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在耕地的时候拒绝使用钢犁，认为钢犁会伤害大地母亲的胸脯。这些印第安人在春天耕作时从马身上摘下马掌，免得伤害怀孕的大地。在这种观念中，人与土地、自然、整个世界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强求与被强求、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牵挂，浑然一体的关系：大地不仅仅供给人们食品和农作物，它还是人赖以存在的依托。因此，人们把大地看做自己生命的“母亲”，对它怀有无限的敬爱和虔诚。
而现代技术呢？早已经将这种敬爱和虔诚排除在人与大地的种种可能的相互关系之外，而只将“有用性”当做大地的唯一属性。后果呢？大地不再是人类的母亲，而仅仅以农作物的提供者身份出现，人与大地的关系成为紧张对立的两极。人处于现代技术的座架，渐渐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失去自己存在的多样性和可能性。现代人的人性被扭曲了，一味图谋向大自然索取，而毫不顾及这种过度索取对自然产生的严重后果，其最终只能使人类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
其实，早在若干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醍醐灌顶地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在这里，恩格斯是在警示人类：不要陶醉于对大自然一味地压榨和索取。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更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统治自然界，仅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举例说，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曾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但他们没有预料到，他们把自己区域里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西方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晚年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对现代技术的反思上。在他看来，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不仅仅是工具性的生产力，而是变成了塑造人类存在方式的异己力量。技术统治的时代，整个世界已经在“人为”和“强求”下变成了一个去圣渎神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被纳入到“为我所用”的链条中，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觉有魅力，也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觉有诗意，因为我们的目光已经变得焦灼和实用。这种现代技术带来的强求和人为，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
“那把山原始地展开成群山，并贯穿绵延成体的群山的东西是会集者，我们称之为山脉。
“我们有各种情感，其所自出的某个原始会集者，我们称之为性情。
“强求性的要求会集人，以便把自我展现的东西预定为持存物。我们现在称这强求性的要求为座架。”
在技术形成的“座架”中，“强求性的要求”严重侵害了事物的存在特征，使得事物被迫放弃它们的真正的存在。空气被强求交付氮，土地被强求交付矿石，矿石被强求交付铀，而农民耕种的田野亦被强求成为机动化的食品工业的“厂房”……在这种极度扭曲的变态生存中，物质的富饶和精神的贫乏成了一个双面体。
海德格尔曾经在他的著作《技术的追问》中比较了两个“莱茵河”：一个是诗人荷尔德林笔下作为艺术品的莱茵河：太阳西下，皓月当空，莱茵河散发是宁静和安详。另外一个是进入发电厂而被割断了的莱茵河：为我所用，已经强制性地发生了变形。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欲望的鼓动下，功利正在剥夺诗意的领地，使得一切都打上了人为的痕迹。大千世界，上至蓝天白云，下至花草树木，没有一样没有进入“为我所用”的视野；而人，开始奔跑在“欲望—满足—新的欲望—再满足”的怪圈之中，最终沦为了物的奴隶。诗人荷尔德林更是深沉地追问：“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里所谓的“贫乏”，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相反，正是物质的极度丰饶才造成了“贫乏”，即世界丰富性的丧失和人的灵性的空缺。还是海德格尔说得好：“在这样一个时代，算计的人越急，社会越无度。运思的人越稀少，写诗的人越寂寞。”
五、机械与机心
《庄子·养生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的学生子贡游历完楚国，在返回时路过山西的汉阴。在那里，他看见一位老人为了取水浇地，竟然在水井的旁边挖了个隧道到井里，抱着坛子取水浇地，力气用了很多，可是见效很小。子贡同情地对他说：“我见过一种机械，一天可以浇一百亩地，不费多大的力气，收效却很大，您想不想用它呢？”
老人头也不抬，说：“你说什么？”子贡说：“用木料打凿成机械，后头重，前头轻，提水就象抽水一样水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这种机械就叫桔槔，可好用了。”听完子贡的话，老人沉着脸，半响不语。后来，他突然抬起头说：“我的老师说过，凡是有机械心理的人，心术一定是巧诈的，这就破坏了我们纯朴洁白的本性。你快走吧，我们的本性一被破坏，人格就完了。你的话太危险了，要是用这东西，我会感到羞愧的。”
