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阮籍并非济世之才。这句话很有些徒逞意气的味道，历史上做大事的英雄或君主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大家看看曹氏父子的诗文、唐宗宋祖以及后来开创时代的人物就知道了。而他蔑视的那些人，都是在乱中闯出一番天下的，靠的是自己的努力。阮籍所处同样是乱世，却无所作为，是有他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的。当然这不能苛求他，所谓“才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说，阮籍是一个很有良心的文人、狂士，逐鹿中原恐怕非他所能。这世界上的事非常有趣，你做了隐士、狂生，就不能再做英雄了，至多做做“山中丞相”罢了。
八、《海盗报》事件
所谓“《海盗报》事件”是指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同《海盗报》进行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对克尔凯郭尔的晚年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哲学史上非常著名。
《海盗报》是由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创办的一家周刊。就其政治倾向来说，《海盗报》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用嘲笑和讽刺的方法抨击专制保守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但刊物的格调不高，经常利用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揭发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尽管如此，这份周刊在一般公众中仍很受欢迎，发行量相当大。哥尔德施米特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却引起后者极度不满。克尔凯郭尔认为《海盗报》是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刊物，受到它的赞扬实无异于对自己的莫大侮辱，于是他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和揭露《海盗报》，由此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差不多在1846年整整一年内，《海盗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字，对他的为人极尽揶揄讥讽之能事，甚至就他的生理缺陷、服饰、家产、生活习惯等大做文章，并配以漫画。那时漫画还是颇为新鲜的东西，上了漫画也就成为公众的笑料。这深深地伤害了克尔凯郭尔的自尊心，甚至他在街上也成为顽童们奚落嘲弄的对象。他原先以为在笔战中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无情的现实却使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反而感到人们因他受嘲弄而幸灾乐祸。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与人来往，性情也更孤僻了，当他每天上街进行例行的散步时，唯一“忠实的朋友”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
这个事件让本来就孤僻的克尔凯郭尔的心理更加扭曲。他没有谋求任何职业，靠巨额遗产生活。他在自己创办的期刊上公开反抗丹麦的国家教会。当他带着《快报》杂志最后一期去付印时昏倒在街头，随即被送进医院。他拒绝官方教会牧师的圣餐，怀着强烈的基督信仰，于数周后去世，年仅42岁。
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存在主义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是一种极端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自由的哲学。正因如此，克尔凯郭尔强烈反对把个体和集体联系起来，反对把人看做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他有一句名言：假如我战死之后拥有一块墓碑的话，我只要刻上“那个个人”几个字就行了。意思是说，群众无非是一个抽象名词，并非真实的存在。群众外表上是庞然大物，囊括了一切人，实际上它排除了个人的一切独特性、个性，因而它无比空虚。每一个人都有两只手，而群众则没有手。群众所做的事实际上都是由个人去完成。离开了个人，群众就不能存在。而个人如果被当做群众的一分子，就会失去个人本来所具有的东西，失去自由和独立作出决定和选择的能力，失去责任感，这样个人就会成为非真实的存在。他说：“群众就其概念本身来说是虚妄的，因为它使个人死不悔悟和不负责任，或者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把它降为零。”
可是，抛弃了集体，人又是什么呢？克尔凯郭尔就像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站在无边的荒野上，承受着无尽的孤独和寂寞。如果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你的价值何以体现？你又要求谁来认可你呢？所以，在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中，弥漫着一种悲观主义情绪，孤独成了唯一的精神体验。但是，他生活在人群中，是逃不掉的。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海盗报》事件”，当全世界都拿起武器来反对他的时候，他终于变态了、扭曲了。
