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对社会人生的种种观点和态度，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古往今来，“爱”兴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眼，但像墨子这样，真正站在弱小者的立场上，以自苦自律的精神来倡导爱、实行爱，却又非常罕见。
兼爱，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宽容、平等，强大的不要欺侮弱小的，聪明的不要欺侮愚笨的，富裕的不要欺侮贫困的。在诸侯兼并、兵荒马乱的时代，贫苦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没有生的希望，只有死的威胁，弱小的诸侯国家则是强大的诸侯国家的口中之物，朝不保夕。墨子倡导“兼爱”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为了阻止“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天志中》）的暴虐行径，使弱小的诸侯国家能摆脱灭亡的厄运，使受欺压受凌辱的人民能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
出于这样为贫弱者代言的动机，墨子的“兼爱”学说总是着眼于实际的利益，要让每个人能够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目的（《非命下》）。他说：“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乏绝也则委之；币帛不足则供之。”（《非攻下》）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显然，以“兼爱”为号召，真正得利的是贫困的民众和弱小的诸侯国家。
“兼爱”思想是以人格平等为前提的，君臣也好，父子也好，强弱贫富也罢，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相亲相爱；“兼爱”的主体是贫困弱小的一方，也就是广大的黎民百姓。这样，墨子的“兼爱”思想就大大地突破了孔子以血亲宗法本位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仁爱”学说，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
“兼爱”既然是贫弱者的学说，那么，它对一切欺压民众、巧取豪夺、荒淫腐朽的行径都持揭露、谴责和批判的态度，这就将它与所谓“泛爱众”的抽象说教区别了开来。对那些恃强凌弱的人，非但不能讲“兼爱”，而且要揭开本来面目，指为罪人，要么以说服使其弃恶从善，说服不从，则须以强力惩罚之。故“兼爱”不是“乱爱”，而是有原则、有目的的爱。即使在贫弱的一方，为了整体的利益，为了使更多的人免遭灾难，牺牲局部利益也是应该的。在墨子看来，邪恶得不到惩处，“兼爱”的理想便最终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