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他有时甚至怀疑，是否不受教育更好。既然受了教育，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知识越高，痛苦就越多，快乐就越少。但容闳知道，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这样的人，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达到高尚的境界！”
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的几次散步、谈话中，他提出了当时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志向：“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毅然决定回国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了，和他一起毕业的一共有98人。他成为第一个从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他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关注和欣赏。加上他一直热衷参加各种活动，还管理兄弟会的图书，学校中的师生跟他熟稔的就有一大半。
容闳的毕业，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甚至还有许多著名学者赶来参加典礼，就是为了看一看容闳——这位不寻常的中国人。
耶鲁大学1854级毕业生中，有92位都为容闳题写了很多临别赠言。有一条是这样写的：“荣誉是一个伟大心灵的结果而不是目的。”下边又写着他自己的赠言：“你的处境很特别，而且还有些困难，但是你自己在这里顽强地支撑过来了。我深信你回故土以后，将有力量为真理和上帝去作大量的工作。”
容闳虽然毕业了，但是他面临着更艰难的去留问题。容闳在耶鲁期间，学校新建了一个雪费尔专门学院，院长为诺德君。容闳曾经在这儿选修过测量科，为将来学习工程做准备。如果能学成专科再归国，容闳未来的事业也许就更容易实现了。
但是，由于自己无力自筹资金进修，资助他的人又不愿意他长期逗留在美国，于是容闳的愿望只能作罢。他的很多美国朋友也都劝他回国，其中一个是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老板，也就是当初容闳来美国时搭乘的“亨特利思”号帆船的主人。他当时免除了几个人的船费，后来跟容闳成了朋友。他劝容闳回国是出于虔诚，希望容闳回国后能够积极传教，让中国人都相信上帝。容闳此时早已经是基督教徒了。
特韦契耳牧师写道：“……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得到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
但容闳还是放弃了留在美国任职的机会，毅然回到国内。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独白：“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怀。……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1854年11月13日，容闳乘纽约某公司的“欧里加”号帆船，和一个曾在马礼逊学校任教的麦克教士一同，启程回国了。
【名人小传】
容闳（1828—1912），号纯甫，字达萌，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935年在澳门附读于德人英藉传教士郭施拉的夫人创设的女学。1840年起就学于澳门和香港马礼逊学校。1847年随该校校长美藉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1950 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为中国最早留美的大学毕业生。1854年11月离美返国。
1860年随美教士2人至天京（今南京）访问，会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7条新政建，特别着重学校教育。因未被采纳，仍返回上海。
1863年由张斯桂、李善兰等介绍，赴安庆晤曾国藩，接受筹办机器总厂，出洋购买机器的任务。
1865年将在美国购办的机器运回，在上海高昌庙设厂，命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建议在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
1870年又向曾国藩、丁日昌重提派遣留学生赴美的教育计划。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
1875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
1898年戊戌变法时，在北京多方赞助维新活动。政变后潜赴上海，托迹租界。
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会（亦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因清政府指名通缉，逃往香港，后又赴台湾游历。在香港时，曾参与兴中会在港人士的革命活动。
1902年冬赴美终老。在美时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多方支援革命运动。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特函于他，欢迎他归国任职。同年病逝于美国。著作有《西学东渐记》等。
唐绍仪：叱咤政坛的留美幼童
在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特殊年代，唐绍仪却能做到左右逢源，无论新派、旧派都对他信赖有加。他是孙中山的好友，又跟袁世凯私交甚笃，是双赢的政治联盟。他是清政府的重要大臣、民国的内阁总理；甚至退下来当个小小的中山县县长，他都当得自得其乐，游刃有余。他深谙中国的为政为官之道，却胸怀西方民主思想，不得不说是个奇人。
容闳的梦想
容闳是第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更是中国人实现留学梦想的先驱。他多年的心愿，就是让中国孩子能够接受西方教育，学习先进的科学。在他20多年的等待和努力下，清政府终于答应每年派出30名中国孩子到美国去留学。他们被称作“留美幼童”。
清政府一共派遣过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学习；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容闳的同乡（也是孙中山的同乡）——广东省香山县唐家镇（今天属于珠海）人。唐家在近代声名远播，他们占据珠江口的出海要道，使得他们家族很早就开始与外界沟通和联系。唐家村有两个买办家族，以至于后来具有“买办之乡”的称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家族里，才能够在大部分中国人都对留学没有概念、对美国有着莫名恐惧的时代，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遥远的异国。
当时的唐绍仪年仅12岁，家里就需要跟政府签订“生死文书”，“生死各安天命”；再加上长达15年的留学期限，这些都让大多数中国父母无法接受。容闳在招生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尤其是第一批，几乎招不到人。在容闳的多方、奔走努力下，终于才招满了。这些幼童大部分人都是广东人，广东人中又以容闳的故乡香山县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山县的唐家镇，当年先后送出了7位留美幼童，其中除了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还有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
这些留美幼童们，因为是政府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于维护清政府的体面，对他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是品学兼优、出身清白，没有可疑背景；对15岁以上的要求更加苛刻，国文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平，而且要略懂英语。甚至长相也要求端正，身体过于羸弱或残疾的都不能入选。