其实，不只克尔凯郭尔，那些孤军奋战、抛弃集体探寻人生意义的人无不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和挑战，他们在山谷中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呐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结果，克尔凯郭尔抑郁而终；而我们所熟悉的另一位哲人尼采则疯了，我们在佩服他们的真性情和真勇气的同时，难道不为人类生存的处境感到无奈吗？
出世的逍遥
中国的立轴中堂之类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向来有两种流行题材：一种是合家欢，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外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闲地坐在松荫之下。前者描绘的是儿孙绕膝之乐，后者描绘的则是寄情山水之趣。
一、许由拒位
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据说帝尧曾多次向他请教政事，后来还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许由的严词拒绝。《庄子·逍遥游》中记载了其中的细节：尧当时已到垂暮之年，就想把天下让给许由，便说：“你好比天上的日月，我好比人间的灯火。既然日月已经出来，还要让灯火来照明，不是很困难吗？请允许我把治理天下的位置让给你吧！”许由回答说：“天下已被你治理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我来代替你呢？难道我就为了得到一个虚名吗？”
接下来，许由说了一个很经典的比喻：“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意思是说，一只小小的鸟在森林里面，即使有广袤的森林让它栖息，它能筑巢的也只有一根树枝。一只小小的偃鼠在河里饮水，即使有一条大河让它畅饮，它顶多喝满了它的小肚子而已。我就好比一个小鸟在林中筑巢，只要占据一个树枝就够了，那么大的天下交给我，我要它干什么呢？
仔细想一想，确实如此。人生有限，一个人这一辈子能吃多少饭呢？能占多大的面积呢？人往床上一躺，你睡觉的地方也就这么大，不管你住的是300平方米的豪宅，还是1000平方米的别墅，你实际需要的空间跟别人都是一样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由拒绝了尧的禅让，远远地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后来，许由把帝尧传位的事情告诉他的朋友，朋友用双手紧紧地把耳朵捂住，又急忙到颖水边去冲洗。恰巧一位农夫牵牛来到河边，便在上游水面为牛饮水。那位朋友很生气，埋怨他不该做这等不尊重人的事。农夫问：“你为什么要洗耳朵呢？”朋友回答：“我听到了朋友说当官的事，怕弄脏了耳朵，故来清洗一下。”农夫说：“如果我的牛在下游饮水，你洗过耳朵流下的水不是把牛嘴弄脏了吗？”朋友顿觉理亏，无言以对。
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许由“重义轻利行显明”。
在《庄子》中，还有一个与“许由拒位”相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庄子和惠施之间。
据说，庄子有一次去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好友惠施来看他。惠施那时候在魏国做了大官，很威风，他自己坐了一辆车，后面还有一个车队，一行浩浩荡荡。庄子一看到惠施这样子，只做了一件事：把一桶鱼全倒进河里，就剩了一条回家去了，不理惠施。
庄子这么做，其实是在讽刺惠施的夸张炫耀行为。人根本就不需要坐十几辆车，但人在社会中却养成了一种占有的心态。一个人占有的越多，似乎就表明越成功。而事实上，正如庄子自己做的那样，人占有那么多是没有必要的。一条鱼就够吃了，何必要一桶？庄子觉得人要摆脱这种占有的心态，就需要回归自然，摆脱外在的诱惑和负累，随意自然地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在庄子看来，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推销其政治主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闲云野鹤，周游四海，寄托山水，才能有真正的逍遥和自在。所以，楚威王给庄子送来高官厚禄，让他当官，他只是一笑置之。在他看来，入仕就是一种负担，一种累赘，一种束缚自由的社会枷锁。与其在俯仰进退、尔虞我诈中获取功名利禄，还不如像一条小鱼那样默默无闻而又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正所谓“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身，可以尽年。”
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去追求那些根本无法追求到的东西，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去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至也。”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你若想去控制和追求，势必会造成痛苦。尤其像儒家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失德，势必会将人带入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
这正是道家的手法。无论是老子还是庄子，他们都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消解问题，从而将那些把人生带入歧途的困惑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吹得无影无踪，暴露出人生的底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看似无为无求，其实已经得到了全部。在这里，道家不是教人如何去得，也不是教人如何去不失，而是化解得与失的界限和区别。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达到庄子所说的“安时以处顺”“乘物以游心”的境界。
