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元朝兴于漠北，不缺战马，废除了茶马法，统一实行茶引法。中央户部主管全国茶务，并置印造茶盐等引局印制茶引。官府在江州（今江西九江）置榷茶都转运司，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在产茶地区设榷茶转运司或茶盐转运司，产茶地设榷茶提举司、榷茶批验所和茶由局等机构散据卖引，规办国课。户部主印引，地方茶务机构主卖引征课。废除长引专用短引，每引计茶九十斤。凡商人贩卖茶叶，必须缴纳引税，于指定山场买茶。引之外又有茶由，每由计茶九斤，后改为三斤至三十斤共十等，以给卖零茶者。商人凭引、由运卖。茶过批验处所不交验者，杖七十，卖毕三日内不赴官司缴纳引目者，杖六十。商人转用茶引，涂改字号，增添夹带斤重，引不随茶，茶园户不按引、由夹带多卖，运茶车船主知情夹带，均按私茶治罪。凡犯私茶，杖七十，茶一半没官，一半付告发人充赏。伪造茶引茶由者斩，没收家产付告发人充赏。官司查禁不严，致有私茶发生，罪及官吏。其茶课税率，初时尚轻，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每引收钞四钱二分八厘，全国征收茶税不过一千二百余锭。以后逐年提高税率，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每引征税为十二两五钱，全国茶课已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多锭。四十多年间，茶课增加近三百倍。
明 明朝中央户部主管全国茶务，确定课额，并设巡察御史以惩办私茶；设茶课司、茶马司办理征课和买马；设批验所验引检查真伪。其茶法分商茶和官茶。榷茶征课曰商茶，贮边易马曰官茶。商茶行于江南，官茶行于陕西汉中和四川地区。商茶允许商人买引贩卖，官茶必须保证买马需要。
商茶均实行引法。中央户部将茶引付产茶州县发卖。凡商人买茶，赴官具报所卖斤重，行茶地区，纳钱买引，许向茶户买茶出境货卖。每引茶一百斤，不足一引者，谓之畸零，另发茶由，许行茶六十斤。官府按行茶地区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批验所依例批验，将引、由截角，别无夹带方许放行。茶与引必相随，有茶无引，多余夹带，按私茶治罪，许人告捕。茶园户将茶叶卖给无引、由的商人者，倍追原价没官。商人将茶运至卖茶地，还需向税课司按三十取一缴纳销售税。买茶完毕，即以原给引、由向所在州县官司缴引，封送原批验所，汇解户部查销。若过期不缴引者，批验茶引所于每季查出商名贯址，引、由数目，转所在地巡按监察御史按察司提问追缴，送户部注销。四川商茶，政府还按不同的销售对象、范围，以及茶叶的品质、制法和传统的供销关系，将茶引分为边引和腹引。边引行销今四川甘孜、阿坝，青海果洛和西宁等藏族地区，腹引行销内地，形成了川茶的“两边一腹”的引岸制度。
官茶贮边易马是明朝茶法的重点。“国家重马政，故严茶法”，设茶马司以主其政。政府曾先后设置秦州（后迁西宁）、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庄浪 （今甘肃永登）、岷州（今甘肃岷县）、永宁（今四川叙永），雅州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而以西宁、河州、洮州、碉门茶马司为主要茶马贸易机构，垄断与藏族的茶马互市。政府对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走私茶叶防范极严，定期派遣官员巡查关隘，捕捉私茶。对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都处罚极重。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驸马都尉欧阳伦由陕西运私茶至河州，就被赐死伏诛，茶货没收。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才减私茶通番之罪，止于充军。
茶马司的官茶来源有如下几种：①官征官买官运法。政府规定陕西汉中茶叶和四川“巴茶”，官征十分之一，无主茶园由军士种植，官取十分之八，其余茶叶由官定课额收买，并确定汉中岁课茶两万六千斤，四川一百万斤。因而将四川保宁（今阆中）、夔州（今奉节）地区划为“巴茶”范围，茶课由陕西巡茶御史管理，“巴茶”以外的川茶才由四川茶盐都转运司管理。这些官征官买茶叶，由政府组织人力分程运至各茶马司，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劳民伤财，得不偿失。②运茶支盐法。明宣宗宣德中在实行官运茶叶的同时，由政府发给盐引以到江淮支盐为报酬，动员商人把四川茶叶运到西北茶马司交货，但不得进行茶叶买卖。