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势力膨胀，这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呢？
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怎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
再如，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地与入侵者殊死搏杀呢？
面对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汉武帝认为，时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层建筑，也需要有一套广泛的哲学体系，次年改元建元。这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而儒家思想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力武器。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就是黄老派的政治代表人物窦太后逝世，政治形势在瞬间发生逆转。窦太后给汉武帝配备的权力班子被根本改组，议立明堂时被免职的窦婴、田蚡等重新掌权，汉武帝从此才真正大权在握，也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历来向儒尊儒的田蚡才敢也才能提出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并推荐文学儒者上百人。过去卫绾没敢挑破的主题，现在由田蚡率先挑破了。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转变国家指导思想的斗争已经从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这一切都是政治上的胜利，并不等于理论上的完成。要巩固政治上的胜利，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条件的支持。儒学理论虽然是当时国家所需要的理论，但要把它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就要作出充分的理论论证，而这个工作可不是政治家用权力能够轻易做到的，必须要由思想家来担当。历史在呼唤这样的思想大家。
前134年，年轻的汉武帝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尽管他聪慧通透、涉猎广泛，但是对于统治臣民却毫无经验，更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于是，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就再次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让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治国之道，以备朝廷咨询任用。
一时间，一百多个读书人聚集到京都长安，都想通过金殿对策，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取得皇帝的赏识，得个一官半职。在这一次对策中，一个名叫董仲舒的博学之士，走进了汉武帝的视线，并脱颖而出。
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学的博士，他自幼学习十分刻苦专心，因发愤钻研儒家经典，三年中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他甚至连自己经常骑的马，都没有去分辨雌雄，可见董仲舒为经传所吸引，简直到了如痴若愚的程度。由于他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所以当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当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策文时，被那精辟而有光彩的议论所深深吸引，叹为奇文。随即武帝又接连两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董仲舒也对这位年轻皇帝能提出那么多深刻的社会问题而大为惊讶。好在他多年讲学研究，心中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儒家治国的理论。于是，董仲舒一一回答了汉武帝提出的问题。由于三次策问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在这里面，董仲舒阐述了五大关键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切中要害，从而引起了这位年轻皇帝的重视和赏识，成为这次策问的“举首”。
第一个问题就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认为一个新的国君登基以后，一定要改变一整套的制度。新王改制主要体现在“改正朔，易服色，前141年，以顺天命而已”。什么是“改正朔”呢？正，就是正月，正月是一年之始；朔，是初一，是一月之首。所谓“改正朔”，通俗地说就是要改变历法。那么，什么叫“易服色”呢？董仲舒说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改变一下服装颜色，当然，还不光要改服装的颜色，祭祀的时候用的牲口、车马的颜色也要改变。总的来说，就是改变一个王朝的颜色，中国古代都是一个王朝崇尚一种颜色。所以，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要把旧王朝的颜色换成自己这个王朝的颜色，即为易服色。
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这么强调改变历法和服色呢？这是因为董仲舒提出要改变的仪式过程中间包含了一个对于汉王朝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是否具有合法性。从而也就引出董仲舒所要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君权神授，即“天命”说。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中着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最终成为君主，并非人力所能决定，而是自然如此，是君权神授，是天命所在。因此，君主是天命或天意的执行者，他执掌生杀大权，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发号施令，统治天下，其权力是“天意之所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天意。君主居于上天和人民之间，上天的意思通过君主而贯彻到人间。君主号称为“天子”，上天与天子就如同父亲和儿子，儿子遵从父命，君主服从天命。君主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一样，天下之人都要服从于君主，这就好比孩子归顺父母。总之，就是要承认君权。因为天意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反过来说，其他的人也想成为君主，但是他不具备这个天意，老天不支持他。所以，不管他怎么折腾，他也最终成不了君主。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董仲舒的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
由此，又引出了“德主刑辅，重德远刑”的主张，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大事兴作。与此同时，同时又达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接着，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另一个论点——“性情”论。董仲舒指出，命是上天的指令，性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情是人的欲望情感。人的性情有仁与不仁，寿命有长有短，都是造物者（陶冶）和社会环境（治乱）作用的结果。天命无法改变，而社会环境却可以改良。国家政治有失，天就出现灾害来谴责人；如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悔改，天才改变成命，使其丧邦失国。
可见，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他说，王者将王天下，天必出现一种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征兆，此即“受命之符”。因此，尧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长寿，桀纣行暴政其民就贪鄙夭折。可见人民的好坏善恶全在为君者的所作所为了。
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做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此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出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一统天下。古时候的《春秋》学分为三个派别，即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穀梁喜《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比如说，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成为“亡人”。董仲舒所属的公羊派《春秋》学特别重视的就是大一统。
所谓大一统就是把天下的统一看得非常大，看得非常重要。董仲舒宣称大一统之说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加强皇权。
董仲舒认为，“君人者，国之元也”，君主与臣民是干与支、本与末、阳与阴的关系，必须“强干弱枝，大本小末，阳主阴次”。
他说：“臣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纠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因为刑罚不可能治理好天下。《春秋》上讲过一元的问题。一是万物之始，元是大。一元就是万物开始于大，只有开始于大，才能正本清源。所以做君主的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汉武帝即皇帝位，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海。四海正，则远近之处莫不统一于正，这样才能实现王道。”
可见，董仲舒的所谓大一统，落到实处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董仲舒特别强调天下的统一是非常迎合汉武帝的心理的。汉武帝即位之初的汉王朝是一个刚刚经过七国之乱，仍然存在诸侯王割据问题的王朝。汉武帝一生致力的就是要搞中央集权，而董仲舒恰恰给他提供了大一统这么一个理论。这样，汉武帝就可以在大一统的理论之下，公开地搞那一套中央集权了。所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受到汉武帝信任的第二点就是他给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天人三策所阐述的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兴太学、举贤良。董仲舒在他的第二道对策中，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指出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因触犯刑律而被处死的人比比皆是，犯奸作乱的人也遍地横生。他认为应以德治天下。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董仲舒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的根本场所。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董仲舒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所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