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轰轰烈烈的援救萨珂和凡宰特运动，在美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中展开了，巴黎也卷入了这场民主运动。早在1920年5月，萨珂和凡宰特为抗议美国警察局谋害了一个意大利同志萨尔塞多，正准备组织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却被美国政府以杀人抢劫案的罪名逮捕，判决死刑。这个案件实际上是向美国工人运动施加压力，它激怒了全世界的民主人士，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是四处活动。
巴金了解凡宰特，是从他的一本英文小说开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他：“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他喜欢上了这本书，同时还买了另外两三本跟凡宰特有关的书。当他读完了这个昔日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后，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而感动。于是，巴金怀着复杂的心情，给关在美国波士顿死囚牢中的凡宰特写信，表示自己的声援，吐露自己的心声。
终于，在一个阴雨的早晨，他收到了凡宰特从波士顿监狱寄来的一封英文长信，一共是4张很大的信笺，而且是写满了两面的。他的信是以感谢的句子开始的，他感谢巴金的同情和信任。接着他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他安慰、劝导巴金，叫巴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他还谈到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未来的革新、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谈到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要巴金忠实地生活下去，明白这一切虚伪和残酷，以后才会有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斗争。
读了凡宰特的回信，激动中的巴金立即提笔作复，并附寄上自己的照片。然后又在笔记本上继续写了后来作为《灭亡》第11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的一些片断。巴金还在国内外的刊物上，撰写有关萨-凡案件的长篇报道，及其他揭露欧美反动势力迫害革命人士的文章。他认为，在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欧美，“正义么？人道么？仅仅是梦幻罢了。……全欧美已沉沦在黑暗的地狱中了。”
住在法国小城，开始创作小说
1927年夏，巴金来到法国的时间还不久，就接到家里的来信告知，他们家经济已经破产，无力再供应他的学费了。再加上他的肺病复发加重，只得暂且来到距巴黎约100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今译蒂埃里堡）里居住。这里是17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拉·封丹的故乡。（现在，这个法国小城为了一个伟大的中国作家曾在此居住过而骄傲，为纪念巴金而将2009年定为巴金年。）
8月12日，巴金收到了凡宰特7月23日从狱中写给他的第二封长信。然而，就在8月24日，报纸上竟刊登了萨珂和凡宰特已于7月23日被烧死在电椅上的消息。吴克刚来找巴金，他把头伏在报纸上，悲愤欲绝地哭了起来。
巴金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怒。他不停地写信寄往各处，表达自己的激愤，控诉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从这时起到1927年底，他又写了不少文章介绍萨-凡案件及二人受电刑前后的情况。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凡宰特的思想和为人，他还把凡氏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译成了中文。
为了暂时忘却痛苦，巴金此后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阅读经济学著作上。忙完学业，他便将全力投入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为着翻译，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涉猎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宾诺莎、康德等人的著作，以及《圣经（新约、旧约）》等。巴金用2个月时间，译成了克鲁泡特金晚年的著作《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卷）》（初版题为《人生哲学：其起源和发展》）。
1928年夏季，巴金依然在沙多·吉里这个马伦河岸的小城里度过。他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1年时间了，生活得还挺安适。他与他的朋友，两个中国青年，一起寄宿在拉·封丹中学里。其中一个叫詹剑峰，来自安徽，他比巴金更早来到法国学习哲学。另一个朋友是山西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
詹剑峰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他还给巴金的小说提过意见。巴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才改成“约会”。
沙多·吉里小城是安静而和平的。每天早晨和午餐后，巴金都要独自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到傍晚，他们3个人便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得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话题。
