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有人违背你的人格信念而托你办事时，你也绝不能贪图一时之利，而不负责任地答应他、纵容他，一定要慎重考虑可能引起的后果。如果有人想整治别人，编造假的事实，求你出面作伪证；或者有人想让你同他一起干违法乱纪的勾当，如果你不想与其同流合污，就应有勇气拒绝这类无理的要求。
另外，在办事情时，既要考虑到成功的可能，也要考虑到有失败的可能，两者兼顾，方能周全。在欲进未进之时，应该认真地想一想，万一不成怎么办？以便及早地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例如：
清朝乾隆年间纪晓岚在任左都御史时，员外郎海升的妻子吴雅氏死于非命，海升的内弟贵宁状告海升将他姐姐殴打致死。海升却说吴雅氏是自缢而亡。案子越闹越大，难以作出决断。步军统领衙门处理不了，又交到了刑部。经刑部审理，仍没有结果。原因是吴雅氏之弟贵宁以姐姐并非自缢为由不肯画供。
后来，经刑部奏请皇上，特派朝中大员复检。
这个案子本来不复杂，但由于海升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怕得罪阿桂就有意包庇，判吴雅氏为自缢，给海升开脱罪责。
没想到贵宁不依不饶，不断上告，惊动了皇上。皇上派左都御史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以及御史崇泰、郑徵和刑部资深历久、熟悉刑名的庆兴等人，前去开棺检验。
纪晓岚接了这桩案子，也感到很头痛。不是他没有断案的能力，而是因为牵扯到阿桂与和珅。他俩都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并且两人有矛盾，长期明争暗斗。这海升是阿桂的亲戚，原判又逢迎阿桂，纪晓岚敢推翻吗？而贵宁这边告不赢不肯罢休，何以有如此胆量？实际是得到了和珅的暗中支持。和珅的目的何在？是想借机整掉位居他上头的军机首席大臣阿桂。而和珅与纪晓岚积怨又深，纪晓岚若是断案向着阿桂，和珅能不借机整他一下吗？
打开棺材，纪晓岚等人一同验看。看来看去，纪晓岚看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心中明白，口中不说，他要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景禄、杜玉林、崇泰、郑徵、庆兴等人，都说脖子上有伤痕，显然是缢死的。这下纪晓岚有了主意，于是说道：“我是短视眼，有无伤痕也看不太清，似有也似无，既然诸公看得清楚，那就这么定吧。”于是，纪晓岚与差来验尸的官员一同签名具奏：“公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这下更把贵宁激怒了。他这次连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一块儿告，说因为海升是阿桂的亲戚，这些官员有意袒护，徇私舞弊，断案不公。
后来乾隆又派侍郎曹文埴、伊龄阿等人复验。这回问题出来了，曹文埴等人奏称，吴雅氏尸身并无缢痕。乾隆心想：这事与阿桂关系很大，便派阿桂、和珅会同刑部堂官及原验、复验堂官，一同检验。终于真相大白：吴雅氏被殴而死。海升也供认是自己将吴雅氏殴踢致死，制造自缢假象。
案情完全翻了过来，于是原验、复验官员几十人，一下都倒霉了！有被革职的，有被发配到伊犁的。唯独对纪晓岚，皇上只给他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官复原职。因为纪晓岚曾说自己“短视”，这就为自己留了退路。
《战国策》中有一个成语是“狡兔三窟”，意指兔子有三个藏身的洞穴，即使其中一个被破坏了，尚存两个；如果两个被破坏了，还剩一个。这是居安思危的生存方式，也是具有先见之明的预防策略。在办事中，我们不妨学学这一招。
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好的结果，同时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及应变措施。这样办事情，就能以不变应万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进退有度，当退则退
找人办事，一定要在忍耐中懂得进退之法，处于弱势时，就先退几步。进退之法是许多成大事者都心知肚明的行动要略。
李鸿章在权力的争斗中，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绝不冒险，所以才有步步高升的机会。
当时大太监李莲英深受慈禧太后的宠爱，权倾朝野，人人望而生畏，人称“九千岁”。此人狐假虎威，老谋深算，心狠手辣。李鸿章以军功而升高官后，最初看不起这些奴才，有意无意间就得罪了李莲英。因此，李莲英就想给他点儿颜色瞧瞧。
不久后，慈禧太后有意静居，想把清漪园修缮一番，以便颐养天年。却苦于筹款无术，时常焦躁。李莲英趁机说：“李伯爷是朝廷重臣，若能体仰上意，玉成此事，以慰太后，以宽圣心，当立下不世之功。”
李鸿章听到有这样贴近慈禧太后的好机会，岂肯轻易放过？当即满口应承，并马上献计献策，同李莲英商量。李莲英听了大喜，拍手称善，笑容可掬地着实奉承了李鸿章一番。接着李莲英又谦恭有礼地希望李鸿章入园内踏勘一回，看看哪里该拆该建，做到心中有数。
可是到了约定的日子，李莲英却借口有事不能奉陪，只派了个伶俐的太监领着李鸿章，转悠了一整天。事后不久，李莲英又故意找了个光绪皇帝肝火最旺的时候，诬陷李鸿章在清漪园里游玩山水。光绪最忌讳的就是别人不尊重他的皇权帝位。听说权倾当朝的李鸿章竟敢大摇大摆地在他的御苑禁地游逛，顿时大怒。认为这是“大不敬”，是对皇权皇位的公然藐视和冒犯！光绪一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诏“申饬”，将李鸿章“交部议处”。
所谓奉旨申饬，就是由皇帝、太后或皇后派一名亲信太监，捧着“圣旨”去指着某人的鼻子，当众数落臭骂一顿。而被骂的人，既不能申辩，也不能回骂，还要伏在地上谢恩。这“申饬”虽不伤皮肉，却是极使人难堪的侮辱性惩罚。
李鸿章被御批“申饬”后，他自然懂得其中奥妙，于是便立即着人送了银子，免去了当众受辱之苦。李鸿章自然很快悟出了吃亏的原委，从此以后便对这位“九千岁”刮目相看，敬礼如仪。这就是李鸿章的退让之法——不去冒险与小人争斗，而以守住自己为重。
善于退让，也能赢得成功，因为这样做一则保住了自己，二则保留了机会。
人与人之间总有强势与弱势之分，因此我们就更需要精通“撤步术”。让步并不是懦弱的表现，它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进步。就像跳远一样，为了跳出好成绩，后退几步是必然的。求人办事一定要注意该进时则进，该退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后退几步，由此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棘手问题，先走为上
