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父子在北京、南京等地所占的田庄，多达150余所。侵占民田之多，更是令人咋舌，袁州的一府四县的民田，竟有十分之六七的严氏所占。
最有意思的还数严世藩的“朝廷两不如”论。严氏之府富丽堂皇，内储金银珠宝无数，严世藩曾洋洋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富。”娇妻美妾，列于两旁，歌舞狗犬，陈于面前，严世藩又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的“攀升术”其实很简单，就是将主子明世宗的内心世界琢磨了个底朝天，然后恰到好处地拍世宗的“马屁”，极尽奉承迎合之能事，从而赢得了明世宗的“无限信任”。今天也有一些投机钻营分子，整天只琢磨两样东西：一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一是其他一些与自己构成竞争关系的老实人。琢磨上司，当然是为了投其所好，施展“马屁术”；琢磨老实人，是为了抓其把柄，施展“构陷术”。
新华社的消息说，近年来，浙江缙云县计生局一些干部“靠山吃山”，挪用计生专项资金，购买了大量性药具，作为礼品送给当地以及外地前来“考察”的领导干部。消息说，在对该局原局长、后已改任县建设局局长的陶某的离任审计时发现了这件事，因此，县委对该局长进行了处分，撤销其党内职务，并给予行政降级处分。
值得玩味的是，新华社的记者在缙云采访时，“许多干部群众暗地里都把计生局的‘老领导’陶某对称为‘春药局长’”。可见，陶某的所作所为并非处于“真空状态”，也根本无须要等到其“离任”才来“审计”。新华社的消息还提供了一份“计生局所购性药具清单”，内有“中国神油”、“皇后爱液”、“神龙玉液”、“阿拉丁套”等玩意儿若干。这样的玩意，这样的生意，在“民间”看来，既有些暧昧意味，又很具传奇色彩，是属于那种“一传十、十传百”的“热门”消息。但不知为什么“上头”就是视而不见。“据当地干部反映，‘春药局长’很受一些领导赏识，仕途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反而升任当地最吃香的建设局局长。”一个“并未”，一个“反而”，真是传神，把“春药局长”的官场奉迎手段和官场上的有关把戏之类揭露无疑。
琢磨“上司”，竟然琢磨到“食色，性也”的性欲上来了！愧他想得出：这样的人还有功夫琢磨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么？这种投机钻营之徒多了，只会蒙蔽上级，只能让老实人吃亏遭暗算，祸国殃民，于事业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在任何组织中，首先要剔除那些整日只琢磨人、整日勾心斗角，而不干实事的投机钻营之徒！
3、投机钻营者只“会来事”，但“不干事”
老实人之所以被称之为“老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些“不懂世事”，不“会来事儿”，他们只知道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但不善于声张“造势”，不搞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更不主动去跑去送、去找去要，而且他们的头脑又不机灵，仿佛是“一根筋”，死守一个原则。这样一来，他们就默默无闻，少为人知；“人脉”不广，鲜有人关注照顾，甚至还会得罪一些人。所以每遇好事，没有他们的份，老实人不吃亏才怪！
而那些出力最少，但获得的利益往往又最大的投机钻营者，则与老实人大相径庭，他们头脑高度灵活，被誉为“人精”，在造声势、做虚功、拉关系、搞迎奉上老实人百不及其一。他们的“会来事”的本领被许多只图出最小气力、获最大好处的人们奉为臬梓。他们不干实事，但却要千方百计地“侵占”老实人们辛苦劳动的成果，所以，老实人的吃亏，多因世上投机钻营者的存在和到处“活动”。
投机者的“会来事儿”，主要体现在“空手套白狼”的“绝技”上。2008年4月7日，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没收13亿元资产的“通天人物”、曾经名振华夏的“亿万富豪”张荣坤，就是这样一位特会“来事儿”的“人精”。
张荣坤1973年10月生于苏州，一直到张荣坤暴富前，张家都相当贫困。其当年的一位邻居说，张荣坤发财后，社会上有人说他有很深的家庭背景，“他家哪有什么背景！不过，谁都弄不清他是怎么发财的。”
在张荣坤暴富后的人物介绍中，写着“张荣坤，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获得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学位”。社会上由此猜测张荣坤与曾任原上海市长、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的秦裕是“师兄弟”的关系，是在大学认识的。但是华东师大方面表示，没有张荣坤的学位记录。
事发后，人们才知道张荣坤是通过行贿进入上海并暴富的，他成功地“组织发动”了上海的一些官员：2000年以来，张荣坤向原上海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维工、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原上海市宝山区区长秦裕等2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行贿，他通过行贿从而获得资金支持、商业机会和优质国有资产，利用做假账等手段骗取社会资金进行资本扩张。
有关资料显示，张荣坤掌控的福禧投资于2002年2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为5亿元人民币，后增资为10亿元人民币。至张荣坤事发前的2006年6月底，福禧投资号称总资产有136亿多元人民币，扣除负债后，净资产高达53亿多元。
张荣坤一举成名是在2002年3月：由他掌控的刚刚成立的福禧投资以32亿多元人民币报价，收购上海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股权，后者拥有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同年2月，陈良宇当选市长，从1995年开始给长陈良宇担任秘书的秦裕成为市长秘书。此前，秦裕与张荣坤已成为“密友”。
