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20年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现为张自忠路23号） 行辕逝世。4月2日，孙先生的灵榇由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国民政府选拔出6位对辛亥革命有重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杰出人士为孙先生抬棺。水晶棺被抬到公园门外后，放到了高架灵榇上，平稳地放在6个人的肩头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的陪同下，队伍出发了。在这6个人当中，走在左前方的瘦高中年男子就是李四光。他心中的沉痛，恐怕只有自己才能了解。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伟人在他年少时对他的殷殷期盼。
李四光在日本学习了6 年，回国以后，在家乡湖北武昌的一所中等工业学校任教。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官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必须进京参加考试。1911年，湖北学务处命令本省的留学毕业生于农历七月初十（公历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学部报到。为应付官府，也为更好地了解清廷统治中心的虚实，李四光毅然决定去北京应试。
宣统三年（1911）秋天，一位瘦高的青年，踏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了清朝学部所在的那条胡同。和他同行的都是年轻人，一个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他们都是从各国留学归来的学子。此番进京，是要来学部报到，然后参加清廷组织的辛亥第6次游学毕业生廷试。
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试的黄榜。学子们看了榜，纷纷走到那位瘦高的青年身边，祝贺他金榜题名。他向大家道谢，神态非常平静，只是微微抬起头，望着远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那张黄榜，在“工科进士”后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李四光。他获得“最优等”成绩，赐“工科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进士之一。
考试发榜后不到1个星期，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消息传到北京，李四光兴奋不已，马上南下武昌，投奔革命队伍。李四光是同盟会会员，在日本学过理工，又是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委员，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部部长。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共和政体名存实亡。李四光的希望破灭了，他辞去了实业司司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湖北省各部改为司）的职务，决定继续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
在英国由采矿转学地质
1912 年，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长。李四光因参加辛亥革命有功，经本人申请，教育部批准，他和一批青年人获得官费留学名额，一起前往英国。他与同时被批准的湖北军政府秘书王世杰等人同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留学生涯。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期间，结识了同住一间公寓的丁燮林，两人在课业上互相帮助。
1914年秋天，1年的采矿系学习结束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四光决定改学地质专业。好友丁燮林得知后，非常惊讶。但李四光有自己的想法，他说：“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学了1年采矿；但我现在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
为了对地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李四光除了主学地质专业以外，又选学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中途赶上物理系的教学进度，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李四光毫不畏惧，迎着困难而上。为了弄懂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他常常学习到深夜。
李四光并不满足于仅仅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他还到野外去作实地考察。为此，他特意从旧货店买了一辆旧摩托车，自己动手加以修理，然后每逢假日，便骑车四处奔走。有一次，他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跌到山沟里。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看到自己和摩托车都没摔坏，就又骑车继续赶路。
在导师W·S·包尔顿教授的指导下，李四光一面实地考查，一面博览群书。他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对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
不久，暑假即将来临。如何度过这个难得的假期呢？丁燮林谈了自己的计划：“我准备到海滨去，在那儿写作一个剧本。”然后询问李四光的打算。李四光告诉他，自己打算去当矿工。
丁西林听后，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矿工的生活很苦啊！你没听说过，矿工居住的地方，人们都叫它做‘黑乡’。”
李四光答道：“我不怕苦。要搞地质，就得准备吃苦。伯明翰的采矿业很发达，可毕竟只是学的理论。我既然学地质是为了给祖国找矿，就应该去实地考察一下，外国的矿井是怎么采矿的。所以去当矿工是最好的了。”
说干就干。假期一开始，李四光就背起简单的行李，骑着摩托车，来到郊外的一座煤矿当矿工，吃住在当地一位矿工的家里。每天天还没亮，他便和当地的矿工一样，戴上安全帽，提着小鸟笼，乘矿车来到矿井。小鸟对瓦斯很敏感，如果它晕倒了，工人们立即就离开矿井。在阴暗、狭窄而又充满危险的矿井里，李四光和矿工们要从早干到晚，又脏又累。他亲身体验到了矿工生活的艰苦，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当假期即将结束时，李四光和他的矿工房东一家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以纪念这段令他难忘的生活。
返回学校之后，李四光更加努力学习。学士学位考试日益临近。不巧的是，李四光的腿上长了一个大疖子，疼痛难忍。丁燮林劝他去医院诊治。但李四光认为花钱太多，放弃了。为了不影响考试，李四光取出他日常刮胡子用的刀片，在开水中简单消毒以后，就自己咬牙忍痛将疖子挖掉，然后抹上药膏。站在一旁的丁燮林看着这一切，不禁为李四光捏了一把冷汗。伤口还未愈合，李四光便去参加考试，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但腿上的疖子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留下了一块深深的伤疤。
1918年，李四光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在论文中写道：“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
他的导师包尔顿教授希望他能在英国继续深造，等考取博士学位后再返回中国。但是，李四光断然拒绝了：“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我的祖国，这样更有意义。”
包尔顿听了李四光的这番心里话之后，对这位青年学子的爱国之情深表尊敬。他问李四光：“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李四光回答：“我想立刻就走。先到法国和德国的一些矿井去进行一些考察，再去阿尔卑斯山看看那儿的地质情况。”
李四光离开英国以后，按照计划，先到法国和德国几个有名的矿区进行考察；接着又沿莱茵河而上，到达瑞士，继而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脉主峰也是西欧第一高峰——海拔 4807米（新测为4810.90米）的勃朗峰，研究冰川地质。
当他结束考察，返回伯明翰大学时，看到了一封电报和一封来信。电报是印度友人拍来的，表示想聘请他去当工程师，待遇优厚。他又打开那封信，是蔡元培从国内寄来的，当时蔡元培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四处招揽人才；当他得知李四光在英国学成毕业时，便来信聘请他为北大地质系教授。
