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生于科举取士的年代，为了步入仕途，光宗耀祖，必然会攻读诗书。可是，命运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他竟然三试而不第。无法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左宗棠并未因此而对前途失去信心，他开始转向经世致用之学，买山而居，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金子，终究会发光，人才，终究会被发现，左宗棠出山的机会来了，在他四十岁那年，他终于出山了。这，只是他事业上的开端，从此以后，他渐渐进入仕途，一路走来，蜿蜒崎岖，坎坷波折……
在封建社会，要想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科举考试。左宗棠因其年少展露才华而被众人看好，全家上下都对他充满期望。也许是老天爷故意跟他开了个玩笑，连考三次，他都没有及第。科考上的不得志，让左宗棠转而着迷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是，他买了七十亩田地，开始归隐山林，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了……
童试夺冠显智慧
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14岁，第一次参加湘阴县试（又叫童子试），名列第一，旗开得胜。第二年五月去长沙应府试，其成绩仍居首位，知府本来打算将他拔为冠军，只因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事已高，为照顾老者，发榜时将左宗棠抑为第二。为此，知府张锡谦特别召见了他，以示鼓励。此刻的左宗棠，真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
院试按例是由皇上亲自派遣学政（俗名学台）到省去主持考试（这是以县为单位的考试，及格才算是正式秀才）。然而，就在他全力以赴，准备冲击院试的时候，却从新化意外地传来母亲余氏亡故的消息！母亲这一死，不但从情感上给了左宗棠一个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照清朝例律，丁忧期间，除非有皇上手谕，否则任何人不得参加公共事务和政界活动，必须守制三年。这就是说，左宗棠要想再在考场一搏，须等三年之后了。谁知造化弄人，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母丧之后，父亲左观澜伤心过度没过多久便也一病不起，追随老妻去了。如此一来，左宗棠赴考的日子就推到了六年以后，而且，他成了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这个时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程朱理学日益暴露出它的空谈义理、迂阔空疏的流弊，严重脱离现实，对匡正时弊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步兴起。
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倡导的学风，他们是鉴于晚明理学盛行，高谈义理，却最终亡国的惨痛教训而提出来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应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黄宗羲则说：“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汉学盛行，经世致用的精神便如昙花一现，隐而不彰了。
左宗棠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也曾一心期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因为在他科举考试失意之后，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的功夫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十六岁之后是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16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道光九年（1829年），17岁的左宗棠，有一次在书铺里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一百三十卷，是记述我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左宗棠喜欢书中所描述的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故用心玩味探索。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共一百二十卷。这是一部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还有齐召南所作的《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是专门记载中国河流的书籍。这几部论述历史地理、军事地理以及前代政治、军事、财经、水利的名著，内容既丰富又实际，绝非空洞无物的八股时文所能比拟，尤其是《读史方舆纪要》与《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祖禹与顾炎武寝馈史地之学多年之后，以历史与地理相互印证而写成的兵要地理与政治地理之书，极富经国济世的实用价值。于是，左宗棠便专心致志地攻读起来。左宗棠读书非常认真，凡他认为可以施行的，都一一抄录下来，另行编存，有的还加以评论。他曾评论《读史方舆纪要》说：