2002年初，福禧投资为收购上海路桥，请王维工帮助，邀请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关照，陈良宇当即表示支持。从此，这个时年29岁的苏州商人开始了上海滩“闻人”生涯。
2002年到2005年，上海社保局多次动用社保资金，向张荣坤掌控的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共34.5亿元人民币。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取资金后，从账外划给其关联企业上海福禧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股权，以及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等。
此外，在上海电气改制过程中，与电气并不搭界的张荣坤击败世界著名企业西门子、GE、通用等战略投资者，出资10亿元购得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2006年张荣坤案发前不久，福禧投资还发行了面值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开创了国内非上市民营企业公开融资的先河。
处于“红运”期的张荣坤，荣誉与财富接踵而至：2002年5月，张荣坤成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8月，又任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2005年还当选为“中华百位慈善人物”。
到2005年6月底，福禧公司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张荣坤被称为“公路大王”，2005年升至《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6位。
“张荣坤暴富得很奇怪，一不靠科技文化创新，二不靠办好实业企业，三不靠现代科学管理，总之他没有‘艰苦的原始资本积累’就直接地暴发了，其暴富速度让整个社会目瞪口呆。”上海一位干部如是说。
虽然不用靠日积月累的奋斗干实事，照样可以富可抵国，跻身富豪榜，张荣坤玩“空手道”的功夫了得！从上海市政要陈良宇肯赏脸与他共进晚餐，并且给他多方面的关照，足以窥见其人是多么的“会来事儿”！
随着“上海社保案”的浮出水面，陈良玉这个“靠山”的轰然垮台，一切真相大白之时，人们才发现，这个“公路大王”、“亿万富豪”完全是官商勾结、用国家资本“制造”出来的！
然而，任“亿万富豪”再怎么“会来事儿”，有七十二般变化，但最终难逃法律的严惩！等待他的将是深牢大狱和并不怎么富裕的普通老实人们的唾弃！“亿万富豪”的“一夜暴富”和“一夜暴跌”，给那些只“会来事”，但不“干实事”的投机钻营之徒敲响了警钟！
4、投机钻营者只玩“虚的”，不务“实的”
如今的报端网络，随处可见的是各种“工程”，有些“工程”是为老百姓创造实实在在的好处的事业，如“希望工程”、“三峡工程”、“菜篮子工程”等等，这类工程由于干实事，替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所以深得民心，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兴办此类工程的，也是一些真抓实干、注重长远的老实人。
但有些工程则不然，是那些投机钻分子为了给自己捞取更大的向上爬的资本而兴建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此类工程除了劳民伤财，激起民怨民愤而外，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实惠。很多“形象工程”本身就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豆腐渣工程”，倒塌的速度比投机钻营者本人的倒台还快。
在当今某些地方的官场中还涌动着“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浊流，这是某些投机钻营分子热衷于玩“虚的”、搞“政绩工程”、大言不惭的虚报吹牛的根源。一门心思玩“虚的”的投机者，他们只把眼睛朝上看，只投上级的所好，对上糊弄领导，对下欺骗人民。他们做一切事情不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以自己的“政绩”和高升做为唯一标准，所以弄虚作假，给地方人民带来了祸害，结果是“为官一任，祸害一方”。
王怀忠曾官至安徽省副省长。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02年9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4日被逮捕，2004年2月12日，被执行死刑。
王怀忠早年曾当过生产队记工员。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靠着聪明，王怀忠历任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并顺利地进入了亳县常委。
王怀忠的聪明，在很多人看来，首先就在于他善于做足表面工夫，博取领导的赏识。他依靠虚假的政绩骗取了上级的信任，同时又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所谓的政绩。有一年，亳县向安徽省上报乡镇企业的产值，当时全县乡镇企业产值只有几千万，但是王怀忠大笔一挥，上报材料上产值就变成了几个亿。这个“成绩”很快成了安徽省的典型。
王怀忠善于“变魔术”，他可以将一个乡村里最贫穷的村民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小康之家”——他在任亳州市委书记时，一位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前来考察，王怀忠探知消息，令人将太和县某村最穷的一个村民找来，令他搬到一间事先腾空的房屋里，把别人家的牛、羊、猪以及家具等统统借来，再让村长、村支书等教那村民说一套“由贫致富”的经过，并在言辞中体现出“感谢市领导的帮助”等。