1918年底至1920年初，国内地质学科创始人之一的丁文江，正随梁启超一行7人赴欧洲考察；同时作为民间团体和政府顾问，列席巴黎和会。此间，丁文江正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议振兴国内的地质学研究，却一直苦于北大该专业师资过于薄弱。为此，丁文江专程去了英国，找到当时正在伯明翰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李四光，希望他学成以后能回国教书。
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谢绝了印度友人的高薪聘请，毅然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怀抱，为其科学救国的理想奋斗。
1920年春末，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等人一道返回北京，来到北大任教。
诞生于巴黎的小提琴曲
李四光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也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期间写的《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这部作品写于1920年，在78年之后（1998年）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晚会上，第一次得到了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1915年，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由采矿系转入地质系时，与威尔士教授来往密切。他当时非常喜欢音乐，课余时学会了拉小提琴，有时间就去威尔士教师家即兴演奏，很得他们一家的欣赏。
1919年11月，应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李四光前往巴黎作关于“工业繁荣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也许是想表达点什么吧，他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写了几句乐曲，共5行、19小节；并将自己的英文名（J.S.Lee）和创作时间（22日）、地点（巴黎）写在上面。
次年1月，李四光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以李白的名篇《行路难》为题，写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曲。与此同时，他还在稿纸的右上角，署上自己的名字“仲揆”二字；在曲谱的右边，写下“千九百二十年正月作于巴黎”等字样。乐曲写好后，李四光请好友萧友梅指正，因此曲谱一直保存在萧氏手中。？
李四光回国后不久，经北大化学系教授丁绪贤的夫人介绍，与北京女师大附中的音乐教师许淑彬相识。许女士出身于外交官家庭，爱好音乐，英语、法语俱佳，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相恋2年后，结为伉俪。婚礼上，他们俩一个拉琴、一个弹奏，鸾凤和鸣，曾被传为佳话。？
【大师小传】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字仲拱。蒙古族，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世界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领导人。
1902年入武昌高等小学堂。1904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成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1910年从日本学成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委任为湖北省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1913年获准赴英国官费留学，开始自己的第二次留学生涯，在伯明翰大学学习矿业。1918年用流利的英文完成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
从1920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他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夫妇俩躲避开国民党阻挠，于此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4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错误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先后发现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李叔同：文艺全才并开创多项中国第一
对“李叔同”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熟悉。但是，当听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旋律时，肯定没有人能不熟悉。它的词作者就是李叔同，他还有一个名字是“弘一法师”。
李叔同的人生耐人寻味，早年的声色犬马、之后的投身文学艺术、最终的遁入空门潜心佛法——也许，正如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解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要尝遍所有的人生，于是他最终走向了宗教这个灵魂生活。
绘画与爱情
早年的李叔同是风流才子，更是一个典型的富家公子，不仅早早以才名著称于上海，更是寄情声色，常与名妓、优伶相往来。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母亲去世而发生了改变。1905年，独自将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去世了，这让孝顺的李叔同非常悲痛，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哀”，决定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他为母亲办完丧礼后，当年便东渡日本求学。
李叔同来日本，主要是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绘画。他早在上海南洋公学时，就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思想。在蔡元培的门下，始终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李叔同在两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到日本不久，李叔同就剪去了辫子。此年秋，他还在留学生所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了《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
1906年，李叔同考入日本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东京美术学校是今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成立于1885年，1896年增设西洋画科。当时录取的5个人，其中两个是中国人，就是他跟曾孝谷。由于当时很少有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美术，所以日本各界都很关注李叔同。10月4日的日本《国民新闻》特为刊出专栏采访的报道，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介绍了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的情景，并刊登了他以及作品的照片。
报道是如此描写的：“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进入东京美术学校以后，李叔同开始了他一直想了解的西洋绘画学习。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执着。他对艺术也想追求到底，不只限于中国画这种绘画方法和绘画技巧，他也想把西洋画、裸体画等，所有的绘画技巧，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掌握。
李叔同全身心投入到了西洋绘画的学习中，不久却碰到一个难题。西方艺术重视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基础，必须要掌握的。在当时日本艺术院校中，采用裸体进行美术教学很普遍了，李叔同自己在学画的过程当中，自然也按照教学的要求，做过西洋裸体画的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