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言定要负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曾国藩格言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入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而且是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特别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想破除官场积习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许多人怀有满腔报国之志，可一到官场却难以建功立业的原因之一。
在曾国藩的为官生涯中，我们大多看到的是他处处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的一面，很少看到他勇毅的一面。虽然他在“敢”、“勇毅”方面表现得不是很多，但却往往是用得适时、适机，对他日后的成功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嘉庆、道光往后，清朝的政治风气越来越萎靡，皇帝爱听夸赞，大臣逢迎谄谀，人才也日见寥落。《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都能够让自己平安无事。他的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象地描绘了官场积习，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由此可见，当时世风日下，就在众相柔靡之时，曾国藩敢反其道而行之，迎风独立，挺身而出，该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政情弊端、官场风气、民生疾苦与武备的弊坏。当他从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他就勇敢地向皇帝上了几道条陈时弊的奏折。
在这些奏折中，尤其是1851年4月间曾国藩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颇能看出其忠君爱国、有胆有识和敢于担当的耿直风格。在这道奏折中，曾国藩直率地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
然而，这些话却不是一个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愿意听到的。并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绝不会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奏折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得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最后，咸丰帝不仅没有给曾国藩定罪，还特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
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提起自己进言的心愿：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众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些话中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了。由此可见，我们有时候需要委曲求全，而到该说话的时候，抓住时机勇敢地说出来，就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曾国藩的“敢”中，我们也体会出了“诚”。曾国藩的“敢”是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的“敢”，充满正义、顺应民意。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文化大师郭沫若就曾评价曾国藩的勇敢：“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理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他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却不卑不亢地拾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地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
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法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战胜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的目的。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从而从中抽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他知道，在权势者面前，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也会导致失败。
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敢于讲有一定分量的话，这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个品格高尚、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老板是不会因此而放弃一个人才的，相反，还会加以重用。例如，有一家广告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因在开会时敢于陈言老板管理不善、工资制度不合理，而被提拔为副总。当然，该公司老板肯定是位智者。
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就应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气势，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当然，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勇气可嘉，但在陈述事情的时候，最好保持和缓的态度，言辞委婉，让对方听明白自己的意思就行，不要因为逞勇，而忘记了道德礼仪。
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皇帝大体有四种态度：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孝忠；三、无奈的时候，“缓”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这几招使得曾国藩在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朝廷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曾国藩反复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他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湖北的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他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他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曾国藩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增光加彩，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的第三个要点，曾国藩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的第四个要点，这是奏篇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于以指挥者自居。
纵观曾国藩以上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最终，朝廷果然准奏，李、杨所部仍旧归曾国藩指挥。
由此可见，该出手时就要勇敢地出手。自己要有所要求，不要不敢提出来。但提出要求的时候，要学会表达，可以像曾国藩这样通过委婉的字眼提出自己的要求。
“在其位，则谋其政。”如果在其位而无法发挥才能，实现抱负，那么，人生应该是痛苦的。想要施展抱负，想要自己有所作为，不要只是等待机会的降临，而应该自己寻找机会，自己给自己搭桥。有些人害怕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同事的嫉妒，招来他人的耻笑……其实，只要你勇敢地去行动，谁都阻止不了你进步的脚步。只要认为是有道理的事情就勇敢地去做，这才是抓住了成功的机会。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表达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