一天，他从树林中散步归来时，接到了大哥从家乡成都寄来的信，里面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这些年来独自苦撑着老家，他希望弟弟学成归来，光宗耀祖。
可是，这样的想法，对一个已经立誓献身革命的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巴金觉得，自己必须脱离旧式家庭，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他要把心里的话写给大哥，又担心他不能了解，还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想来想去，便将已写过的片断加以整理，并续写了几章，成为一部22章的完整作品。他用5个硬面练习薄，将这些凌乱的手稿重抄了一遍，题为《灭亡》，想借此让他的大哥理解并支持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小说的前面有一句题词：“献给我的哥哥”。
他想把小说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请他用自己译稿的报酬充作印刷费，自费印刷200—300册，以便献给大哥、三哥和别的朋友们。
他在原稿上署名，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作为笔名。“金”字是学哲学的詹剑峰起的。他见桌子上摊着巴金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了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巴金觉得不错，就记了下来。这时候，又传来了他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名字叫巴恩波。巴金在来法国的初期，曾和他一起住过1个月的时间。（他也就是巴金后来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提到的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巴金一想到他，便就在“金”字的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于是，“巴金”这个若干后闻名天下的笔名便出现了。
《灭亡》的原稿寄到上海以后，索非并没有马上将其送去付印，而是把它介绍给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代理编辑叶圣陶先生慧眼识珠，看过以后，决定将其正式发表。《灭亡》在1929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上开始连载，并立即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巴金”这个名字开始在文坛上冉冉闪耀。
在《灭亡》成稿前后，巴金还在沙多·吉里先后完成了3本书稿《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俄国革命史话》，都是描写和歌颂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为理想献身的悲壮事迹的。
书稿寄出后不久，巴金便离开了沙多·吉里，回到巴黎住了一段时期。这时他读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中的几部小说，很快又有了创作的冲动；再联想到自己刚刚寄出的小说，想把它们写成连续的5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与《黎明》。他开始利用各种时间构思这几部小说，想到了以后，就随时记在一个廉价的练习薄上。这些著名的小说，就诞生在旅馆里、公共汽车上、回国的船上等地方。
巴金在1928年10月18日早晨到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他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12天。对马赛的生活，他后来老老实实地写在了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连海滨的旅馆和关了门的中国饭馆，也是真实的。那是他常去吃饭的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
巴金一边写作，一边阅读，还要打探开船的消息。终于在10月30日，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回到了自己想念已久的家乡。
在横滨难以与“鬼神”共处
1934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正在年富力强的创作高峰时期的巴金，却忽然决定要去日本留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给他带来的思想冲突和内心痛苦，使他想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能够认真地剖析自己，或者得到片刻的心灵宁静也好。他觉得需要“放逐”一下自己。
巴金的两个叔父，曾早在清朝光绪时期留学过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让他一直对日本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又读到鲁迅、夏丏尊等人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起爱好来，便开始自学日文。此外，他的好友曹禺在春假期间与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也带回来一些见闻。巴金于是决定去日本留学一段时间，好好学习一下日文。
此年7月，巴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留学日本的事。他们建议巴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这样学习日文也比较方便。正好，过去他们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里教中文，他可能有条件接待巴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先生。武田回信表示欢迎。