在办事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棘手的，甚至解决不了的难事。这种时候最好不要死挺硬扛，而是要采取“走为上”之策略。
所谓“走为上”是指办事者在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不以卵击石，自取失败，而是采取“走”的策略，避开是非，争取另开新路。
1990年，安德斯·通斯特罗姆被瑞典乒乓球队聘为主教练。由于通斯特罗姆平时对运动员指导有方，再加上其战略战术比较高明，所以瑞典乒乓球队连年凯歌高奏。在1991年世乒赛上，他率领的瑞典男队赢得了所有项目的冠军。在1992年夏季奥运会上，他们又夺得男子单打金牌，这块金牌也是瑞典在这届奥运会上获得的唯一一枚金牌。
然而，正当瑞典国民向通斯特罗姆投以更热切期望的时候，他却突然宣布将于1993年5月世乒赛结束后辞职。通斯特罗姆的业绩如此辉煌，瑞典乒乓球联合会已向他表示“非常愿意”延长其雇用合同，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春风得意时突然提出辞职呢？许多人对此感到迷惑。
后来，人们才知道，正是通斯特罗姆连年的成功促使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他透露说，自他担任主教练以来，瑞典乒乓球队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是“现在我已感到很难激发我自己和运动员去争取新的引人注目的胜利。瑞典乒乓球队需要更新，需要一个新人来领导。”
在这里，主教练通斯特罗姆用的正是“走为上”的计策。在体育赛场上，没有永远不败的常胜将军。通斯特罗姆在感到很难再去“争取新的引人注目的胜利”之际，果断地退下来，无疑是明智之举。这样，既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声望，又可以使瑞典队得以更新。在我国古代，晋国公子重耳的故事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晋公子重耳由于国君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自杀，因而出走流亡在外，这样他既避免了骊姬的迫害，又能留得余生待国家有转机时回朝主持朝政。在他流亡期间，也渐渐变得成熟干练，而且他也充分利用“走”来寻找他的同盟者。这样他就在“走”的同时来促使晋国内外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最后，他终于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归晋，众多人欢迎重耳回国。
这是留与走的一个鲜明对比：留则无生路，走后得王位。这虽是一个治国之君的经历，但这个道理在我们平时办事的过程中也是大有作用的。切记：走是为了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不是为了躲避困难，寻求安逸。
没有“做贼”，就别心虚
在准备求人之前，自以为对方会给以热情接待，可是到场却发觉，对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低调。这时，你的心里就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其实，这是自己对彼此关系估计过度，期望太大而形成的。
求人办事，察言观色当然是必备的技能，但是如果你过于敏感，那就等于是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这对于办事是没有什么益处的。
这种过度的敏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自卑感在作怪。人们总希望自己是生活的强者，是别人心目中的优秀分子，可往往事与愿违，想象与现实之间有距离，这种距离促使他们更加敏感紧张，随时捕捉任何可能对自己不利的信号。结果很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心理循环：你越紧张兮兮的神经质，就越容易成为别人的话柄或笑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剧你的猜疑与敌意，这样就会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团糟。
菲菲到多年不见面的同学家去探望。这位同学已是商界的顶级人物，每天造访他的人很多，十分疲劳。因此，对来家的客人，只要是一般关系的，一律不冷不热待之。
菲菲以为自己会受到热情款待，不料到那里后，发现同学对她不冷不热的，心里顿时有一种被轻慢的感觉，认为此人太不够朋友，小坐片刻便借故离去。她愤愤然，决心再不与之交往。后来才知道，这是此人在家待客的方针，并非针对哪个人的。她再一想，自己并未与人家有过深交，自感冷落，不过是自作多情罢了。于是又改变了心态和想法，并采取主动姿态与之交往，反而加深了了解，促进了友谊。
幸亏事后菲菲并没敏感过度到不与同学交往，因而增进了友谊。假如当初她因受了一次冷落就不和人交往了，那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友谊了。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敏感过度都是十分不利的。比如，“北大怪侠”孔庆东在《47楼207》中曾写过这样一件趣事：
说是上中学时，几位同学在一起边走边玩儿，忽然间走到前边的一位姓马的同学转过头来，愤怒地叫道：“你们叫谁马寡妇？”其实大家谈论的话题与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就这样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人们常说做贼心虚，可是有很多人，他们自己明明并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心里却常发虚，他们过分地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态度的微小变化。其实别人并没有拿他们怎么着，但他总会以为大家在同他过不去。这样一来，不但把自己弄得紧张不堪，别人也不会再情愿给他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