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移动是由静止到运动，或由运动到静止的变化。直线运动是一个物体离开自身位置的变化。圆周运动虽然不会静止，但也是由一个静止状态开始的。一个物体由静止到运动，不可能自发地完成，而必须借助于外力的推动。就这样，在移动这种运动方式中，静止和运动的关系最终就可以被归结为推动者和被推动者的关系。任何运动，后面肯定有一个推动者。没有推动者，物体不会自行运动。既然如此，必然就会存在一个推动其他物体而自身却不被推动的“不动者”。因为，它如果再被推动，其后面还会有一个推动者。这样一来，必然会陷入无穷倒退的局面。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因为我们是经验不到它的存在的。后来的牛顿接受并继承了“第一推动者”的设定，并让它成为了“上帝”的代名词。可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一次一次地侵入原本属于上帝的领地，一次一次地取消了上帝的特权。后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上帝所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据说，拉普拉斯曾被叫去给国王讲解科学的进展，国王发现他没讲到上帝，便问：“那么，上帝在做什么？”拉普拉斯说：“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到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后，人们发现上帝真的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了，一切都可以用科学的原理来解释，除了最开始的运动之外。因为按照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人们就问，那世界最开始是怎么动起来的？就此，牛顿说，上帝给了世界“第一推动”之后就不再管了，世界就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和发展了。
“第一推动者”是一个前提式的设定，而且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设定。尽管整个世界的运动仅仅需要他推动一下，但没有它，没有这一把“第一推动”，人的理性思维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思考。就这样，在上古时代，在科学的童年阶段，宗教与文明、信仰与理性是作为一对孪生兄妹而出现的。二者尽管相互对立，但却又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正因如此，以理性为标志的科学同原始的宗教活动总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二者的分道扬镳又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当理性发展到不需要这个“设定”就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自然就会对它表示怀疑，从而取消这个唯有信仰才能确认其存在的东西。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切东西应该造得尽可能简单到无可再简单。当两个不同理论给出同样精确的预言时，哪个更简单哪个就更好。”既然确定这个前提仅仅是为了方便，而现在没有它照样方便，自然就应该抛弃它了。
由此看来，西方对“上帝”的质疑和发难，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西方的文明本来是在信仰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理性最终会掉过头来审查自己得以确立的前提。因为，批判一切、审查一切，本来就是理性的本性。
五、精神的鸦片
费尔巴哈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谓的“上帝”，其实是我们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做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正如他所说：“人其实是人的上帝”。
“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费尔巴哈说。他认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为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们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会中慢慢被培养的结果。
基于此，费尔巴哈对基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基督教要人们祈求上帝，这就断送了人对自己的信任；要人信仰天堂的生活，因此断送了人对现实生活的努力。批判宗教就是使人“从神的朋友转变为人的朋友，从信仰者转变为思想者，从祈祷者转变为工作者，从彼世的候补者转变为今世的研究者，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人，转变为完全的人”。
宗教是愚昧无知的保卫者，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不仅摧残理性，还扼杀感情。用“天堂里的爱”来安慰现实世界受苦的人，其实就是对病死后的人的药物，对渴死后的人的饮料，对饿死后的人的食品。他说，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旧的宗教关系颠倒过来，把人由过去从属于上帝还原为上帝从属于人，确立人“第一位”的主体地位。他宣称自己的唯物主义，就是要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神学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
费尔巴哈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直接成为了后来马克思的思想源泉。不过，他的唯物主义与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有着明显的区别。之前的法国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出发点是客观的机械物质。而费尔巴哈的学说是人本唯物主义，出发点是有血有肉的人。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正是体现了这种“以人为本”的哲学关怀。
但是，费尔巴哈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之前，自然科学的大跨步前进，16世纪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都为费尔巴哈，乃至后来马克思的学说作了铺垫。可以说，费尔巴哈的这种人本主义，是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革命家联合起来对宗教进行绞杀的结果。
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观点，为了赎去祖先犯下的“原罪”，人们必须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吃苦行善，以便在死后进入天堂，在末日接受审判。正如基督教教义所说的：“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因此，所谓的道德，无非是让人们容忍现世的痛苦，压抑内心的情感，牺牲个体的欲望，漠视人间的幸福，以期末日来临时能够进入天堂。
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突然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在理性的审判桌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上帝也不例外。正因如此，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不仅是反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也是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
所谓启蒙，就是要重新发现人，重新树立人的权威，重新发现人的幸福。过去，理性要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如果触犯了上帝的法律，理性就要被宗教裁判送上火刑柱。而现在，则是理性审判上帝的时候了。
据说，狄德罗在临死之前拒绝向上帝作任何忏悔，当神父用伏尔泰死后不能进入教堂墓地的事例相威胁的时候，这位无神论者用坚定的声音回答道：“我懂你的话，神父！您不愿伏尔泰安葬，是因为他不相信圣子的神性。好吧，我死后，随便人们把我葬在哪里都行，但是我要宣布我既不相信圣父，也不相信圣灵，也不相信圣族的其他的任何人！”
