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发现自己被囚禁起来，我开始变得疯狂。我冲上楼梯又冲下楼梯，试着打开我能找到的每一扇门，从我能找到的每一扇窗户向外张望，但是过了一会儿，一种无助感盖过了其它任何一种感受。当我几小时后再回想这一切时，我想我当时一定是疯了，因为我的行为就像是一个捕鼠器里的老鼠。当我确认自己是无助的时候，我安静的坐下了，像我往常处理任何事情时的那种安静，并且开始考虑现在应该做什么好。我安静的思考着，至今也没有想出任何确定的答案。只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的，那就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伯爵是没有用的。他很清楚我被囚禁起来了，因为这是他自己干的，并且无疑有他自己的动机，如果我完全的信任他，他只会欺骗我。在我看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和我的恐惧留给自己，并且睁大双眼。我知道，我要么像一个婴儿一样被自己的恐惧所欺骗，要么陷入艰难的困境。如果是后者，我需要集中我所有的精力来渡过难关。
我刚刚想到这里，就听见楼下的大门关上的声音，伯爵回来了。他没有立即去图书室，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他正在整理床铺。这很奇怪，但却证实了我原来一直有的想法，这个房子里没有任何佣人。过了一会，我又通过门合叶的缝隙看见他在整理餐厅的桌子，更确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如果所有这些下人才做的事情都要由他来做的话，就说明城堡里没有其他人，送我到这儿来的那个马车夫一定就是伯爵自己。这是个可怕的想法，因为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他可以控制那些狼群，就像他所做的那样，只需静静的挥动手臂就可以了。那么，比斯特里兹和马车上的人们都为我担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送给我的十字架、大蒜、野玫瑰和山上的泥土又意味着什么呢？
上帝保佑那个把十字架挂在我脖子上的善良的夫人！因为每当我触摸到它时，它就会给我安慰和力量。真没想到一个一向被我厌恶并且视为盲目崇拜的东西，竟然能够在我孤独和遇到麻烦时帮助我。到底是因为它本身有意义，还是因为它是传送同情和安慰的媒介，是一个可以感知的支持？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件事情，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要尽可能的了解有关德古拉伯爵的一切信息，这样有助于我理解现在的状况。今晚他可能会谈到自己，如果我故意把话题往这上面引的话。无论如何，我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引起他的怀疑。
午夜
我和伯爵长谈了一次。我问了他一些关于特兰西法尼亚的历史问题，他谈起这个话题颇有兴致。当他谈到那些事情和人物，尤其是那些战争时，他的样子就好像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似的。之后他对这个的解释是，对于一位贵族来说，家族和姓氏的骄傲就是自己的骄傲，他们的荣誉就是自己的荣誉，而他们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无论他什么时候说道自己的家族，他总是用“我们”，总是用复数，就像是一位国王在讲话。我真希望能将他所讲的话准确地记录下来，因为这些话都太吸引人了，好像将他的国家的整个历史都包括进去了。他越说越兴奋，在屋子里踱着步，捋着他那长长的白胡子，握紧一切他的手所摸到的东西，乌戈尔族人好像会把它们捏得粉碎。有一段话，我把它尽可能准确地记了下来，因为它讲述了他的家族的历史：
“我们斯则凯利人有权去骄傲，因为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许多勇敢民族的血液，他们为了王位如狮子般勇猛地战斗。这儿是欧洲种族汇集的地方，乌戈尔族人继承了冰岛的战士精神，这是多尔雷神和奥丁神赋予他们的。他们的狂暴战士们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沿岸地带残暴地展现着这种精神，让人们都以为是狼人来了。当他们来到这里时，发现匈奴人以其好战的凶猛，火焰般扫荡这片土地，垂死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那些古老的女巫的血液，那些女巫与沙漠里的魔鬼婚配，被驱逐出了塞西亚。傻瓜，真是一群傻瓜！什么样的恶魔和巫婆能与阿提拉一样伟大？”他高高举起了手臂，“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我们是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民族，我们值得骄傲，当马扎尔人，伦巴族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或土耳其人以千军万马之势来到我们的边境时，我们将它们统统击退？这难道不奇怪吗，当阿尔帕德和他的军队横扫匈牙利人的土地时，发现我们在这儿，而当他们到达边境时，却发现汉法格拉拉人全都在那儿？后来匈牙利军东进时，胜利的马扎尔人宣称斯则凯利人是他们的亲戚；对我们来说，这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守卫着面对土尔其的边境：守卫边境的职责无休无止，就像土尔其人所说的：‘水都休息了，可是敌人却不会休息。’谁能比我们更荣幸地在四大国中获得‘血剑’的称号，并像这称号一样有血性的快速组成国王的旗帜？当沃拉奇人和马扎尔人的旗帜降到土耳其人的新月旗之下时，我们国家的奇耻大辱——卡索瓦的耻辱是何时被洗清的？不正是我们家族的其中一员——沃依沃德，横跨过多瑙河，在自己的土地上痛击了土耳其人吗？这的确是德古拉家族的一员！让人感叹的是，当他在战场上倒下时，他那不成材的哥哥把人民出卖给土耳其人，让他们蒙受奴隶的耻辱。不就是这位德古拉家族的成员启发了他的后代一次又一次地率领部队，越过大河来到土耳其的土地上；即使被挫败，也要一再的回到战场；虽然他不得不独自一人从他的军队惨遭屠杀的血染的战场回来，因为他知道，只有他一人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们说他只顾自己。呸！群龙无首的农人又好到那里去？战争在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指挥下如何才能结束？在摩海克之战后，我们摆脱了匈牙利人的统治，我们德古拉家族成了他们的统治者，因为我们的灵魂不能忍受一点的不自由。啊，年轻的先生，斯则凯利人，德古拉家族，因为他们心脏里的血液，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剑，能够以创造这样的记录而骄傲。这记录是迅猛发展的哈普斯堡皇室和罗曼诺夫家族也望尘莫及的。战争的时代过去了。在这耻辱的和平时期，鲜血过于宝贵，这些伟大家族的光荣事迹只能被当作传说而传颂着。”
