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里面的政治含义应该是很明显的。因为生活在五六十年代，因为听到过伪善的保守主义者的言论，我相当清楚我们的国家倾向于修正主义。如果六十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没有秩序的年代，因为有学生和其他一些人总在闹事，那么，它的原因还是他们面对着一个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声音更响亮的一大群人，那些人在说：“炸掉河内……在海防港安上炸弹……给南非一个机会。”越南的修正主义者为数众多，那个话题已经进入了死角。但是，拿最新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修正主义吧。我很好笑地看到，曼德拉在南非监狱里坐了26年牢，出来后受到人们莫大的欢迎。我记得他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时候，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他在法庭的自辩辞。我记得自己跟一个朋友大谈特谈人权问题，而那个朋友却不愿听下去，实际上他听后大笑起来，他说：“他在做梦。”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继续与南非做交易，而种族隔离政府也正式宣称日本人为白人——日本很高兴接受这种的分类，因为它急于参加交易。曼德拉的名声直线上升，是因为有一些人明显还记得他，也因为曼德拉有活下来的运气——他是少数经受了折磨而没有死掉的南非囚犯之一。曼德拉最伟大的成就是他本人对自己的回忆非常忠实。希特勒说：“谁会记得亚美尼亚人？”他指的是那个世纪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行为，当时，他受到了挑战，有人不赞成他灭绝犹太人。直到最近，美国人才想到巴勒斯坦人都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因为我们最近才被暴动的手段再次唤醒。
回忆可能成为一个负担，也可以看上去甚是无趣。在辛克莱·刘易斯描写未来的小说《不可能在这里发生》当中，主人翁就回忆而发的高谈阔论之一在他的听众听来毫无趣味，直到美洲在一种法西斯独裁统治下分崩离析为止。来到南方的大多数北方佬都受了打击，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那就是南方人对一场战争的细节的回忆，而那场战争是我们其他人大多已经遗忘的。福克纳在《押沙龙！押沙龙！》当中说明了这个意思：南方人生活在对于过去常新的回忆当中。这一点一般来说也是真实的，尽管这样对于古代南方的哀叹并不总是跟蓄奴制或种族隔离制、黑人不得入内的标志等的回忆相吻合的。我本人10岁的时候去弗吉尼亚州的时候就看到过那些标语。内战是在南方打的，但是，我也想到了那场失败的羞辱，它比胜利的欣快更让人记忆犹新，而且从移情的角度看，胜利者在发表自己那个版本的历史著作的时候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就是经常看看过去比较好的原因，也就是看看周围的现实的好处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小说的窗口看到那一切。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思想和经验的更可靠的仓库，是现实与时代的仓库，比政客们夸夸其谈和容易忘掉的字眼更为可靠。任何希望当一个强人的人，都需要有回忆能力。回忆就是力量。我较早的时候说过，选择当一个作家的话，我感觉自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是，那是一条狭窄和孤独的道路。我记得途中的大部分地点，现在我也明白了，那是一条很长的路，很长的一条回家的道路。
欲望的对象
我记得湖边的那个炎热的日子，还有修了一半的消夏的房子，记得它粗锯成的木板仍然咬着锯条，闻着里面的气息，还有木地板，以及我朋友的母亲光着脚，穿着短裤和胸罩站在那里的样子。我当时很小，看到她长长的双腿一直升到她宽松的短裤处。粘湿的一束束头发贴在她的脸上，因为天气炎热，她的脸发出光彩，红彤彤的样子，当时，她在用一把吉他弹奏夏威夷音乐。是什么音乐并无关系。我当时因为欲望的压迫而紧张得跟哮喘病似的。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弹了。”她说。
她在微笑。她的双手放下来弹奏乐器，结果胸罩的边角露了出来，而她却一门心思注意着弹奏的事情。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当时一定才三十出头，虽然她的皮肤属于拉丁人的黄色，但她的眼睛却是浅蓝色的。
我的嘴因为紧张和愉快而闭得紧紧的。我当时才只有9岁或10岁。我回到那个房子是想拿什么东西，因此就看见她了。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感觉自己就处在某种违法的情景当中，我的欲望正好就能说明这一点。
我的朋友习惯于抱怨他母亲。他每次这么做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说，你这个大傻蛋。