在实行过程中，不少商人假营运官茶之名，行商贸走私之实，不把茶叶交给茶马司而自行贸易，使官茶缺乏，买马不便，故于正统元年（1436）停止此法。③招商中茶法。弘治三年（1490），陕西巡抚及布政司出榜招商报中一百零四万斤茶叶，给引赴巡茶御史处备案，于产茶地区收买茶叶，赴西宁、河州、洮州茶马司，官取十分之四的茶叶、余听商人贩卖。此法使茶马司坐收数十万斤茶叶，官茶库存日增。但它正式允许商人参加茶马互市和蕃汉贸易，政府在与商人的竞争中往往败北。茶马司以不能取得足够战马而于十五年下令停止。但之后，官茶储备日减，买马更加困难，故于十七年又一度施行。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正式恢复此法，增加官府提成率，采取官商对分，一半茶叶与商，令其自卖。自此，官、商皆得易马，善马尽归茶商。在明代汉藏茶马互市中私商终于战胜了官商。
茶马司所得茶叶，除有时招商纳粮支茶或令商人将茶折银，以备赈灾储边外，其余全部茶叶都用于买马之用。买马办法有招番卖马支茶法、招商纳马支茶法，而以规定各部族每年卖马数额的金牌差马支茶法为主要买马方式。故明代是中国汉藏茶马互市最发达的时期。“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清 清沿明制，仍分官茶和商茶。其管理制度与明略同。官茶行于陕、甘，储边易马。政府在陕西设巡察御史五，分驻西宁、洮州（驻今甘肃岷县）、河州、庄浪、甘州 （驻今甘肃兰州）茶马司，主管官茶和茶马贸易。其后裁撤茶马御史，或派部员，或令甘肃巡抚兼管，最后由陕甘总督管理官茶茶务。清世祖顺治初年，规定上马一匹易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一匹易茶九十斤，下马一匹易茶七十斤。所需官茶，仍仿明代招商中茶法。隶籍山西、陕西的商人称东商，回族商人称西商，皆设总商负责督促散商纳课之责（见茶商）。由于清朝牧地广于前代，买马的军事意义逐渐消失。康熙以后的茶马互市，不过踵前朝故事。易马数量不多，并时易时停，致使茶马司库存茶叶日增。为解决库存积茶，政府时而将所收茶叶改折军饷，发给士兵转卖，时而将应征茶商本色官茶改用三成、二成，甚至全部折银纳官。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48）停止易马，茶马司实际上成为管理民族贸易的机构。所存官茶，或折饷，或易粮，或招商发卖。应征茶商茶叶基本上改为折银，很少征课茶叶。咸丰、同治年间，爆发陕甘回民起义，商民流离，欠课累累。东、西商均无人认课请引，茶引滞销。同治十一年试行招募新商赴甘肃请票行茶。十三年正式招募南方商人赴湖南采茶运甘肃销售，称为南商。其后甘肃70％的官茶均由南商承办。茶政由兰州道主持。改引法为票法，一票若干引，视商人资本认销给票。请票先向兰州道备案，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并予行销地方完纳厘税。出口茶叶则另于边境局加完厘税。自此，西北官茶地区及出口俄国的茶叶，基本上皆由茶商经营，官收课税而已。
商茶行于南方产茶各省。中央户部颁发茶引，分发产茶州县发卖。产茶较少地方亦有不设引，由茶园户纳课行销本地者。广东、广西产茶极少，北方各省不出产茶叶，均不颁引。唯茶商到境向经过关口纳税或略收落地钱。茶商有总商和散商，行茶办法与盐法相似。散商隶总商名下，总商负责督征茶课，散商买引纳课行茶。行茶皆有定域。在四川则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销内地，边引行销边地，土引行销土司。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东南各省增加茶厘、茶捐以充军饷，发给引厘、厘票、捐票作为贩运凭证。其时茶庄兴起，或由茶商自行完纳，或由茶庄代为完税清单。至发贩时统由茶庄缴销税单。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通商口岸不断增多，外商亦纷纷来华采购茶叶，形成了汉口、上海、福州三大茶叶市场。汉口市场的砖茶多输往俄国，上海市场的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叶输至美国，宁波茶叶输往日本，福州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茶叶成为中国的大宗出口货物。政府对外商采购运销茶叶只征收子口税，而不征厘金，其税率比国内商人缴纳厘金还低。清朝晚期，废引、厘、捐三票，改用税票以简化手续。清末，茶票渐代茶引。各省商贩凡纳税者都可领票运销。政府对茶利的垄断逐渐削弱，对私茶的惩处亦有所减轻。运销私茶，查出止于没官。民国时期继续实行票法，其后又废除引票制，改征营业税。
《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