对上面故事中的老人来说，他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机械，而是以使用它为耻，不屑于去用。之所以“为耻”，是因为有“投机取巧”之事，必有“投机取巧之心”，而有了“投机取巧”之心，必然心存焦虑、“神思不定”，“道之不载”就是必然的了。因此，与其让欲望牵着鼻子走，堕落到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还不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在我们平常人看来，所谓的科学技术、机械工具都是中性的东西，既能用来造福人类，也能用来为害社会。但在老庄看来，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一旦有了投机取巧的工具，就必然会产生投机取巧的心思。因此，科学技术和机械工具本身就是“邪恶”的东西，因为它总是在不知不觉地勾起人的潜在欲望。而人的欲望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会带来恶果。比如，如果我们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心中肯定不会惦记，但一旦见了，再想忘记就很难了。
毒品对人类制造的灾难可以佐证老庄思想的深刻。对付毒品，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远离”，你一旦染上毒瘾，再想去戒掉，就太难了。据统计，戒掉毒瘾的人，复吸率要占到90%以上。可见，人类有些欲望，单凭人性的伟大是很难战胜的。再比如，前些年在全国肆虐的“非典”。在这样一场灾难面前，我们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隔离”。这种防止传染病的办法亘古有之，今天我们还拿来当做“法宝”，充分证明我们人类不可能战胜一切。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我们人类的渺小充分凸显出来，所谓先进的科技也束手无策。
老庄的观点让人想到了西方启蒙时代的卢梭。卢梭身处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当其他人都在为“理性”“启蒙”“实验”高唱赞歌的时候，他却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了科技的疯狂将把人类带入万劫不复之地。他甚至主张要回到那个茹毛饮血，没有科学和技术的原始时代。尽管这种思想充满了浪漫和幻想，但天真的背后掩盖不了一位思想家的深刻和忧虑。伏尔泰甚至嘲笑卢梭：“我看见你，就好像看见了一个四足爬行的动物”。
如果说卢梭是深刻的，那么老庄则是有智慧的。他们早已经把卢梭的忧虑在几千年之前醍醐灌顶地提出来了。在老庄看来，与其等到人心被欲望污染了再去治疗，还不如将人的欲望在一开始就化解掉。这也正是老庄主张“为学日久，为道日损”“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深层原因。历史的发展似乎也印证了老庄的观点。人类的价值观其实无法轻易阻止某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在此技术发生了负面的效应后，才会对其加以限制。但是，亡羊补牢，是否已经晚了？如果不晚，是否能够阻止？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克隆技术的发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尽管他只是一项技术，无所谓好坏，但是如果用这项技术来克隆、复制人类的基因呢？这估计就不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问题了。尽管很多国家的政府三令五申，但是绝对拦不住那些“好奇”的科学家去跃跃欲试。正如伊恩·维尔穆特（克隆技术的发明者和先行者）所说：“假如你认为可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未免太太天真了。”
技术越发达，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越差，对其长远后果的预测就越难以估计。使用电脑的我们都知道，一旦受到凶猛病毒的袭击，我们就无法保护电脑里的数据，损失就是致命性的。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现代“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情形。据说，美国曾利用细胞中脱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的DNA分离出来，再与另一种病毒的DNA结合，拼接成一种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只需20克这种毒剂，就可使全球60亿人口死于一旦，威力比核弹大几十倍。
在这样一个极其脆弱的时代，又有谁能决定人类的命运呢？正如爱因斯坦所担心的：“这个爱好文化的时代怎么能堕落到如此地步呢？我现在越来越把厚道和博爱置于一切之上，包括那些被我们大肆吹捧的技术进步。我们唯一的文明好像是一个病态心理的罪犯手中的利斧。”
一旦科技的利斧被病态心理的罪犯所控制，又有谁会对我们人类的命运负责？而庄子在几千年之前“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的断言，何尝不让人警醒？也许庄是对的，我们唯有克制自身的欲望，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敬畏天地大道的运行法则和规律，才能够跳出这种轮回。