在我与欲望产生联系的手枪意象当中，我知道锤子就在那一天跟我的力必多产生了联系。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使我上气不接下气的，之后，当我看到那一系列的意象时，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我怎么能够为所有的男人说话？但是，在我看来，许多男子的欲望都固结在某个地方的某个物体上面，那个地方深藏在童年的隐蔽处。他们的力必多在早年便编好了密码。对于多数男子来说，最难于承认或应付的往往就是欲望的儿童时期的一面。正是那种童稚气才是所有的妓女和角色表演者最熟悉不过的。她们明白，只要找准了一个男子力必多里面的意象，那他就归你了。离开家以后，在我朋友的消夏别墅里，那只是刺激的一个部分。远离故乡本身几乎也是一种刺激——自由、不同的规则，远离父母的严厉教育。我花40年时间东逛西游难道有什么奇怪之处？
我想体验奇怪的事物，非同寻常的事物，还有受禁止的事物，这也是在家里的另外一段色情故事引起来的。
我母亲有一位没有结婚的大学时代的女朋友，她一年有两三次会到我们家来。她长得很漂亮像个爱尔兰人，皮肤白皙，黑发，为人不错，也愿意听人说话。她跟我母亲说话，还抽烟，喝咖啡，之后她就离开。
但也并非完全如此。她的香烟蒂会留下来，从来都不超过四五根，都留在烟灰缸里，烟雾在空中弥漫，虽然刺眼，但很逗人喜欢，还与她的体香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情景都能引发我的情欲。我们家没有人抽烟，香味非常明显。最刺激的是看见香烟蒂上留下的口红，并非结结实实的口红，而是她重叠的唇印在烟纸上留下的淡淡的腥红色细线条，有时候还会在咖啡杯的边缘上留下唇印。
口红、香烟还有香水味，这一切都刻在我的脑海里，如同春药。
跟大多数男子一样，我发现自己总爱看陌生的女人，看一些女人特别的装束，并想办法解释自己春情发动的事实。我是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在性欲的细微之处和隐晦之处体验到的东西完全是由压抑引起的。无可避免的是，成为我的欲望对象的妇女总是穿着某种有曲线美的服装，她们的服装总开着口，还穿着高跟鞋，就是以玛丽莲·梦露为典型的那种形象：那就是五十年代。那是我开始以创造性的方式注意妇女的时代。这把钥匙在多年以前就切断了，虽然那种方法因为用得太多而出现各种毛病，也太生硬，但是，那样的形象总还是能够打开我的力必多。
曾几何时，在好莱坞，我曾因为某个特别的女演员极大的乳房而惊讶，托马斯·哈代用了那个极好的词。“那都是铁丝。”有位当导演的朋友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乳房还能够人为弄丰满一些，并可以用铁丝垫起来，就如同花架上的玫瑰一样。色情经常存在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猜想当中。衣服本来就是衣服，但是，衣服有衣服的其他功能：它能藏住该藏住的部分，也能暴露想暴露的部位。不过，差不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铁律是，男子首先看女子的面部，然后根据她的衣服来判断她的形体，最后才去看她们的衣服本身，就好像过后才想起某件事情一样，除非他非常熟悉，或者看来（通过甜美的声音）回顾过去的某件事情。
男子的心思集中在欲望对象身上，那样的欲望对象是他童年某个角落的深藏处。我不能够替女子说话，但是，大多数男子的力必多都是早年固结下来的。就我自己而言，我可以回忆出性欲的第一次暴露，那是我身体里面发生了某种重要事件的感觉，是一种能产生热量的化学反应。就是那年夏天在我朋友的家里，就在湖边，看到他母亲戴着白色胸罩，穿着短裤，光着脚的时候发生的。
我们是惟一会脸红的动物，或者按马克·吐温轻蔑的话来说，我们是惟一需要脸红的动物，但是，我觉得那句话对于人类的想像力来说是极大的一种赞扬。羞耻心是一种复杂的反应，而引起羞耻心的过程则更为复杂。人类远远不是惟一会脸红的动物，反而是能够发明各种各样为满足性欲而设计出来的行动的动物，而这些行为都是别的动物不会做的，比如吮吸脚趾手指，鸡奸，捆绑，当鞭打者或被欲望对象鞭打者。对另一个人非触觉型的强烈的偷窥企图对于很多情人来说是能得到极大的性满足的。
我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习得的反应方式所决定，那是一种力必多的触发器，人跟人皆有不同。它与一头雌猿习惯性地向潜在的配偶展露臀部的刺激反应类型不一样。这样的行为一般能对雄猿产生作用，但人类的反应很容易脱敏，人类需要不断地花样翻新，因此，人类的性欲最终就是：她又走了。
被认为是人类性欲倒错的东西是我们最特别的人性，这是一项生活事实。使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各个人的怪诞之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特别的”，这是极常见的一种陈词滥调，为的是要确认人类的个性。换句话说，使我们成为人类的就是我们有偏差行为的能力。
也许我这么说带有一定的偏见，说男子比女子更奇怪一些。不管是哪一类型的男子，他们都会看女人，并开始解决性欲上的方程问题，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想法：她是在展示自己的性兴趣吗？如果是这样，这样的性兴趣是否冲我而来？而且——假定上述事实已经得到确认——我对她有兴趣吗？