这是多么无情的审判！狄德罗在临死之前首先宣判了上帝的死刑。众神隐去，有血有肉的人才能复苏。我们没有看到吗？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第一次露出了人的微笑，那是一种自尊、自信、藐视上苍的微笑。米开朗琪罗笔下圣母、圣约瑟和圣婴基督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天神，而是完全变成了世俗生活的普通人物，那是一些有感情、有个性而并不神秘的人物。
六、上帝死了
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历史行进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一个疯子出现了，他宣称：“上帝死了！”。
这个疯子，就是尼采。尼采是一个狂人，在他看来，上帝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装”，是人自欺欺人地为自己树立的虚幻偶像。他杀死上帝，是要杀死在西方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正是因为活在上帝的阴影中，人才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杀死上帝，就是要让人从这种阴影中解脱出来，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由自己来开拓自身的价值。所以对尼采来说，悲观是以乐观为方向的，而乐观又是以悲观为基础的。
尼采杀死上帝，意义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说它是消极的，是因为西方人的生活从此没有了“根基”，不知道该如何活着了。以前的一切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的行为没有了标准，人的生活没有了规范，一切都陷入了虚无，人就像一只孤独的动物置身于无边的沙漠，感到的只有迷茫和无助。另一方面，尼采的结论又是积极的。因为人摆脱了外在的束缚，可以重新“拷问”自身的价值，承担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理想。尽管人在没有任何依托的背景下行走是艰难的，但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属于自己的。正如他所说：“我们这些哲学家与‘自由人’深深感觉到自己是被一个新生的旭日所照耀着，心中充满着感激、惊喜、预感和期待之情。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更加开阔了，纵然还不够明亮，但我们的船毕竟终于能置身于大海去面对各种危险了，那属于我们的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之海’——再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这是一个充满未知、偶然、恐惧而又绝对自由的视域，也是一个必须用生命去历险和搏斗的游戏。尽管“上帝死了”带给人们的“快乐知识”只是一种过于沉重的知识，尽管这种乐观主义只是一种沉痛的乐观主义，但是，超越自身，战胜自身，从而战胜痛苦、死亡与命运，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强力意志的绝对命令。
就此，尼采明确划分了两种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即彻底的悲观主义和颓废主义，它因虚无而彻底否定人生的意义；而积极的虚无主义，不仅敢于面对人生与世界的虚无，而且还要与这种虚无进行殊死的搏斗，成为人生和世界的主宰。这正是后来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与超人理想。
“上帝死了”这句话，在我们中国人听来似乎平淡得很。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不是靠外在的宇宙主宰活着的。但在西方人眼里，上帝却是一切意义的源泉。因为西方人一向以个体为本位，人和人之间是纯粹的契约关系，只有上帝才永远不会抛弃他们，它给他们的生命以价值和意义，给他们以生存下去的勇气，使他们有限的存在可以达到无限……因此，“上帝死了”这句话，对于西方人而言，与其说是轻松的，毋宁说是沉重的，甚至是痛苦的。
而现在呢？上帝死了，但人还活着。人类在杀死上帝的同时，也被上帝无情地抛弃了。上帝死了，它把我们所一向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也一同带进了坟墓。因为这一切一切，原来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上帝死了，而太阳还在发光，地球还在运转，那么，宇宙的目的何在？原来，这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现在呢，它们和人又有多少关联？正如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所说的那样：“一个能用理性的方法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家乡的回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分离，演员与舞台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
确实，自从尼采杀死了上帝以后，人生的荒诞感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暴露出来了。这似乎不是危言耸听。据说，在欧洲最舒适的“福利国家”丹麦，每年竟有1600多人死于自杀。一些分析家指出，由于丹麦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受任何宗教禁忌约束的国家，因此丹麦人认为他们有权自我毁灭。而尼采本人，试图通过“超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可是，他失败了。因为“超人”仅仅是自我超越的代名词，而不是超越所达到的终极目的。没有了朝向的彼岸，这种朝向又有多少意义？超人在不断追求权力意志，不断超越的过程中，离人群也越来越远，只能独自一人去面对无法忍受的空无，只能和青山为伴，与河流为伍，没有人听到他的呐喊，更没有人为他欢呼，受伤了也只能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抚慰自己的伤口。
这种状态，人能忍受吗？估计不能。晚年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
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哲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这悲天悯人的呐喊。他们彷徨，他们悲观，他们痛苦，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寻找、放弃探索。人要回家，哲学家要在苍凉无际的荒野上踏出一条荒芜英雄路。
一、承担“偶然”
舒伯特正在作曲，他的友人问：“为什么你总是作这样哀伤的音乐？”
舒伯特抬起头：“你可知哪一首是欢乐的音乐？”
是啊，万丈红尘，生命的欢歌究竟何在？帝王威赫一生，到头来却哀叹“可怜生在帝王家”，百姓孱弱无依，人生更如浪卷漂萍，生命的音符尽管丰富，却总是残忍地谱写着绵延的哀歌，命运的祭台上草草堆放着的，不正是那一段段曾让我们沉沦不能自已，最终却被它弃之如蔽履的生命岁月吗？
人类曾多么庆幸自己是茫茫宇宙中唯一的在思索着的生命，的确，大概没有哪一种生物比人类能够更清楚的意识到了命运的无常和个体的渺小，然而，这究竟是我们的幸运抑或不幸呢？
芥川龙之介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河童》，说是河童这个种族的婴儿将要出生时，它的父母将询问它是否愿意降生人间，如果回答不愿意，它的生命将自动消失。可惜的是人类却无此幸运，尼采早就断言：“最好的东西就是你永远得不到的：不要出生，不要存在，化为虚无。”
可是，现实中的人却没有如此幸运。海德格尔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话：“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被”字表明这是一个主语欠缺的被动语态。主语的欠缺，表明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由谁决定的，他是非常偶然地发生的行为。这里的“抛”字非常形象，它在向我们昭示：人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偶然的。他不会对任何外在的事务负责，没有任何债务需要背负，他就是他，一身轻松，表明人是生而自由的；但这个被动语态，又说明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完全被动的，这由不得他选择，也不会征求其同意。从这一方面看，人来到世界上又是何等的宿命！所谓自由的后面原来是更深、更大的不自由！正如萨特所说：“人生就像是被抛上了一列飞速运转的列车，对于它来自何处，还是驶向何方，人们一无所知。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存在中自由选择，并独立地对自身及整个世界担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