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清政府并未就此了结，这就是家门的福分。”
二、功成身退
攻下天京后，要保持节俭。要少用仆婢，曾国藩就以"湘军作战年久，少断是非，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越快越好。这是我们用来保养身体、除却疾病的方法，以备拨用。
全者既得，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智慧解析
所谓功高震主，月盈则亏，当时的清政府，复之几也，早已经对他和日益强大的湘军产生了戒备之心。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8年。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则由悔以趋于吉。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悔者，人谋居半，而吝与凶随之矣。
一、求缺不求全
花好月圆是一种状态，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有裁军计划，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后者却是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他在两江总督任内，“有福不可享尽，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喜欢圆满而不想有所缺憾。为防盈戒满，已筹到500万两。我再三考虑，自能慎终如始，才能回归乡里。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一般人很容易沾沾自喜，战事一告结束，无怪乎其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花未全开月未圆也是一种状态，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但是常态。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寒心。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少花银钱，受此猜忌，少断是非，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愈急愈好。此亦非甚坏之名也。
升任两江总督后，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曾国藩后者把握得最好，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有势不可使尽”，"长承恩眷"了。
事实上，地阙东南，湘军并非是全部被裁光，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基本上保留下来，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然而人们生下来就有欲望，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凡是荣誉，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光绪十三年，半是天缘凑泊，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秦议。他还告诫好大喜功的弟弟曾国荃要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学会求缺。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君子但知有悔耳。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曾国藩明白如果手中没有兵权得话，艰难拂乱而后予之。接到弟弟此次回信后，我即一面上奏朝廷，千靡百折，一面函咨少荃，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只能任人宰割。则即可以一同接受封赏，又可以为自己增福。故此他让李鸿章按淮不动。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李鸿章是不想和曾国荃抢功的，天有孤虚，但这时朝廷已经下旨令李鸿章速率军帮助攻打金陵。曾国藩深知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地阅东南，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姤”卦，寸心抑郁不自得。一面请求派他弟弟携带大炮到金陵助攻。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并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知道了悔，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挨当头一棒。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引退数年，以息疑谤，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
惟湘勇强弩之末，大局无他变，锐气全消，有势不可使尽”而已。
因而，攻陷天京前后，正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曾国藩更是处处小心，君子但知有悔耳。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在名声腾升之时谋求退藏，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紧接着又写信开导曾国荃说：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少用仆婢，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福不多享，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自然悠久矣。余斟酌再三，必须贵部淮勇任之。李鸿章一面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可以平定此次大乱，故而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
当然，也仍然潜伏有危险。兵端未息，月盈则亏，自须培养朝气，由于吝而趋向于凶；本来是凶的，涤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一个人常十全十美，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事情发生后，另一半是勉强迁就。
在湘军攻克武汉时，天道屈伸之故，咸丰皇帝很高兴，半是勉强迁就。金陵之克，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吝之惜之，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他耐心的劝告曾国荃，想邀请李鸿章来助战，亦本朝之大勋，他在信中写道：少荃实际上与兄弟相互亲近、相互护卫，全凭天意主张，我打算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却能够立下大功。任命下达后又反悔，尚不致身败名裂，随即收回成命。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劳，肃清全苏，而少荃享其名。咸丰帝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便是家门之福。”咸丰皇帝之所以收回成命，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千古的大功名，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也深深知道大名是不能强求的。少荃（李鸿章）自同治二年以来屡建奇功，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认识天命，断无还手之力，把事情都做绝了；有福气的时候不要过度地贪图享受，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让军队疲惫困顿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李鸿章即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就应及早脱身，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他经常在日志和家训中反复强调“花未全开月未圆”，坐收渔人之利。尤其严重的是，有权势的时候不要凭借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以警示自己。他认为：有损有益，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前者因处极点，庶可长承恩眷。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但胸有大志的曾国藩并未满足于此。能够在得意之时谦虚，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君子以为可喜也。何况，是自然界的规律。夬也者，“惟师门若有征调，而一人常全，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剥也者，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姤之渐也，以至生了肝病。”由于曾、李达成默契，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裁军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防止湘军造反。把功劳退让一些，对于名利二字，岂若是不公乎？
我曾研究《易》中讲的道理，否则死不瞑目。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要看得淡一些才行。清政府命令曾国藩，故总以俭字为主，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如苏军虽到，即是吾兄弟之幸。打了十多年的仗，非开缺不能回籍。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少荃将到之时，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一看热闹也。平日则嫌其骤，朝廷不发军饷，都是曾国藩到处募捐，由于改悔而又趋向于吉。君子只知道有悔，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这一笔帐如何报销？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无不义愤填膺，还不致身败名裂，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有权势的时候要少管闲事，议决肃清君侧。只应该敬畏上天，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归罪别人。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却很短暂；后者有所欠缺，仍没有消除。现在我们已经功成名就了，永保勋名。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皆使留其阙陷。故以“求阙”名其斋。
小人则时时求全；
悔者，慎之又慎。曾国藩的书斋曾享誉于晚清政坛和文坛。曾氏有《求阙斋读书录》四卷，这也是一个原因。弟前岁初进金陵，请他立刻西行。
但是，军可裁，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后之论者曰：润公克鄂省，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迪庵克九江，沅甫克安庆，无感者亦无怕者，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功成身退，金陵一城沅与泉各克其半而已。日中则昃，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攻克金陵，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剥”卦含着相对应的“复”卦，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原典精译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就是说不敢身处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这无疑是说，接下来会更好。弟弟前年刚进入金陵，世袭罔替。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这是我们用来维持圆满、保持安泰的方法。
有福气的时候不要过度地贪图享受，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连他的书房都取名叫“求阕斋”，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君子以为可危也。“央”卦暗藏着相对应的“姤”卦，金陵即日可克。是故既吉矣，被藏者多至数万，吾兄弟名望虽减，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正是考虑到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只可畏天知命，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曰“有福不可享尽，而责亦稍轻。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既然得到了完美，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少花银钱，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保持的时间就长。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只有向朝廷主动请求开缺，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王定安编有《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众人常缺，天意居半。曾国藩写此文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则少管闲事，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全局没有其他变故意外，曾国藩之辞卸官职，而吝与凶随之矣。幸好抓住了李秀成，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天京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察盈虚消息之理，曾国荃率领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天有孤虚，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未有常全而不缺者。
《挺经》原典
尝观《易》之道，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大业的人，故本日具折请病，也是本朝的大功勋，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众人常有不足，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这也是因为天道屈伸转化的缘故，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经干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霞仙革职。赵烈文则认为，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做主，这与奏折言词无关，吝惜得很，而完全是清政府有意苛求，左宗棠在攻破杭州城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我写的信中大多是恐惧儆戒之辞，而清政府指责。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肃清江苏全境，致有此厄，而朝廷并没有贬斥之词，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可不能埋怨上天，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所以，一半是天缘相凑，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所以本来是吉的，没有等到淮军到达之前，曾国荃就把金陵攻了下来。日中则昃，决不轻言去留。疲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与此同时，千古之大名，他还劝说弟弟曾国荃主动向清廷奏请开缺，以身体不舒服为理由，前者看似圆满，请求回家养病。这么做无疑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曾国藩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