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登高而招，借势而发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符合天下人的心理，也就是所谓的“名正言顺”。有了让人们认可的“名义”，便能够顺利地展开各种行动，从而有效达到自己的目的。
“大动作”就是大手笔，有了大动作，往往能主宰局势，确保你的地位不受威胁。
如果说曹操对每一个有用之才只是采取以单对单的借力方法的话，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则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惊世之举。利用天子的声威，收服天下人心，是曹操施展借力本领的巅峰之作。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即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做“要想打鬼，借助钟馗”。打鬼借助钟馗，确实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做法或谋略。因为一方面鬼是怕钟馗的；另一方面，谁有了钟馗，谁就掌握了号令和汇聚所有打鬼力量的优势与主动权。
“打鬼借助钟馗”这种做法的原理不过是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借一面义旗)，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竭智效力。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号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又是运用这一谋略的经典范例。
但是“打鬼借钟馗”失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的，远的不说，曹操之前的董卓就是一例。
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制着汉献帝这面“义旗”。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将献帝西迁长安，安置在未央宫中。董卓自己则在长安城东修筑了一座堡垒居住，取名郿坞。郿坞城墙高厚各达七丈，高度与长安城墙相等，称为“万岁坞”。董卓将从洛阳等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藏在坞中，单粮食就可供三十年食用。董卓不无得意地说：“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踞天下；如果不成，我守着这些东西也可以过一辈子了。”周初时，周文王立吕尚为太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意思是太师吕尚是可尊崇的父辈。董卓以吕尚自居，自为太师，号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盖车，对亲戚大加封赏，以弟董曼为左将军，封鄂侯，兄子董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执掌兵权。其子孙即使还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侯，女的做邑君。宗族内外，并列朝廷，声势煊赫。
但可惜他是一个专横跋扈、滥施淫威的暴徒，没有能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董卓的前车之鉴如何汲取，曹操阵营内部谋士们的不同意见如何采纳，是对曹操能力和胆识的严峻考验。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的重要将领们是有分歧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富于谋略的大胡子将领程昱首先表示意见：“依情报显示，皇上现在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竞争优势。”
荀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们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应以洛阳及许都最为合适，因此要准备这件工作，必须清除豫州境内其他的力量。”
首席猛将曹仁则有不同意见：“虽然张邈的势力已清除，但吕布、陈宫等雄踞徐州，和袁术勾结，随时可能再度威胁兖州。因此属下认为应先稳定东方，彻底摧毁袁术及吕布力量，再行经营豫州。”
夏侯惇的意见也差不多：“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做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是相当不利的。”
几乎大部分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惇的看法。
曹仁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受其利反将先受其害。”
满宠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对奉迎天子来讲，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
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传来消息，袁绍阵营里为了奉迎天子之事，意见分歧，审配等人坚持反对意见，袁将军本身似乎兴趣不大，况且和公孙瓒间的战争仍在持续中，依目前情报判断，或许不致于有所行动。”
荀彧大声表示：“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从前高祖(刘邦)向东讨伐项羽，便以为义帝复仇做为出师之名，因此得到天下诸侯响应。董卓之乱起，天子流亡关中，将军便首倡义军勤王，只因山东秩序混乱，才使我们无力兼顾关中。虽然战事连连，我相信将军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吧！今皇上脱离西军掌握，正是大好机会啊！拥护皇帝顺从民望，此乃大顺；秉持天下公道以收服豪杰，此乃大略；坚守大义招致人才，此乃大德。即使会遭到其他势力围剿，也难不倒我们的。要不及时决定大计，等到别人也有所行动，就来不及了啊！”
在众人争执不休中，曹操突然想起当年反董联盟时自己和袁绍间的对话。
袁绍曾问曹操：“如果这次举兵失败，您看我们应以何处为据点最为适当？”
曹操反问：“以阁下的意见呢？”
袁绍回答道：“我认为我们应以黄河以北的冀州山区为据点，争得北方异族的协助，以向南争取霸权。”
曹操当时并不同意袁绍的看法，他认为地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确如荀彧所言，汉献帝虽早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政局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呢！
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
此后，曹操又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奋争，终于于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把献帝变成了自己进行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名义，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
另一方面，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人民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帝许都，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却也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使得不少割据者的野心、行为受到遏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速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乘乱起兵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眼光。而只有曹操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因此他毅然接受了僚属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把献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据地许都。
这就是曹操的手段，他可以打着天子的旗号，随便征伐，以达到自己统一天下的目的。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名正言顺。因此，在有所行动的时候，要善于找到自己的“义旗”，才会使自己占据主动地位，更有把握达到预期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