六、数字化生存
技术的疯狂，不仅仅在于它加速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开发，也不仅仅在于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科技灾难，而在于它在深层次上开始塑造我们的生存方式。技术带来了工业的发展，工业带来了大机器生产，大机器生产又导致了社会的细致分工和商品的批量生产。专业化的分工使得每个人都不再是一个大写的“人”，而变成了一个角色，一个符号，一个概念。福柯说“人死了”，是说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性格的人死了，活着的是那些千人一面的“螺丝钉”。它们只有被安装在机器上，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
正因如此，今天的人们对数字格外地敏感和偏好。当一切都被放在实用和功利的平台上，还有比数字更客观、更直观的东西吗？于是乎，“用数字说话”，成了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数字化生存”，则成了最时髦的生活方式。按照《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的说法，在今天，数字已不仅仅同计算有关，而且已变成人的生存方式。
当整个世界被互联网一“网”打尽之后，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沦为能够被还原为二进制数字的东西。这里，只有昵称、符号和面具，而没有容貌、身份和性别。正如在在考试中，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学生，而是考号、学分、分数等一系列毫无感性色彩的数字。而所谓的旅游观光，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张带有数字标识的路线图。
数字化所带来的齐一化和标准化，使人类完全陷入了一个庞大的语言符号系统而不能自拔。现在的学生考试用的是答题卡，所谓的选择题，不过就是在A、B、C、D四个符号中选择其一罢了；我们今天的购物也不再是从兜里取出一把钞票，而是用自己的信用卡或者储蓄卡在POST机上轻轻一刷；就拿赚钱来说，我们也失去了一张张数钱的乐趣，我们的工资是打在工资卡里的；对我们而言，它们仅仅是一个数字，一个符号而已。
同时，我们的生存也变得越来越虚拟。原始而强烈的生命冲动，业已成为远古的图腾。我们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上发电子邮件进行信息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但好像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一封家书”中那种炙热的情感。现代的数字和符号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减少了我们的劳动量，带来了古人难以企及的便利。但是，我们是否注意到，我们的肉体正在这种所谓的“便利”中不断地萎缩。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感知世界的敏感，有时候唯有通过所谓的旅游才能感知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可惜，我们即使面对一个姹紫嫣红的世界，我们也作不出诗来了，因为我们的大脑中的那些词汇都是“大而空”的，怎么能捕捉大千世界的变动不居？
现代人对数字的偏爱，完全出于对精确性的热衷。而精确性则是完全出于对功能和效率的追求。比如，我们今天的人对“功能”一词非常偏爱。所谓的“功能管理学”“功能主义”的出现就是明证。捕鼠器，就是捕捉老鼠的器具。但是，如果让功能主义者来下定义则是别有新意。何谓捕鼠器？捉鼠器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把一个自由的老鼠变成一个不自由的老鼠。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构成的，不管是金属做的，还是木头做的，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捕鼠器。这种把一个东西的本质归为实用功能的做法，直接造成了诗意和美感的丧失。因为在这里，世界不再是世界，而仅仅是功能的集合体；人也不再是人，而是欲望的集散地。
集结号一旦吹响，上述这些欲望就会毫无顾忌地扑向这些功能。每个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紧张地向前狂奔，而并不在乎目标是什么。在这样一种生存格局下，人人都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裹胁着，身不由己地不停追逐，唯恐因落伍而被时代所淘汰。
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他的小说中质询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他们随着乡间小道、草原、林间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在现代社会，“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而在米兰·昆德拉看来，所谓“出神”，就是自我的丧失状态。因为，“跑步的人跟摩托车手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起水泡和喘气……但是，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候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