验中的深远谋略，阐明兴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追求虚名。只是想把我的见解陈述出来，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俊杰的指教。如果有在位的帝王，能仔细地阅读这本书，那我就很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