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十分严肃地告诫他：“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松江漕帮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龄公，现在的日子是苦些，不过好日子慢慢会来的，总要我们沉住了气，耐心去维持朋友才是。”
胡雪岩的这层计较，自然是看得远了，不拿蝇头小利堵塞了心眼儿。所以我们说人的意志不仅要表现在能够忍受艰难困苦，而且要能够忍受平淡寂寞，把平平庸庸的生活都做好了，做活了，让维持顺境的因素变为化顺境为得意之境的因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就能出乎其意、拔乎其萃。人们总是以为逆境才需要表现一个人的意志力，因而在顺境中往往散漫无节制，结果白白浪费了好多时光和机会，甚至面对顺境手足无措，做事失去了原则和方向。要知道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是贯穿一生的。有了钱不知节用就会丧产，有了地位不知节制就会丧权，有了名气不知节制就会自毁名节。
比如，王有龄事事顺遂，好运一个接一个，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时候如果得意忘形，就免不了诸事无稽，做出没有分寸的事体来。所以胡雪岩就劝王有龄：“龄公，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心中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他劝诫王有龄心要放稳了，要经得起好运和喜悦的冲击，不管运道如何变，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好，这个大原则不能变。
做人要经得起折磨
厄运来了是大折磨，经受不起，就会毁了自己；好运来了，也是大折磨，经受不起，会白白糟蹋了好运。有好多中了奖券一夜暴富的穷人，过不了几天就又一贫如洗，这就是经受不了好运的折磨。好运道来了，挡也挡不住，这是常有的事情。好运道是加诸于人的，全看承受的人是否有接受的能力。好运道放在做事气闲心稳、从容自在的人身上，他们会把好运再放大十倍百倍，放在手足无措、举止失度的人身上，他们会把降临到头上的好运眼睁睁放走。
在社会中，人们都会大致辨别出豪门世家和暴发户，就像在校园里，人们可以辨别出高年级学生和入校新生一样。其间的差别，唯在心理一端。由心而发，不同的心理素质，表诸于外，就有不同的特征。
当然，我们讲人的心理承受时，更多的时候是看一个人在逆境中的表现。因为在逆境中矛盾更集中，成败的抉择更为迫在眉睫，生死的较量、善恶的较量，伟大与渺小的较量更为关键。逆境犹如悲剧的高潮，剧情的进展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要由主人公的行为来凸显他的意志和品质。
胡雪岩可说逆境不多，而且每每都预先筹划准备好了。比如，在垄断上海丝茧市场，与洋人打商战时，洋人“杀年猪”，故意和胡雪岩较劲儿。胡雪岩自然不甘束手就擒，不愿让辛辛苦苦做成的垄断局面轻易被冲垮了，因而有了长达半月的煎熬，为拉头寸而派人回去联络。就是在这样的大局面下，胡雪岩也是早有所备，通过和庞二等协商联系，渡过了难关。
又比如，杭州光复后胡雪岩晋见左宗棠。左宗棠听人传言，对胡雪岩冷眼相向，并准备上折参革胡雪岩。面对这样的荣辱浮沉，胡雪岩仍是冷静观察，提前就想好了一套说法，让左宗棠不得不承认，胡雪岩潜出杭州城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千万饿殍待哺的浙江灾民。不仅道理在，而且有实际行动，胡雪岩晋见左宗棠之时，就已经采购好了大米万石，还有陆续后继。这就使左宗棠骡子脾气尽消，把胡雪岩奉为上宾，进而收为幕僚。
胡雪岩唯一防不胜防的是他的整个钱业王国的崩溃，从钱庄挤兑开始，促成了胡雪岩整个事业的失败。那么，胡雪岩在这样一个大的失败面前，表现又是如何呢？
胡雪岩乘船去杭州，上岸伊始，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大变故，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胡雪岩明白，现在唯一于局面有益的，是要自己镇静。这就好比一条船，遇到了大风浪，如果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就会各顾自己，谁也不去设法拯救大船，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无一幸免；反过来，只要船长镇静，能把整船的人组合起来，同心协力，就有可能逃出险境，化险为夷。
所以胡雪岩叫来杭州分号的钱庄档手，要他回店告诉伙计们，钱庄仍要继续营业，有他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做后盾，一切困境都会克服。
他又专程去拜访藩司德馨，向他征求善局方略。德馨和胡雪岩一向关系甚好，知道胡雪岩面对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决不会像其他一些小商人那样一逃了之，所以心先宽了三分，答应帮助胡雪岩疏通浙江巡抚和京城里的都老爷。疏通的目的，无非是要这些人不必因事浮沉，乱发议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大家一起来支持胡雪岩，给胡雪岩时间，让他自己来弥补因挤兑而带来的损失。
有了官面上的这种信任，胡雪岩才能从容调度，挽救危业。
胡雪岩能在这样纷乱的气氛下有条有理地处理问题，也足显示出胡雪岩的气度。他仔细考虑了全局，知道人生做事，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心理上不能输，要眼光放远，把事情看开。
照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喝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这种眼光和心胸，在商人中有不少同其类者。与胡雪岩同期而稍后的徐润，就是这样一位经得起波折的人物。
徐润以买办起家。咸丰到同治年间，洪杨变起，上海租界人口由500人猛增到14.2万人，大量地主、富商逃离家乡，躲入租界，使得投资房地产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业。
徐润从同治三年（1863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陆续购置地皮6 100多亩，建筑3 200多亩，所建筑的洋房、住宅、商店等，每年可收租金12万余两，房地产价值总额达223万余两。
也就是在1883年，和胡雪岩一样，因为遇到中法战争，法国兵舰驰抵吴淞口，上海富户纷纷提款离沪，全市钱庄信用崩溃。另一方面，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致使其他钱业同行也都资金周转不灵，纷纷向徐润逼债。
徐润无奈，只好将自己的产业贱价出售，抵偿债务，一下子亏损了八九十万两。徐润遇到了一生最惨重的经商失败。
徐润遭此变故，并不灰心，曾自书一副对联解嘲：“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仍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徐润变卖家中古董器玩，书籍字画，先母遗物和夫人珠宝等，共得银八九万两，继续投资于房地产业，先后在上海和天津购地3 000余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天津新划租界区，徐润购得的房地产也被外国人占去，使他再次蒙受很大损失。
在房地产经营方面，徐润数次受挫，并不顺利。但他不甘失败，屡挫屡起，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商人所具有的心理韧性。
胡雪岩和徐润，同是近代著名的商人，在大变故、大挫折面前，两人的态度都很沉着。尤其是胡雪岩，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势力不支持，拆后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护传统手工丝织业，为了蚕农的利益而和洋人斗法。失败后，胡雪岩态度光明磊落，欠谁的款还谁的钱，力所能及，决不拖欠，因而为时人称道，被认为是“杭铁头”的典型代表。
这种心理素质，在大事的比照面前，已经化为一种修养。它需要一个人长期的磨砺，才能真正获得。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自叙经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心理素质和一个人所受磨砺的关系来：
“余平生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戍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笑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胡雪岩处变不惊，遇喜不乱的心理素质，也正和曾国藩一样，是从长期的经历中积淀提升出来的。细考人的一生，真正的智力差别固然存在，而意志的差别对一个人事业的成败，为人形象的好坏所起的作用则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