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存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
左宗棠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沉迷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幸遇良师和益友
道光十年（1830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于2月11日病故，享年53岁，于5月份葬于长沙城北十五里的史家坡。余夫人的灵柩先前浅葬在湘阴左家塅祖坟旁边，在左观澜死后将余夫人的灵柩与左观澜合葬。
左观澜教书半生，没有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此时长兄宗棫于道光三年（1823年）已病逝，次兄宗植为生活奔波，只好与宗棠分别，到新化做了三年训导，很少与宗棠聚首，所以左宗棠有“三年客邵陵，相见时亦稀”的诗句，抒发对二哥的怀念之情。
“早岁孤贫”的生活不但没有把左宗棠压倒，反而磨炼了他倔犟的性格和坚韧的意志。后来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他利用丁忧期间加倍读“有用之书”。
此年11月，贺长龄丁母忧回家。左宗棠认为此人“学术纯正，心地光明”，是“嘉、道两朝名臣”。
贺长龄，清善化县（今长沙）人，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乾隆五十年（1785年）生。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又典试广西，提举山西学政。道光（1821~1850）年间，历任南昌知府，山东、广西、江苏、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擢贵州巡抚，再升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
为官40年，勤于职守，有惠政。山东所属多水患，长龄导民开沟洫，兴水利，收获倍增。在贵州，主张查禁私种罂粟和吸食鸦片，整饬吏治，练营伍，储粮备荒，恤孤抚幼，劝课桑棉，教以纺织，创建书院义塾，士民称赞。
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名臣的敬慕，左宗棠拜访了贺长龄。
贺与左交谈，深为左宗棠年少学博而高兴，竟“以国士见待”。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周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解。
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爱读书又苦于没钱买书的青年人，将家中所藏的全部官私图书借给左宗棠随意阅览。左宗棠每阅读一本书，都向贺长龄报告心得，互相考订。
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
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院址在今长沙南区书院坪）读书。长沙城南书院历史悠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字光甫，号庶龙，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生，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曾任编修、湖北学政、浙江台州知府等职，著有《寒香馆诗文钞》，《诗文钞》中有《请惩吸食鸦片之官吏并查禁海口囤贩疏》，支持林则徐禁烟。他和哥哥贺长龄虽治理学，但却一向主张“读书所以经世”，在湖南颇有声望。道光十年（1830年）底与哥哥一起丁忧回籍，主持城南书院。“其教诸生，诱之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即八股文）、怙括。”他的教学宗旨是：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他曾批评当时读书人的治学，说：“夫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huī）败于词章训话，襞（bì）积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这些都给左宗棠以深刻的影响。而贺熙龄在众多的生徒中，对左宗棠也倍加青睐。他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他还为左宗棠“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特作诗以示赞誉和鼓励：
六朝花月豪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他一再鼓励左宗棠读汉宋先儒的书，要他在“致敬”上用功夫。所以左宗棠在早年曾有一时期很是埋头研究程朱理学，手抄陆陇其《读朱随笔》一书，力行“寡言”和“养静”二点。后来他在醴陵渌江书院，根据朱子《小学》定学规；在兰州，刊布吴荣光（字殿垣，一字伯荣，号荷屋、可庵，别署拜经老人、白云山人，广东南海人。）的《吾学录》，劝人民学礼；在福州重刻张伯行《正谊堂全书》，鼓励士子参加校勘，可说都是受了这位山长的影响。在这位山长的训导下，左宗棠学识愈益精进，思想上也更加成熟。贺氏兄弟又在官场和士绅中间时加揄扬，所以左宗棠很快就成为湖南有名的才士。足见贺氏兄弟不仅是左宗棠走上“经世致用”道路的良师益友，还是他在人生旅途中有幸遇到的最初伯乐。而贺长龄在做云贵总督时，还曾邀左宗棠入他的幕府。
