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过一句名言：“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竞争的加剧，人们已经很难再保持一颗平常心了。芸芸众生在滚滚红尘中追名逐利，熙来攘往，就是没有时间停下来反思：“我这样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一生中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反思过，那么，你这一生从根本上讲是毫无意义的，是到世上白走了一遭。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高官显贵，统统都是行尸走肉，一堆粪土。
其实，哲学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真正要你给出一个答案，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其目的是要促使人们去反思、去认识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红楼梦》第一回里在跛足道人唱完《好了歌》后，甄士隐随即和了一首，其最后两句是这样的：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说的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在滚滚红尘，也就是“他乡”中，“乱哄哄”地追求功名利禄、金钱美色，而竟忘了自己的“故乡”在哪里，因此，到头来，也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既然红尘是“他乡”，那我们的“故乡”在哪里呢？也就是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到这个红尘的呢？
“故乡”显然在红尘以外。我们从“故乡”来，借助于父母的结合，给了我们肉体凡胎，我们就用这肉体凡胎，到世间来走一遭，来体验人生、体验爱情、体验幸福，也体验痛苦。体验完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故乡”。
但有很多人在红尘的花花世界中经受不住种种诱惑和考验，他们沉迷于各种各样的“名利场”、“官场”、“情场”或“赌场”，最后出卖了灵魂，迷失了自我，再也找不到回“故乡”的路，成了“回不去的人”。他们的灵魂也就随着他们的肉体客死在红尘这个“他乡”。
为了帮助人们能在红尘中经受得住诱惑和考验，不丢掉灵魂，不迷失自我，最后能找到回去的路，我们特编著本书。本书的立意在于聆听现代西方的思想大师们讲人生哲理，包括四篇内容：《尼采：不做“好人”做强者》《弗洛伊德：欲望决定命运》《马基雅维里：我就是教你“恶”》《弗洛姆：有爱才有幸福》。这四位大师对人生的理解各有侧重：
尼采把人生的本质看作是“意志”，一种“权力意志”。他说：“生物所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即一切生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权力，甚至自然过程也充满了权力意志。这种权力意志总是要以多种方式表现自己，或者表现为强者的英雄，或者表现为弱者的怨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怨恨说明了弱者的软弱无能。强者永远依靠牺牲弱者而生存，他必然要征服、压迫弱者；弱者则妒忌强者，怨恨强者。强弱“权力意志”之争构成了整个生物历史乃至宇宙历史的全过程。
因此尼采顶着他那一时代滚滚而来的“平等和进步”的浪潮，大声疾呼：“人固不平等！”在他看来，有人生而为弱者，有人生而为强者，前者构成极大多数，后者构成极少数。尼采认为人类社会是由极少数的强者所创造所推动的，这是人类个体生命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充分肯定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他比叔本华的高明之处，但是，他由此得出的“英雄史观”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未能看到民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时尤其要注意批判的。
弗洛伊德则不同，他把人生的本质看作是欲望，特别是性欲。他认为，人的行动更多的是受“无意识”或本能支配。他把人的精神生活比作一座冰山，在海平面以上的小山顶代表人的显意识或理性，而海平面以下的巨大冰块则代表人的无意识或本能。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不是平静的。在本能中包含着“原始的冲动”。这种冲动时时在寻求发泄。它是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它是由遗忘的经历、本能以及内驱力形成的巨流，这巨流左右人的行为但却不为意识所觉察。而这无意识的成分，最主要的是性本能或性力，即“里比多”。他认为，人的“性力”是人生的“内驱力”。它构成了人的原始欲望和动机，是人格形成、发展和社会文化创造的内在推动力。
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实质上是性的分析，即人的一切行为都用性来分析其背后的动因，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也被称为“泛性论”。
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曾受到过多方指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当然，他的观点也有失偏颇，性欲对人的行为确实有重大影响但决不是惟一的。他的弟子荣格、弗洛姆等人也对此做出了批评。
弗洛姆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大师，但他不同于弗洛伊德，他更多的是分析现代人在强烈的占有欲驱使下，是如何变得精神空虚、自我迷失的。他呼吁只有用爱才能拯救人类。
弗洛姆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代人空虚、堕落、缺乏生气，已经犯了富足的社会病。在极端个人主义的梦幻中，现代人完全成为了大众媒体的狂热的恋人，伴着动听的音乐，欣赏着肉麻的肥皂剧，义无返顾地拜倒在物质和商品的“石榴裙”下。
其实，一个放弃了占有欲的人所得到的报偿就是快乐，而抱住自己的财产紧紧不放的人命中注定是悲哀的。快乐就是我们在通向实现自我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所获得的体验。
为此，弗洛姆强调，爱应该是一门实践的艺术，是一种积极性和活动性：如果我爱人，我应该长期地处于一种对被爱的人的积极关心的状态之中，而不是只对他或她才关心。应该整天勤于用眼、勤于动手、思想活跃、感觉敏锐，避免内部的懒惰特性，也即避免采用一种接受、贮存或完全浪费时间的形式的懒惰特性，这是爱的艺术的实践不可缺少的条件。
当然，弗洛姆所强调的“现代化”、“现代人”是西方社会条件下的，因此，他对之的分析未必一定适合中国社会，但是，我们可以用来防止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空虚、堕落、缺乏生气等“现代社会病”，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真正文明、富强的现代社会。
马基雅维里与上述三位大师又完全不同，他对人性恶的一面作了淋漓尽致的解剖。他认为，人类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
马基雅维里进一步认为，君主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里有句名言：“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更为安全些。”
但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君主是“集美德于一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甚至动用杀伐大权。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通过对人性恶的一面的解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伪善、狡诈残暴的本性，让人民对封建专制保持高度的警惕，这一点无疑是对于摧毁封建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从正面批判君主的行径，而是指出君主该这么做。因此，他的观点是一种“反话正说”，因此，后人把马基雅维里称为“罪恶的导师”，这一点，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注意区别。
尼采、弗洛伊德、弗洛姆、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大师的人生观由他们自身的文化环境所决定，未必全然适应今天的中国人，因此，我们希望读者朋友们在了解西方哲理时，务必带着自己的眼光，批判地吸收。我们以后将陆续出版其他思想大师包括中国的思想大师们探讨人生问题的作品。
是为序。
吴光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