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以后的一种新诗体。屈原（前340～前277年），名平，楚国人。他早年曾做过左徒，很得楚怀王信任，因为主张改革，而遭到守旧派大臣的陷害。屈原被排斥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又愤而写《离骚》。怀王末年，复用屈原，顷襄王时又将屈原放逐到江南。此后，他写下了《涉江》、《哀郢》、《怀沙》、《九歌》等作品，后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杰作。《离骚》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诗人自叙身世、理想以及因参与改革而受谗被疏的过程，抨击了楚国的黑暗政治。后一部分以幻想的方式表现了诗人被疏之后的不懈追求和最终选择。《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从精神世界到外表服饰都带有理想化的特点。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幻想，采用象征、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驱遣各种神话形象、历史人物、禽鸟花草，构成了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它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又予以进一步的发展，用具体鲜明的形象来比喻人的品质和志行，使比兴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使作品收到了蕴藉深厚、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在语言形式上，《离骚》诗句长而句式错落有致，大量运用了语气词，造成了蝉联不断、一唱三叹的韵味。这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是屈原对中国诗歌的重要贡献。《九章》包括，《隋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9篇作品，主要是屈原两次放逐中的经历、处境和苦闷心情的反映，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奸臣小人的无比痛恨。在写作上，多使用直接倾诉和反复吟咏的方法来表现其奔放的激情，比《离骚》现实性更强。《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礼魂》11篇作品，是屈原在楚地祀神歌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都是动人的抒情诗。《天问》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奇作，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从中可见作者思想的博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音乐与舞蹈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曾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而夏启则把尧舜时代著名的《九韶》乐舞改编成《九歌》、《九辩》与《九代》。《九辩》与《九代》是舞蹈，《九歌》是音乐。夏启、太康、夏桀都过度地沉溺于乐舞之中，以致激起百姓的怨恨，所以史称夏代的音乐为“侈乐”。据记载，夏桀时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而鼍鼓、特磬、土鼓等夏代乐器也已出土。
商代乐舞中较为重要而又可考的有《》、《桑林》等。《》又叫《大》，是汤建立商朝后，命大臣伊尹所作。它不但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而且还见于殷墟卜辞。卜辞中有许多求雨乐舞的记载，所谓“”，即“雩”的初文，就是求雨的乐舞。《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代从事音乐工作的，有巫觋、瞽以及音乐奴隶。巫为女性，男则称觋。其地位较高，职责是以祭礼乐舞沟通入神，代表商王与上帝对话。瞽为在宫廷作乐师或乐工的盲人，宫廷利用他们听觉较常人敏锐的特点，让他们从事乐器演奏，训练乐人。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了24具为墓主殉葬的女性尸骨，旁边有乐舞道具，当为女乐无疑。商代乐器的一大进步是青铜乐器的出现，除了铙、钲、鼓、铃外，还有成组的编钟。石磬的制作更加精细，并向着系列性的编磬方向发展。传统的陶埙也有了改进，体积增大，形制规整，音孔增多。这些实物资料反映出商代的乐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据研究，这时已有确立绝对音高观念和十二律的可能。
西周的音乐舞蹈发展到了新的高峰。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就制礼作乐，乐舞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周公的整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上更加规范，使用上等级森严，并设立了大司乐为首的宫廷乐舞管理机构。
西周宫廷音乐称为“雅乐”，其特点是以齐奏为主，曲调简单，节拍缓慢。其歌辞《诗经》中保留了一部分。墨子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经》原本不但可诵，也可奏、可歌、可舞；不但是诗，也是歌曲。如《周颂·武》、《酌》、《般》、《赉》、《桓》篇原来就是《大武》乐章的歌词。
