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确是个棘手的问题。男模特在学校里就可以进行人体写生，但女模特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法解决。因为日本的女子作艺术院校的裸体模特，可能还是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日本的社会风气很奇怪，他们一直有着男女共浴的传统，女人裸体被在陌生男人看到并不觉得很难为情。但日本艺术界的人体画，在公众展示的时候却遭到了极大的排斥。
李叔同为这件事苦恼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觉得这个温柔的姑娘是其最佳模特人选。李叔同于是尝试邀请她给自己担任模特。这位姑娘觉得很突然，毕竟裸体在日本并非一件有损脸面之事，但若把它画在画上，当时，除了艺术学校外，在社会上仍然不被大众所接受。
李叔同其实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他也清楚这个请求可能很让对方为难。可让李叔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日本姑娘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或许是李叔同的真诚和才华打动了她，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她以后就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她也很喜欢绘画，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这位日本姑娘欣赏、品评。
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人产生了感情，李叔同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尽管他早已在天津娶了一房妻子。由于是传统的父母之命，一直接触新文化的他，内心深处始终还是渴望着一份真情的。李叔同的住处附近有一个小湖，他给它起名字叫“不忍池”，湖边此后经常有一对情侣散步的身影。两个人的生活非常甜蜜。李叔同学业结束回国后，她也与他一同来华。李叔同后来在杭州出家，她只好黯然回到日本。
深谙音律，创办音乐刊物
凡是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李叔同不仅喜爱绘画，也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学画的同时，又进入音乐学校学钢琴和作曲。
他创办了我国的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是李叔同在东京编印以后，寄至国内发行的。该期除日本人所作的2幅插画和3篇文章以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叔同以“息霜”的笔名一人包办。创刊号发表有《〈音乐小杂志〉序》、《乐圣比独芬（贝多芬）传》、《近世乐曲大意》，及教育歌曲《我的国》、《春郊赛跑》，别体唱歌《隋堤柳》，杂感《呜呼！词章！》、《论音乐之感动力》等十几篇稿件。其中，乐歌《我的国》成为李叔同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他还编了一册《国学唱歌集》，也在国内发行。
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创办话剧社，并主演女角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就学得很好，曾细读原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对西洋戏剧倾心已久。来到日本后，他开始跟从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浅二郎学习新剧的演技。
1906年，李叔同与曾孝谷等人创办“春柳社”，提倡话剧，艺名“息霜”即取于此时。按照他们的本意，春柳是个艺术团体，无论是音乐、文学、美术还是戏剧，都涵盖在这个团体当中。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决定先从话剧演出开始。
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社团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标志。它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团体。它演出的《茶花女》，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1907年，他们在日本东京上演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变的话剧《黑奴吁天录》，被话剧界公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话剧。
1907年春节期间，中国淮北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死伤无算。春柳社的成员们闻讯后，在东京组织一场以赈灾募捐为目的的义演。这是春柳社的首次公开亮相。他们选定的是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由于当时的新式话剧刚刚起步，没有女演员，李叔同就自己在《茶花女》的演出中反串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
早在1902年时，李叔同就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就主持演出《文野婚姻》等4出新剧，还自己写作剧本。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所以，登场演出对于他是驾轻就熟的。
他为了更符合角色形象，还将自己的小胡子剃去，演出前几天就开始节食，让自己的腰身更苗条；还花重金做了好几身女式礼服。
因为留学生们普遍经济不宽裕，在经济上李叔同也是出了很大力的，比如舞台的背景、布景的设置、服装的购置、化妆和排练的费用等，大部分都是李叔同出的。
在李叔同和春柳社成员的努力下，演出非常成功。演出结束后，日本戏剧界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这次演出，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留学生都以认识春柳社为荣。欧阳予倩就是因为看了演出，萌生了兴趣，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话剧的大家。春柳社第一次演剧时李叔同所写的戏单印刷品，现在仍被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珍藏。
第一次公演的成功，极大地鼓励了春柳社，很快他们就确定了第二次公演，时间是1907年6月，称为“春柳社演艺大会”，演的是《黑奴吁天录》。李叔同依然以“息霜”的艺名扮演美国贵妇艾美丽夫人，又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
【大师小传】
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又名李岸、李良、李哀；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著名的多才多艺的高僧，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各方面均有深厚造诣。
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吏部尚书，曾经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5岁丧父，在母亲扶养下成长。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1910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等校任教。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西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各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手书绝笔“悲欣交集”4字。
他早岁以书法驰誉当世，出家后持戒精严，并融书法、佛理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的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所创作的《送别》，历经几十年传唱而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11代世祖。
