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圣约翰大学：擅英文而荒中文
林语堂为自己能进上海的著名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而觉得很幸运。因为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的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刻苦用功，他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里，就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
学英文的秘诀
在大学一年级时，林语堂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他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他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他对这个字，在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就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他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他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他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林语堂已开始读袁了凡的《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的荒废，在他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的钻研时，却有一意外的影响和刺激。因为当时的圣约翰大学，学生的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在圣大的学习和生活
林语堂回忆，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100页的《民法》，他继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1点钟上大约10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10行，便如坐禅沉思，向学生们凝神注视，大家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他们大都趁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借以消磨时间。林语堂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的著作，还有张伯伦的《十九世纪之基础》，这本历史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他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1930）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林语堂进了哈佛大学，他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他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5000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他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他也知道，他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1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林语堂看见1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3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林语堂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哪些事要做。他相信，伦敦伊顿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他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他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他健康的肺，他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他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他从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林语堂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他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他很有益处。他记得父亲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他，很不赞成他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林语堂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他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林语堂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
爱上隔壁学校的女子
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林语堂接连4次到讲台上去接受3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与圣约翰仅一墙之隔的圣玛丽女子学校的女生，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林语堂的婚姻是有关系的。
林氏终生最爱的女子陈锦端，是福建泉州名医陈天恩的长女，当时就在圣玛丽学校上学。她的哥哥陈希庆是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好友。陈希庆把她介绍给林语堂后，两人爱得很热烈。她美丽、优雅，还画得一手好画。他一见她就着了魔。
林语堂第一次见到陈锦端，就惊诧于她的美丽，进而为之倾倒。陈锦端则倾心于林语堂的博学多才；爱他的“英俊有名声”，一表人才，谈吐不凡。
很快，林语堂和陈锦端双双情意相合，坠入爱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未曾顾及到双方家长的意向和两家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陈天恩得知此事，极为恼怒，明白地告诉林语堂，他已为爱女定了亲！林语堂懵了，一言不发，只有暗自垂泪。
陈天恩见此情形，便将自己的邻居、钱庄老板廖悦发的二小姐廖翠凤撮合给林语堂，以弥补自己心中的一点不安。林语堂的心被戳了个血窟窿，他爱的是陈锦端啊！谁知廖翠凤也是个痴情女子，她早就认识林语堂，并一直十分欣赏他。再者，双方父母均表示同意，因此婚事很快就确定下来。1915年林语堂订婚后，回圣约翰大学继续攻读。
失去爱人的陈锦端，其中的苦痛可想而知，她并没有遵从父命，同父亲选定的“金龟婿”结婚，而是孑然一身远渡重洋，到美国霍柏大学攻读西洋美术；学成归国后，在教会办的上海中西女塾教美术。
1919年林语堂同廖翠凤完婚后，到美国、德国等国留学，归国后辗转于北京、厦门、武汉等几所大学任教，并生下3个可爱的女儿，其后定居上海。
陈锦端一直珍藏着对林语堂的爱。登门求亲者踏破了门槛，可她一次又一次拒之门外。直至32岁时，她才与厦门大学教授方锡畴结婚。她终生未育，领养了一男一女。
1949年以后，林语堂一家迁居海外。虽有海峡阻隔，但他从未抹去对陈锦端的记忆。有时，他在笔耕之余，作画自娱，他画的女子总是一个模样：留着长发，再用一个宽长的夹子将头发夹在身后。女儿们问父亲：“您为何老是画这样的发型？”林语堂抚摸着画纸上的人像，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林语堂病魔缠身，靠着轮椅活动。他住在香港的三女儿林相如家。一天，陈锦端的嫂子登门拜访，林语堂关切地问起音讯不通多年的恋人的情况。听说陈锦端还住在厦门时，他那有些浑浊的老眼忽地一亮，高兴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此时，一向通情达理的廖翠凤也忍不住说：“语堂，不要发疯，你不会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林语堂听罢，颓然躺倒在轮椅上。
1976年，林语堂在香港离开了人世。几年后，陈锦端也辞世而去。
在中文上自觉下功夫
林语堂曾经说过，因为他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他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了。他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了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不仅是他的学问受限制，还有他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
他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对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他都知道，可他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他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林语堂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了。首先，他看《红楼梦》，借此学习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话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那他该怎么办呢？他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他是伯仲之间。他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林语堂发现了自己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他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他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他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林语堂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他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1917）到民国七年（1918），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林语堂是民国五年（1916）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鲁迅后来也随之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林语堂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他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林语堂开始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15与16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薄迦丘都是。他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此后他们一直是朋友。
【名家小传】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现属漳州）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林语堂出生于一个中国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次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研究语言，并撰写杂文。翌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以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次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4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
茅盾与北京大学：预科三年亦受益
沈德鸿中学毕业后，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3科，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报第一类的，只考国文与英文。他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从此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报考北京大学预科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中学毕业后，摆在沈德鸿面前的就是以后的求学问题。母亲早有个计划。外祖母留给她的钱1000两（大约等于当时的银币1500元），自父亲逝世后存在本镇的钱庄上，至此时连本带息共约7000元之数。母亲把7000元分作两股，沈德鸿和弟弟泽民各得其半，即3500元。因此，她认为茅盾还可以再读书3年。
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母亲本订阅上海《申报》，《申报》广告栏上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也登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母亲因为卢表叔此时在北京财政部工作，沈德鸿若到北京，卢表叔会照顾他，因此，她就决定让沈德鸿去北京大学求学。7月下旬，沈德鸿到上海，住在堂房祖父开的山货行中（他是曾祖父8个兄弟中最小一个兄弟的儿子）。这时他才知道北京大学预科分第一类和第二类。他自知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
茅盾后来回忆，考试分2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考试完毕，沈德鸿的堂房叔祖留他多住一两天，派山货行的学徒陪同他游了上海邑庙等。此时，上海电力公司供电不足，电灯用户极少，堂叔祖的山货行用的是煤气灯。
沈德鸿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被录取者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姓名。等了约1个月，果然刊登出来了，却是沈德鸣，家里猜想鸿、鸣二字形相近，故而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他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在去北京求学的路上
那是1913年夏。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中学毕业生想考北京大学者，是一大方便。这年沈德鸿虚岁18岁，实岁1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