我们大多数男子都会看着女人想：是的，也许或不行。这些问题只是跟闪烁的灯光一样简单。妇女都明白这个道理，时装设计师也明白这一点，广告商也明白。这些问题不是男子欲望的决定因素。犯罪最基本的成因之一是，就女人而言，“不”是一种男子性欲上的激发器，是一种个人的挑战。它也许起源于男子的攻击行为，也可能起源于女子的卖弄风情。在这个问题上我并没有打算下一个明确的判断；也许我属于老套的男子，相信女子说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拒绝理由，而对我说“好吧”就是一剂春药。在我这一边，我还有文学的重量称着，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平衡：“如果我把玫瑰放在头发上，就跟安大路西亚妇女一样，那就是表示可以，或者，当我戴上一朵表示可以的红玫瑰，他如何在莫尔人的墙下吻我，我就觉得他是另外一种人，然后我就以自己的眼睛请他再次要求好吧……而他的心就会狂跳起来，我也就说好吧，我愿意，好吧。”
从男子的角度看，妇女时装的本质就是指示一种普通的性欲情绪，尤其是表明一名妇女的意愿。（当我说“男子角度”的时候，我意思是指从我的角度看。）跟向过路的雄性展示自己的私处的雌猿不一样，这里没有任何一种姿势或行为，也没有任何一件具体的衣服在表达意愿。有一些服装属于传统型的——那是内衣的各种变化——有一些裸露的方式也是各种各样的。很明显，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子希望有人看到她。男子较为不那么敏感，他无法让自己摆脱掉这样的概念：需要别人观察，希望别人渴求她的妇女也希望被人占有。
不管一个女子穿上什么样的服装，时尚本身也是给男子发出的特别信号，因为时尚就是要求穿戴人时的心理。女子彼此见面时说，你看上去像假的！如果没有谨慎或公开的性暗示，男子就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男子无法把时尚跟性装饰品区分开来。妇女的这种率直在奥威尔的《1984》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在想性交的日子里就穿上红色的裙子。如果妇女只是简单地在她们的翻领上别上一粒表示《好吧》的扣子，而不是穿上华贵的服装，大多数男子都会兴高采烈。
在女子的服饰方面，男子是相当愚蠢的，他们很少对时装本身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有时候，一种风格会起作用，差不多是色情的作用，比如口红、胸罩、皮毛、羽毛，无论什么东西吧，之后，男子的双膝就软了。
几乎顺理成章的事情是，女子的服装如果受到性欲的激发，则一定会引起男子的注意。因为性欲会抽醒人的血液，在很多男女接触当中呻吟得如此接近，一个男子几乎不可能考虑一个女子穿的什么衣服而同时又不猜想底下穿的是什么。这倒不一定是猜想她是否光着屁股，而是说，也许她的皮肤上可能穿着任何一种衣服。到了一定年龄的男子都会受到女性性形象的刺激，之后才意识到里面的一些支撑物品和技术上的衬里。
从男子的角度看，全新和完全不熟悉的时尚如果不能够回应男子性形成期的某种形象，那就注定会失败。对某些男子来说，那个形象足以引起性欲上的满足。这也是男子比女子更容易受到恋物癖影响的原因。关于男子，人们能够作出病态的概念化的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其中的一些人吮吸一位妇女的脚趾时感受到的彻底的幸福。说女子很少成为恋物癖，那是不同性别之间的另一种差别，也是力必多被唤醒的方式不同引起的。
欲望的对象就是“玫瑰蒂”，我们在自己的想像当中总带着这样的东西。在每一个男子的心中，都有各色各样的形象，或者某些套路的联想，完全可以与沾上口红和体香的烟蒂相比，或者说跟光着脚，戴着胸罩，旁若无人地站着的那位妇女相比。那样的形象需要拿到当前来回答。因为方式细微而显得屑小，但其重要性却是压倒一切的。
戛然而止：在和平队
我的记录很不好（当时，联邦调查局有可能会派人来调查你），最开始我被和平队拒绝了，因为我极有可能成为极大的一个风险，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制造麻烦的人，经过很多解释和口舌之争以后，才作为一名志愿工作者为他们所接受。另外一个去处是越南——当时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正在危险地走钢丝绳。我被派往尼亚萨兰德。然后，我在那里的两年生活快要结束的一个月前，他们却将我的行期“终结了”，我被踢了出来，因为三个月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服务”而受到惩罚，而且被华盛顿的和平队官员大批了一通。当然，他们相信真实的情况——我已经接受过刺杀训练，目标是赫斯廷·班达，当时是终生总统（“弥赛亚”、“征服者”和“巨狮”还是对他较次要的称呼）。但是，针对我的案件看上去一片灰暗。有人打了我的报告。从中非到华盛顿的机票从我的收入当中扣除出来，最后我剩下了200美元。我就出去了。当时是1965年，我还得应付兵役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