当时的巴金，已是中国文坛著名青年作家、无政府主义宣传者，前往日本一定会引来当地警、宪、特的骚扰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为防止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巴金化名为“黎德瑞”，以书店职员的身份，乘坐日本豪华客轮“浅间丸”号二等舱，前往横滨。
巴金到达时，横滨高等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武雄夫妇带着儿女，一家5口，打着“欢迎黎德瑞先生”的小旗前来迎接。巴金此前并不认识武田，这是初次见面。他从横滨码头把巴金接到中区本牧町小山坡上自己的家中，并让他在一间四铺半席的颇精致的书房里下塌。
武田先生生于1903年，长巴金1岁，1924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支那语部贸易科。他的汉语教授，就是巴金后来在《支那语》一文中抨击过的支那语教科书《会话篇》、《时文篇》编者之一宫越健太郎。
巴金在横滨的生活闲适而平淡，但时深时浅的寂寞依然伴随着他。武田家建在海边的一座小山上，环境很安静，也很优美。茫茫大海似乎就在巴金住房的窗户下，点点帆影在闪光的海面上飘动，山路就在他们的屋外绕过。傍晚，清朗的月光下，海像是一条银色的带子，又像是大片发亮的浮云，显示了它的神秘而异常的美丽。
巴金住下来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屋子里读书和学习日语。
每天清早和晚上，他都听到武田先生在诵经，有时还伴随着敲木鱼的笃笃声。当时，武田信奉佛教，而且很虔诚，每天早晚都要念经，还不时地去海边抛撒供物，甚至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
武田先生读过中国女作家凌叔华的作品，心生爱慕，便给凌写了信。凌还回了信，他拿给巴金看，说神告诉他这个中国女人现在还在想念他。
武田家里信神佞鬼的气氛，使巴金实在难以忍受。特别是有一天晚上，武田先生竟突然推门进入巴金的睡房，说：“这几天家里有很多鬼，你这间屋子里也有鬼。”武田进屋是来念经驱鬼的。念完了，他就一本正经地离去了。
武田先生的信神，使巴金感到失望，更感到可悲。巴金是典型的无神论者，面对过于信神诵经的武田，他难以沉默了，就以武田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神》和《鬼》，展现某些逃避现实的日本知识分子向宗教寻求寄托的空虚灵魂。
为了不让武田一家知道自己是作家，巴金白天写作的时候，总在手边放一本别的书；只要有人推门，他便马上用书盖住稿纸，以免露出破绽。
巴金开始写《鬼》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离开武田先生家搬到东京去。他本来计划在武田家里住上一年半载的，可是受不了对方念经的声音，实在难以在这里与神鬼们和平共处，只好对武田说明自己要去东京。武田先生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住了3个月之后，他还是告别了武田一家。
对现实的关注和心灵的搏斗，使巴金难以得到“安静”，也做不到“搁笔”。在横滨的3个多月里，他不仅写了短篇小说《神》、《鬼》和童话《长生塔》，还写了被他称为“一点一滴的血”淌成的散文集《点滴》中的大部分篇章。
在东京遭受警方骚扰
1935年3月，巴金来到日本首都东京，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当时，巴金的朋友杜宣、吴天等人正在大礼堂内排演曹禺的《雷雨》，巴金常常能听到他们排练的声音。4月底，这出话剧在商科大学新建的礼堂“一桥讲堂”里公演了。巴金去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
巴金住的楼下有食堂，每天3顿饭他都在这里解决，饭后便出去散散步。中华青年会位于东京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他几乎每天都要去3次，哪一家店里有什么书都烂熟于心；而且还买了不少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
他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没有太多的人和事。巴金很喜欢这种感觉。他在楼下的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陈的讲解还不错。但巴金此时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他缺少复习的时间，也没有如何刻苦学习。结果，此行学习日语的目的是泡汤了。
然而，平静的生活很短暂。巴金开始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这里经常出入，胖胖的，举动不太灵活，却有一种派头。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流。巴金被怕纠缠，就开始想办法避开他们，并暗中观察。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近期将要到日本来“访问”，也许是为了防范留日和旅日的中国人“滋事”吧，日本的警察们便事前行动了起来。
巴金在东京有几位中国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人以外，还有两个福建人和两个中国女学生合租了一幢日本房子。他经常和几位朋友一起聚会谈天。一天早上，那个同福建人合租的女学生跑来告诉巴金，昨天半夜里两个福建朋友给带走了。“刑事”们还在他们那里搜查了一通。她要巴金注意一下。
巴金知道眼前的处境有些麻烦，就把自己的书稿、信件检查了一番；把自己和福建朋友相关的信件都烧毁了，还把新买的西文旧书整理了一下。
虽然他如此小心，但是仍然很快日本“刑事”就找上门来了。一天半夜，巴金已经睡下了，却突然闯进5个人，巴金常见到的曾调查过他的一个“刑事”就在其中。他们在房间里搜寻了1个多小时，抽屉、信件、书籍都翻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巴金带到了警察署里去审讯。
“审讯”的内容，其实巴金早已猜到了。都是关于他的那些朋友梁宗岱、卞之琳、那两个福建人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他早就想好了该如何回答。审讯官见抓不到什么把柄，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他表示歉意。于是，巴金从凌晨2点到下午4点一直被留在警察署里，整整关了14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