二、虚己以游世
《庄子·山木》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市南宜僚拜见鲁侯，鲁侯正面带忧色。市南宜僚说：“国君面呈忧色，为什么呢？”鲁侯说：“我学习先王治国的办法，承继先君的事业；我敬仰鬼神尊重贤能，身体力行，没有短暂的止息，可是仍不能免除祸患，我因为这个缘故而忧虑。”
市南宜僚说：“你消除忧患的办法太浅薄了！皮毛丰厚的大狐和斑斑花纹的豹子，栖息于深山老林，潜伏于岩穴山洞，这是静心；夜里行动，白天居息，这是警惕；即使饥渴也隐形潜踪，还要远离各种足迹到江湖上觅求食物，这又是稳定；然而还是不能免于罗网和机关的灾祸。这两种动物有什么罪过呢？是它们自身的皮毛给它们带来灾祸。如今的鲁国不就是为你鲁君带来灾祸的皮毛吗？我希望你能剖空身形舍弃皮毛，荡涤心智摈除欲念，进而逍遥于没有人迹的原野。遥远的南方有个城邑，名字叫做建德之国。那里的人民纯厚而又质朴，很少有私欲；知道耕作而不知道储备，给予别人什么从不希图酬报；不明白义的归宿，不懂得礼的去向；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竟能各自行于大道；他们生时自得而乐，他们死时安然而葬。我希望国君你也能舍去国政捐弃世俗，从而跟大道相辅而行。”
鲁侯说：“那里道路遥远而又艰险，又有江河山岭阻隔，我没有可用的船和车，怎么办呢？”市南宜僚说：“国君不要容颜高傲，不要墨守滞留，便可以此作为你的车子。”鲁侯说：“那里道路幽暗遥远而又无人居住，我跟谁是邻居？没有粮，没有食物，怎么到达？”
市南宜僚说：“减少你的耗费，节制你的欲念，虽然没有粮食也是充足的。你渡过江河浮游大海，一眼望去看不到海岸，越向前行便越发不知道它的穷尽。送行的人都从河岸边回去，你也就从此离得越来越远了！所以说统治他人的人必定受劳累，受制于别人的人必定会忧心。而唐尧从不役使他人，也从不受制于人。我希望能减除你的劳累，除去你的忧患，而使你能够独自跟大道一块儿遨游于太虚的王国。并合两条船来渡河，突然有条空船碰撞过来，即使心地最褊狭、性子最火急的人也不会发怒；倘若有一个人在那条船上，那就会人人大声呼喊喝斥来船后退；呼喊一次没有回应，呼喊第二次也没有回应，于是呼喊第三次，那就必定会骂声不绝。刚才不发脾气而现在发起怒来，那是因为刚才船是空的而今却有人在船上。一个人倘能听任外物、处世无心而自由自在地遨游于世，谁能够伤害他！”
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告诉我们让心灵保持空虚的状态，看待任何事就能有“明白心”，不受私心所左右。人心容易受蒙蔽就如这故事中那只船上的人，假如被一艘空船碰到，再焦急的人也不至于生气，但假如对方船上有人，那就可能引起冲突了。将“船”比做“人”，将船上的人比做人心中主观固执的私念。内心充满私念的人，处在人挤人的社会中，到处都可能会与人冲突以致招祸。以道为心，使心灵纯白空虚，即如所谓“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就能到达庄子渴望的一个没有私欲的境地，到那人便不会受到伤害了。
三、无何有之乡
庄子认为，一个人应当突破尘世中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等种种“身外之物”的束缚，使自己的精神作无挂无碍、无我无物的“逍遥”之游。庄子的“逍遥游”所游之处在哪里呢？在所谓的“六极”之外、“尘垢”之外、“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但这些不过是想象中的虚静世界。由此可见，庄子的“逍遥游”其实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摆脱名缰利索、道德是非、逻辑理智束缚的一种优游自在、悠然自得的心境。故庄子的“逍遥游”也叫做“游心”，它不是肉体的飞升，而是精神的逍遥。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庄子讲的那个大鹏鸟的故事：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叫做鹏。鹏的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奋起而飞时，它的翅膀像遮盖天空的云气。这只鸟，当海动风起时就飞往南海。那南海，就是个天然的大地。
故事中所提及的的“北海”“南海”“天池”都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地方，其旷远非世人的肉眼所能窥见，要以心灵之眼去体察才行。这就要求人们需超越有形的空间与感官认识的限制才行。
庄子借“鲲化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与相的限制，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展开一个广袤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始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的自由，可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加以任何的限制。
俗语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虽然是形容鱼和鸟的自由，但毕竟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因为鱼、鸟的行动范围，不可能越出于海、天之外，也就是说它们是受制于海、天的。因此庄子所创造的巨鲲大鹏，意在破除有形海空的限制，以突破此封闭的空间系统。
鲲“化而为鸟（鹏）”，仅是形状的变化，而质和量是未变的。这里的“化”，乃是朝着理想世界迈进的一个过程、一个方向。
“怒而飞”，意指来到人间世，奋力拓展。“怒”含有振作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