纳为监生备乡试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丁忧期满服阕，决定参加在长沙举行的乡试，也就是举人考试。
乡试又叫分试，是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照例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皇家有喜庆之事加科称为恩科，由皇帝钦命正副主考官主持，凡获秀才身份的府、州、县学生员、监生、贡生均可参加。考试通常安排在八月举行，因此叫“秋试”。按四书五经、策问和诗赋分三场进行考试，每场考三天。举人一词，在元代以前，是指各地举荐进京参加会试的秀才；到明代，成了乡试合格秀才的专称。乡试第一名称解元，读书人成了举人才有资格进入更高层次的会试。
因为会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举行，所以又称“春闱”、“礼闱”。应试者是各省的举人，地点在北京国子监，主持人不叫主考，而称总裁，必须由官位一品、年高德劭的翰林担任。取中者称贡士，第一名即“会元”。
会试发榜10天后，将在保和殿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试卷由读卷大臣看过后评定甲、乙等级，选择最好的前十名卷子进呈给皇上亲阅，听候圣裁名次。殿试按成绩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还要经过一次朝考才能普遍授予官职。
不能参加殿试的人，可以“告殿”，即保留考试资格，但必须等三年以后的下科殿试才能补考，而且补考成绩再好，也不能列入前三名。
左宗棠因为在丁忧以前还未曾参加院试，未取得秀才资格，而道光十二年适逢三年乡试之期，如果要等中了秀才之后再来考举人，势必又要再等三年。好在那时有所谓“捐监”的规定，即未曾中过秀才而希望参加乡试，可以出钱捐一个监生，一样可以参加考试。这年，左宗棠已21岁，急切需要谋个职业来维持生活。为了争取时间，左宗棠想尽办法，东拼西凑，筹集到108两银子，捐了一个监生资历，总算参加了约有5000人投考的长沙乡试。
考试按规定分为三场：第一场在天明时发卷，是根据《四书》命题的四个试题：“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中立不倚”，“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赋得学者心之白日”。三个用散文、一个用韵文作答。夜晚来人收卷，考生方可离开考场，次日休息一天。
第二场考试是根据《五经》命题的五个试题，考试时间两天。
第三场的五个试题不在《四书》、《五经》之列，涉及历史掌故、政府法制、国家典章等内容，其中一个用韵文写答。时间为三天。考官在25天内阅完试卷，从中选拔出48名及格者，录为举人。
考试结束后，左氏兄弟松了一口气。但是左宗棠却并不知道，他的试卷在几位考官手中辗转反复，几经周折，才终于得见天日。
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这一年湖南乡试的主考官是陕西泾阳人、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助考官胡鉴。按例先由助考官阅卷，以定取舍，被助考官剔除或淘汰的试卷，叫做遗卷。通常主考官对遗卷不再重阅。但这年恰逢宣宗（道光帝）50岁，因此特给主考诏令：为纪念万寿恩科，今年未被选取的遗卷，必须由主考官再审阅一遍，以免遗漏人才。左宗棠的试卷并未被助考官录取，他的老师贺熙龄曾索阅其卷，批道：“文虽佳，情不中程式，帘中人无能辨此者。”幸有“万寿恩科”之诏，碰巧助考官胡鉴又病逝，主考官徐法绩亲自搜阅遗卷，在近5000份遗卷中，复取6名，左宗棠居首。榜发，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荣获第一名，领“解首”，左宗棠亦中第18名举人。这是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所得到的最高功名。
当时，主考官认为左宗棠的卷子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那位同考官坚决不肯，他说：“中不中由你，荐不荐由我。”经过好久的劝说，他才勉强荐了。监考官以下许多人怀疑这是拉关系、“走后门”的“温卷”，表示不同意。徐法绩告诉他们，“搜遗”是皇上的谕旨，同时他将左宗棠的第二场经文试卷让大家传阅，各监考官这才信服主考官是有眼光的，再无异议。徐法绩特别欣赏的是一篇礼经文，它的题目是《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在有功》，认为算得上是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后来曾被呈献给皇上览阅。这份经文试卷糊名打开时，巡抚吴荣光亦在座，见其作者是左宗棠，立刻起身向徐法绩作揖道贺，庆得人才。因为吴荣光在湘水经堂教过经学，左宗棠是他七次考了第一名的得意门生。今幸遗卷中举，自己亦颇感欣慰。事隔37年后，当左宗棠在西北路过泾阳之时，徐法绩早已墓有宿草。左宗棠为追怀恩师的青眼之感，特命把墓道修葺一新，立碑纪念。
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参加乡试后，左宗棠与周诒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馨。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
再度应试遭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