1995年，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当时亳州以产黄牛著称。王突发奇想，要将亳州市“塑造成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提出要使农民们“赶着黄牛奔小康”。王怀忠和他的下属们用了半年的时间筹备开一个全国性的黄牛工作会议。一些官员说，本来政府牵头搞一个黄牛会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是到了王怀忠的手上，一切都变了味：他的目的并非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这个会议的会场布置在从蒙城到涡阳、利辛三县的公路边上。临开会前夕，王怀忠下令，要村民们几天之内在公路两旁搭建很多牛棚，每户村民必须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以供上级的领导们前来参观。很多村民自家没有牛，只好花钱从别处租来，租金是一天一头牛10块钱。据说当时每户村民搭建牛棚、租借黄牛的花费平均在数十块以上，而当时这些村民一年的收入，不过一两百块钱。
一个在王怀忠“身边”很近的县委书记说，王书记一次酒后让他附耳过去，说了“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这就是王怀忠的“政绩观”。
王怀忠有几个“大”的形象工程：大机场、大电厂、大油田、大动物园。但这些“大手笔”在劳民伤财、耗资数亿之后，都半途而废。
王怀忠的问题不仅是他本人经济犯罪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他的一味弄虚作假，给阜阳带来全方位的灾难。在王怀忠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阜阳错失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发展良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和那些真抓实干、兢兢业业的老实人比较起来，王怀忠头脑精明，聪明透顶，要不他怎么会直线上升，官越做越大呢？
王怀忠却大搞“形象工程”，违法乱纪，中饱私囊，这些“形象工程”虽然风光一时，但是因为背离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这种只要“官声”不要“民生”的行为，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的屡禁不止，其实也是一种腐败。表面看起来，当事人没有捞取经济上的好处，但这样的工程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却是触目惊心的！
在当今某些地主的官场中还涌动着“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浊流，这是某些投机钻营分子热衷于玩“虚的”，大言不惭地虎报吹牛的根源“数字”，在他们的手中，“玩法”很多，主要有以下几“招”：
一是“生拼硬凑法”。把假的说成真的，把虚的做成实的。比如有些人疏于政事，对分管工作或部门情况稀里糊涂，但不要紧，只要读懂上司的眼色，探得领导的口气，摸准左邻右舍的底码，诸如产值、利润、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等，需要多少报多少。农业不够企业凑，企业不够劳务凑，“蛋生鸡、鸡生蛋、保证凑你几百万”。
二是“东挪西借法”。检查汇报时东挪上规模，西借创效益，检查养猪就多多借猪；参观养羊就大量租羊；“普九”达标借学生；计划生育凑“夫妻”……只要有名儿有影儿，数字上任意“捏造”，保证领导满意。
三是“见机行数法”。比如总结经验用加法；接受任务用减法；汇报成绩用乘法；检讨问题用除法。涉及发展速度、小康达标、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文明创建指数等国计民生之大事，尽量翻着筋斗往上长；涉及干群矛盾、社会治安、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则妙用使用缩减法、猛除法。
然而，纵使投机钻营者想尽法儿，玩尽花样，虚的实不了，假的真不了，一旦碰到真抓实干的上司，难免要“露馅”，终致翻船落马。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真正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比所谓的“数字政绩”、“形象工程”更重要。所以治国为民，只有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老实人靠得住，热衷于“弄虚”造假的投机分子，必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5、“不贪为宝”，让投机者无机可钻
《左传》记载，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得了一块宝玉，送去给大夫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者说：“我请玉工看过了，说是真的宝玉，所以我才敢拿来送给您。”
子罕回答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石为宝，假如你把玉石送给我，我们俩都失去了宝，所以不如我们各自保存着自己的珍宝。”
很显然，所谓“来者不善”，这样来送宝玉的，肯定是想从子罕大夫那里交换点什么。但是，子罕以“不贪为宝”，使来者无机可乘。
“不贪为宝”，多么高贵的品质啊！
如果当今的各级领导者们以“不贪为宝”，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钻营者的投机之门。只有以“不贪为宝”的领导者，才能力直气壮地主持公道，不让老实人吃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