《诗经》除歌辞外，还提到了29种之多的乐器，如琴、瑟、箫、管、龠、埙、笙、鼓、钟、鸾、铃、缶、圉、簧、篪、磬、雅、钲等等。《周礼·春官·大师》把周代的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称为“八声”。从出土的材料看，西周乐器可以青铜打击乐器——钟为代表，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双音钟，特别是甬钟都能产生两个音，而且都没有商音。编钟最常见的是三个一组，但西周晚期也有八个一组的。
西周的宫廷雅舞主要有大舞、小舞。大舞即《六代舞》，主要内容有《云门》、《大咸》、《九韶》、《大夏》、《大漫》、《大武》六种。它们都是祭祀乐舞，依不同的祭祀对象表演不同的乐舞。前五种是前代的传统舞蹈，《大武》是周公在灭商以后新创作的。其表演情形孔子有详细的描述。小舞是西周贵族子弟跳的祭祀舞，它们是《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此外，还有《象舞》、《天弓舞》、《散乐》、《四裔乐》等。20世纪70年代，陕西宝鸡茹家庄两座西周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男一女两个舞蹈铜人，他们显然是贵族渔伯家的乐舞艺人。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衰颓，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兴起。“新声”就是一种新曲调，其特点是节奏加快，较为粗俗，对人的感官刺激性较强，较之呆滞森严的雅乐更为热情奔放，生动活泼。尽管守旧的人们反对它，但下至民间青年男女，上至各国诸侯都喜好它。据说晋平公喜欢‘新声”，掌管音乐的师旷就说：“公室将卑乎！”卫灵公召乐师师涓弹奏新学来的“新声”，师旷就批评它是“亡国之音”。但魏文侯“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连国君都如此，更何况士大夫与平民。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的兴起和流行，应该说是音乐的进步。
雅乐的伴奏乐器以打击乐器鼓、钟、磬为主，而“新声”则以丝竹之音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竽。《韩非子·解老》篇说：“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竿先则钟鼓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齐宣王、齐駎王都有“好竽”的故事，《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都临淄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瑟、琴、笙、排箫（籁）和笛子。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壶上的宴乐渔猎攻战图上就绘有吹竽、弹琴瑟的形象。这些都反映了丝竹之音的兴起。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8种124件战国早期的乐器，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物证。其中铜编钟有64件，包括扭钟19件，甬钟45件。钟架分上中下三层。钮钟铭文为律名和阶名（如宫、商、角、徵、羽）。甬钟正面有阶名的铭文，是该钟的标音；反面的铭文连读，记载了曾国与楚、周、齐、晋等国律名与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经过对整套编钟每铲两音的测定，从低音到最高音，总音域跨5个八度之多。在中心音域3个八覆的范围内，12个半音齐全，而基本骨干是七声音阶结构。说明当时已懂得八度位置和增减各种音程的乐理。而试奏证明，它已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和转周手法的乐曲。编钟铭文出现了无射、黄钟等8个律名，说明十二律名在春秋时代即已存在，证明三分损益法的运算实际上采用的是弦律而非管律。铭文中的“（变）宫”一词的出现，说明至少战国早期已有“变宫”说；“和”不作变比音名而作阶名出现，作为新音节的第四级正式名称，与宫、商五声之名并列，则为我国音乐史上不见于记载的新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万舞》。它是一种“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舞蹈。它流传广泛，适应性强，不仅在国君的“公庭”由舞师作礼仪性演出，女乐在筵宴中表演，而且有时贵族也自演自舞。《诗·邶风·简兮》就描写了公庭中表演《万舞》的盛况。战国时代，楚国宫廷的表演性舞蹈独具特色，极负盛名。其服装飘逸，饰品精美，场面旖旎变幻，而且特别注重舞蹈造型的形式美。表演者的外形体态以修骨、细腰、秀颈为至美。据研究，《楚辞》中的《九歌》就是一场楚国的祀神群舞，其中已经出现了“人物”和“情节”，它那种大场——小场（歌、舞、或有情节的小品）——大场的结构，一直到今天还是我国民间歌舞主要的结构形式。
雕塑艺术
传说夏禹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可见其青铜雕塑艺术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塑、石雕、玉雕和青铜制品，可以反映出夏代的雕塑艺术成就。二里头的陶塑以作陶器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立雕或半立雕的方式表现羊头、狗、鸟、鱼、龟等动物形象。石雕主要是用于小件装饰品。玉雕主要是一些玉质的礼器，有琮、钺、圭、璋、戈、柄形饰、斧、七孔刀及绿松石饰等，形式规整，制作精细。青铜制品中有一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有一件盾形铜牌饰，正面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绿松石镶嵌成浮雕式的兽面纹，图案组合共用了绿松石片200片，十分精巧。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镶玉艺术品，是夏代青铜器装饰和镶嵌艺术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