黄侃：师从“章疯子”而成“黄疯子”
在民国学人中，有3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另外一个就是“黄疯子”黄侃。这3人都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章太炎更是黄侃的授业恩师，对他的影响终其一生。黄侃的“疯”、“狂”自是得自章氏真传。黄侃正是在求学日本期间，得遇这位知名大儒，进而成为他的得意门生。然而在恩师面前，黄侃从来未有半分不敬，更没有丝毫狂态出现，可见“疯亦有道”。
到日本留学
黄侃在父亲旧交、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资助下，于1905年来到日本留学。在当时，去日本留学可以说是一种时尚。从1900年起，留日学生不断增加；到 1905—1906年的时候，则是飞速增长，1906年 9月竟达13000人。
这个新知识阶层，是处于一个动乱时代的一群动荡不安、鱼龙混杂的学生。它的成员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情况有极大的差别：有许多人并未入正规学校而肄业，更多的人只是偶然到校听讲；有的人只读了很短的时间，有的人则读了数年之久。当时的学生群体也非常驳杂：有的勤勉好学一心为强国而读书，有的纯为求取文凭回国谋生；有人迷信只有仿照日本的模式才能强大中国，也有更推崇欧美政治文化的。
黄侃到日本后，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他住在中国留学生会馆，馆址位于东京的骏河台。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就住在这里。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著名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激起了大批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革命组织迅速壮大起来。成立的最初2年，就有17个省的864人先后加入同盟会。自幼就关心国事、极具叛逆革命精神的黄侃，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如鱼得水。
1906年1月，黄侃在武昌文通学堂的同学宋教仁也来到了早稻田大学，两人很快见了面。能够在异国他乡见到老同学，彼此的喜悦心情自然是难以言表。在宋教仁的影响下，他在1906年初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然而，此举却给黄侃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他的资助人是清政府大员张之洞。张之洞听到自己这个故人之子如此大逆不道，竟然加入了革命党，一时怒不可遏，就立刻取消了黄侃留学的官费。黄侃从此断绝了生活来源，只能自食其力，开始了革命者的流亡生涯。
师从章太炎
黄侃很聪颖好学，少年时代就被诸多师长另眼相看。张之洞当初之所以资助他，一方面是为故人情面，另一方面也认为黄侃实属可造之材。即使此时革命热情无比高涨之际，黄侃依然没有忘记学业。所以，他在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撰稿，追随章太炎（炳麟）、刘师培（申叔）等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还拜了这位既是大革命家又是大学问家的章太炎为师学习音韵、说文。
1903年时，章太炎因为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为邹容著《革命军》所作的“序言”被捕，被判监禁3年。出狱之后，东京的革命党组织特意派人到上海来迎接他。章太炎到日本后，就在同盟会《民报》任总编辑。此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的已经有上万人了。很多人都仰慕章太炎的盛名，而希望拜入他门下的。
一天，黄侃也跟随众人来拜访章先生。刚到门前，见其壁书墨迹4行，笔力酣畅淋漓：“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到此句，觉得章太炎太过狂妄，恐怕难以接近。此后就再没有去拜访过他，更没想过能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
但黄侃对《民报》一直非常关注，几乎是每期必读。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让他无比钦佩。《民报》和《新民丛报》是当时社会上发行较广的两种刊物。《民报》是革命派的代表喉舌，《新民丛报》是改良派的代表喉舌，相互进行激烈的论战。章太炎有力地驳斥了改良派的那些谬论。他撰写的《革命之道德》，热烈赞颂农民、工人、小商贩和下层知识分子是最高尚的人。章太炎在《民报》上还发表了《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五无论》、《四惑论》等一系列哲学论文。《民报》在宣传革命方面功勋卓著。每一期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在当时革命出版物中远居前列。
黄侃就是通过对《民报》的关注，才对章太炎有了较深的认识，从而也逐渐消除了误解。他也开始不断为《民报》撰稿，为革命呐喊助威。这些文章，竟然成了他和章太炎以后深厚师徒情谊的开端。
一天，章太炎看到一篇文章，大加赞赏，认为作者是个天下奇才，日后必成大器。十分爱才的章太炎，立刻写信约见他。此文的作者就是黄侃。此后，章太炎一直对黄侃关爱有加。
1907年秋，章太炎得知黄侃要回国省亲，就告诉黄侃：“求学最关键的是要找一位名师；以你现在的学识，在国内能做你老师的人太少，唯有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你回国后可以向他求教。”然而，黄侃还没有回答，章太炎又说，如果黄侃现在不马上回国的话，自己倒是也可以做他的老师。
黄侃很惊喜自己能得到章先生的如此厚爱，立刻起身向章太炎拜了下去。从此，他就成了章太炎的一个得意门生。他回去以后，就与苏曼殊一起搬进了章先生在小川町的住所，以方便时时跟随章先生学习音韵、说文。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章太炎曾感叹道：“常言道，学问精进有如日行千里，黄侃恐怕是日行万里了。”
《民报》从 1905年 11月 26日创刊到 1910年 2月 1日终刊，共出版了 26期，发表的文章有 122篇。其中，黄侃在《民报》上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发表了文章 7篇，计有《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释侠》、《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公民道德前途之关系》、《哀太平天国》、《刘烈士道一像赞》等。另外，刊登在《民报》临时增刊《天讨》上，以军政府名义发布的《讨满洲檄》，也是黄侃撰写的。
《讨满洲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短短几千字，即把数千年间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状况综览无余，不仅是对满清王朝的声讨，也是对整个中国专制制度的控诉。作者义正辞严地宣称“唯革命之不可已”，主张在革命后对他们将“与齐民等视”、“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这些言论，说明黄侃在当时不仅服膺而且努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文章气势磅礴，情感强烈，笔锋犀利，充满了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实际上，黄侃一直就很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其《哀贫民》一文，详细地描写了鄂东家乡劳动人民的困苦状况，鲜明地表现了对被迫造反的农民的赞许和同情。黄侃进而概括全国的情形说，正是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在卫护着国家，并供给了社会的需求，但结果都是他们“皆为富人仆役而已”，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公平、不合理。
文章还批评了以西方为“乐土”的说法，认为西方国家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殆实以庇荫富民而讳其所号也”。如举议员“恒在有财者”，工厂的主东如“群工之渠率，虐工无艺”，且“以饥饿之患制之”。所以，在西方享受文明、快乐者，不过仍是“巨贾豪商”、“名士政客”等少数人。从贫富不均的角度看，与中国并无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