这时已经接近早晨了，我们去睡觉了（备忘：这日记像是《一千零一夜》的开头一样恐怖，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黎明前结束，或是像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
5月12日
就让我以事实作为开始，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事实，它们被书本和数字所证明，没有任何疑问。我决不能把它们和那些建立在我自己的观察的基础上的经验相混淆，或者是我的记忆。昨天晚上，伯爵从自己的屋里过来，开始问我一些法律上的和生意上的问题。我把乏味的一整天都花在看书上了，并且只是为了让我的脑里不至于空着，回忆了一下我在林肯酒馆被问到的问题。对伯爵的调查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我应该把它们按照顺序写下来。这些信息以后可能对我有用。
首先，他问我在英格兰，一个人能否雇佣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律师。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可以有一沓律师，但是让一个以上的律师处理一件事务是不明智的，因为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人处理，换律师无疑会损害他的利益。他看起来似乎完全明白了；继续问道，如果让一个律师处理银行事务，另一个处理航运事务，以防负责处理银行事务的律师的家离得太远，这样做会不会有操作上的困难。我让他解释得更清楚一点，以免我误导他，于是他说：“我应该举个例子。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彼特·豪金斯先生在远离伦敦的埃克斯特的美丽的教堂旁边为我买了一处房子。好！现在让我说得明白一点，以免让你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找一个离伦敦这么远的律师，而不是本地的律师，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本地的律师能够完全按照我的愿望办事，伦敦的律师可能有他自己的打算或者要考虑到朋友的利益。所以，我在远处找代理人，他只为我一个人的利益服务。现在，假设我，一个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人，想要航运货物。比如，到纽卡斯尔，或是达累姆，哈尔维治，多弗，难道不是找一个住在这些港口的代理人更为方便吗？”
我回答道这当然是很方便，不过我们律师有一个互相代理的制度。所以，任何律师都可以指示异地的律师来处理异地的事务。这样，客户只需要把事情委托给一个律师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不用再麻烦了。
“但是，”他说，“我有权指挥，是这样吗？”
“当然，”我回答道，“一些不想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让一个人知道的生意人，就经常这样做。”
“好！”他说，然后继续询问了委托的方式和需要办理的手续，以及所有可能遇到但能够预防的困难。我尽我所能为他解释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当然，他也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一定会找到一位出色的律师，因为已经没有他没考虑到的或是预见到的问题。对于一个从来没去过那个国家，并且显然没怎么做过生意的人来说，他的理解力和聪明劲非常不错。当他对自己所问的问题都已经得到满意的答复了，我也已经通过我自己的了解或是借助手头的书解释清了所有问题时，他突然站起身说：“自从你给我们的朋友彼特·豪金斯先生写过第一封信后，再给其他人写过信吗？”
当我回答还没有时，心中一阵苦涩，因为至今，我还没有找到机会寄信给任何人。
“那么现在就开始写吧，我年轻的朋友，”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重重的搭在我的肩膀上，“给我们的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写，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说你会在这儿陪我待上一个月。”
“你希望我待这么久吗？”我问道，因为我的心在听到这句话时向下一沉。
“我非常希望你这样，而且我不接受拒绝。你的雇主保证那个人会代表他而来，而我的唯一需要就是找个人聊天。我不会放弃这项权力的，不是吗？”
除了鞠躬表示接受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这是出于豪金斯先生的利益，不是我的，我必须为他考虑，而不是为我自己；另外，当德古拉伯爵在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和举止让我想起我是一个囚徒，我别无选择。伯爵在我鞠的那一躬和我脸上为难的表情里看到了他的胜利和对我的控制权，因为他立刻就开始使用它了，只不过是用他那种柔和的、不可抗拒的方式：
“我年轻的朋友，我请求你不要在信中提及任何与生意无关的事情，这无疑会让你的朋友高兴的认为你一切都好，并且盼望着回家见到他们。不是吗？”他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三张信纸和三个信封。这些都是最薄的那种外国信纸和信封，我看了看它们，又看了看他，我注意到他那平静的笑容，和他那锋利的、似犬的牙齿露在鲜红的下嘴唇外面，明白他是在说我要小心自己写的内容，因为他会读这些信。于是我决定现在只写正式的信件，但是悄悄地给豪金斯先生和米娜写信详述我的情况，我可以用速记文字，如果伯爵看的话也看不懂。当我写好我的两封信之后，我安静的坐着看书，这时伯爵写着一些东西，他说他是在为桌上的这些书作笔记。然后他将我的两封信和他自己的放在一起，放在他的信纸旁边。这之后，当伯爵身后的门关上的一刹那，我斜过身去看他那反面朝上的信。我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负罪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有必要尽我所能保护自己。
其中一封信是寄给惠特白的新月街7号的塞缪尔·F·比灵顿，另一封是寄给瓦尔纳的柳特纳先生，第三封是寄给伦敦的考茨公司，第四封是寄给布达佩斯的银行家海伦·克劳普斯托克和比尔鲁斯。第二封信和第四封信还没有封上，我正要读它们，这时门把手动了。我立即坐回原位继续开始看书，伯爵手里拿着另一封信走进房间。他拿起桌上的信仔细的贴上邮票，然后转向我，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