唐绍仪读私塾时，他的先生发现他的禀赋异于一般学生，常常夸赞这位高足。说者无心，闻者有意，县学政就这样听说了唐绍仪这个少年英才。正赶上此时容闳正在四处搜罗天资上佳的少年留学，于是12岁的唐绍仪就被县学政看中并向省里举荐，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费，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
融入美国家庭
1874年，包括唐绍仪在内的这些幼童们，在领队的带领下，乘坐着轮船驶向了遥远的美国。这些幼童们虽然离开了父母，但是孩子的天性，让他们没有伤心多久，就开始好奇地观察着海上的一切，兴致盎然地玩闹起来。可惜才出海不久，由于没有坐过船，大部分孩子都开始晕船，头晕呕吐不止，甚至都无法起床；连领队也没有幸免。于是，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在夜晚的风浪颠簸中哭了起来。但让领队欣慰的是，过了十几天之后，这些孩子们都已经完全适应了。
在船上要度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要努力适应海上的生活，但领队对幼童的教育也丝毫没有放松。白天学习中国典籍，晚上学习西学，甚至连吃饭也要抓紧学习西餐的礼仪，适应西餐的口味。
结束了海上的日子，唐绍仪等一众幼童在领队的带领下，乘坐火车前往他们的目的地——密苏里州的春田。来到美国，一切都是新鲜的，让少年的唐绍仪惊奇。林立的高楼、飞驰的火车，还有头戴羽饰的印第安人，对这个中国少年来说都充满了吸引力。
为了让幼童们更快地了解美国，掌握英语，他们被三五个人一组分配到美国人的家中居住。唐绍仪寄住的是哥登尔先生家。哥登尔是一位著名建筑师，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就是由他设计的。容闳等负责留学事务的人都住在这里。分散居住到各处的幼童，会被定期安排回哈特福德，在留学事务局学习中国功课。
这些穿着缎面的鞋子，戴着小缎帽，丝制长袍马褂，脑后垂着一个辫子的中国孩子，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孩子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可爱，赢得了美国人的喜爱，接待幼童们的美国家庭对他们都十分友善，甚至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着他们。
唐绍仪也不例外，他在哥登尔家居住了7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个美国家庭，对来自异国的中国孩子不但给予了尊重，而且付出了爱心。他在留学期间留有一张和哥登尔父子的合影，照片上唐绍仪依旧留着辫子，穿着长袍，但神情自若，与短发西装的哥登尔父子合影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和谐。
唐绍仪留学结束、被遣送回国后，一直对春田这个第二故乡，对他的美国亲人哥登尔一家念念不忘。1908年，已经担任大清赴美专使兼考察财政大臣的唐绍仪，第二次踏上了春田这个他成长的地方，还特意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哥登尔一家。
虽留学生涯夭折，而影响深入骨髓
唐绍仪留美期间成绩名列前茅，1880年由康州哈德福高中毕业，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然而，在这所美国名校里他只待了短短的1年，就不得不黯然辍学离开。
因为这些留美幼童已经渐渐长大，在从少年到青年这个过程是人生最重要的时间，吸收和接受能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叛逆心理更是如此。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之中，这些孩子就脱去了清朝的影子，融入美国，从外表到内在，越来越像美国人了。他们不愿再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
尤其是拖在脑后的长辫子，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尴尬，刚到美国的时候被不少美国人误认为是女孩子。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也极其不方便。年少不知深浅的幼童们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了基督教。这严重背离了清政府的初衷，要“以中国之心通外国之机巧”，决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
再加上容闳在政治上并不十分得意，他只是美国留学副监督，他和正监督陈兰彬、吴子登由于政见和观念的差异，矛盾越来越激化。陈、吴二人对幼童们严重美国化的情况极不满，认为他们已经不能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了，再浪费官费培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陈、吴二人将这些情况禀报给了清政府。
于是在1881年，这120名幼童中，除了因事撤离、病故的26名外，其余94名分为3批陆续回国。这其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二人完成了本科学业，其余的人都是中途辍学。这次轰动美国的中国留学教育计划，也就到此夭折了。
唐绍仪就在这遣返的94人中间。在大洋彼岸异国的7年时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嘎然而止，他的心里充满了迷茫、不舍和愤怒。但是，毕竟自己迟早都是要回到祖国的，希望自己来日有机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吧！遥望着愈来愈远的美洲大陆，唐绍仪在心里许下了这个愿望。
留学美国的经历，对唐绍仪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回国后的仕途方面，在他的民主共和思想的形成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民主思想，早就深入他的心里。正因为如此，才不难解释他以后会从清政府的重要大臣摇身一变，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
舌战日本留学生
光绪七年（1881），业已成为青年的留美幼童们要离开了，在告别会上举行歌舞联欢，大家签名留念。一名日本留学生走到唐绍仪面前，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道：“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这显然是他炫耀表示日本的军事强大，嘲笑中国的贫弱无力。
唐绍仪巧妙地避开问题，义正言辞地回答：“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讽刺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位自以为懂得中国文化的日本留学生，没有听懂唐绍仪这句话的意思，愣在当场，瞪了唐绍仪好半天，才灰溜溜地走了。他不甘心，到处向人请教这句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告诫你，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日本学生听了，暗自恼火不已。
【名人小传】
唐绍仪（1862—1938），又名唐绍怡，字少川，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教育家。
1874年被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885年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1904年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先后两次与英国办理交涉，签订《续订藏印条约》，使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后任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