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代的评价
荆公之逝，转眼近千年矣。荆公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也开始反思自己。在难过之余他也略感欣慰。王安石的文采毋庸置疑，但变法是司马光一直反对的。荆公的逝世让他有了机会能够彻底扳倒变法。不过，这事有点难办，对待荆公，当然不能像处理其他“熙丰之党”那样搞的太峻急，罢斥了事。荆公之丧如果处理得不漂亮，给人落下话头，未免有点不君子。
司马光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想出了一些主意，他给并相的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请吕公著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处理。
司马光在信中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这句话，是司马光对荆公唯一的肯定，也是司马光所不得不肯定的，但也简洁了一把，只用这一句话，就把荆公所有政治成就一笔抺杀了。
元祐三年十二月，有一个“郓州学教授周穜”不顾时事险恶，毅然上书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以给荆公一个正确的评价和定论。当时司马光门下一个叫刘安世挺身而起，攻击周穜“以疏远微贱之臣，怀奸邪观望之志，陵蔑公议，妄论典礼”，请求朝廷把周穜“重行窜殛，以明好恶”。
正当这些人对变法进行疯狂反扑的时候，也另有一批人对荆公之逝伤痛不已，“闻讣失声”，并自发络绎不绝地前去江宁，在荆公墓前洒酒祭奠，一时形成风气，“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士子节序亦有往奠者”。
其中以荆公的学生，正在朝为官的朝奉郎陆佃为代表，不顾朝廷霜冷，“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并以悲愤的情感写下了《祭丞相荆公文》，称“唯公之道，形在言行。言为诗书，行则孔孟”，不顾个人安危，给了荆公高度评价。
至元祐七年，陆佃调任江宁府，再次拜祭荆公墓，写下了《江宁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称荆公“进已见大儒之效，退将为百世之师”，谁可当者？
荆公直言无忌的《日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自己后来在宋代的官方地位。这种影响在哲宗朝时，因为蔡卞的影响，暂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哲宗绍圣二年，追谥荆公“文公”，并配享神宗庙庭。
哲宗逝，徽宗上台，修年号“崇宁”，就是“崇敬熙宁”的意思。公元1104年，即徽宗崇宁三年，再尊荆公“配享孔子庙庭”，是为亚圣，荆公像“巍然而坐”，“坐于颜孟之下，十哲之上”。同时追封舒王。荆公在宋之名已达全盛。
宋廷在江南定了下来以后，宋高宗赵构命令以范祖禹的后代范冲为主持人，再修《神宗实录》，这一任命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就是要表扬司马光，压抑荆公。，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大放獗词，用低劣得多的阴阳手法对荆公任意涂污横加凌蔑，直指荆公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邵伯温的一言既出，对荆公的批判顿时招来了很多人的围攻，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形式对荆公展开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打击。直接导致宋高宗赵构以富弼取代荆公配享神宗庙。
眼看荆公之名被污再也难见天日之时，南宋大哲学家陆九渊挺身出场。
陆九渊号象山先生，是明代宰相张居正的表率，为官清正廉洁，锐意进取，曾在湖北荆门开展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发展当地经济和军力来对抗金兵南侵。因为治政有方，受到了中央的大力表扬，是各地行政长官躬行的样板。陆九渊治学与伪君子朱熹齐名，史称“朱陆”。两人互不服气，曾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辩论，即有名的“鹅湖之会”。陆九渊反对死读书，强调“自作主宰”；而朱熹则死抱教条，历陈孔孟之道。这两人的世界观不同，也注定了他们对荆公的态度不同。
南宋孝宗淳熙十有五年，正当群臣乱叫，诽谤荆公之时，陆九渊力排众议，大力写下了《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陆九渊先是回顾一下华汉历朝优秀人物的革命往事，并把荆公与前代各朝之伟人相并提，地位不亚孔孟，“顾不伟哉”！
然后，陆九渊又简要回顾了荆公与宋神宗的共同志向，对于荆公与神宋共同努力而不愿虚度岁月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同度评价。并对荆公与神宗的关系作出了一个新的论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两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陆九渊大赞荆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对于“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其“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并能“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世鲜有可比者。
待到“新法之议，举朝喧哗”，而“行之未几，天下汹汹”，但荆公不为所动，“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其后所作所为，“莫非天理”，“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
陆九渊站在一般腐儒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荆公的变法精粹作了总结，石破天惊地指出荆公变法的立足点就是强调“人者，政之本也”！一语道破了荆公所有变法项目的基石。不理解这一点，则无以正确理解荆公的变法伟大所在。
然后，陆九渊对那些所谓的君子们也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世之君子，天常之厚”，表面上看来忠厚仁义谦逊礼让，这些人往往是想做一点好事的，可惜眼光浅弱能力有限，做事“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只能缝缝补补小打小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幸无祸”而已。这正是荆公耻于与这些人同伍的关键原因。陆九渊不无愤怒地指出，那些攻击荆公变法的人，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基本上都是信口乱说的，所提意见，偏激者十有八九，既不足以取信于神宗，也难能让荆公接受，所以，如果新法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诸君子固分之矣”。
至于后来，司马光等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同时，陆九渊也指责他们的理论“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
写到这里，陆九渊终于收回目光，看到眼前的荆公祠堂“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令人痛心的是，“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愚蠢之辈供奉不断，香火不熄，“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祠堂却平简破落，“邦人无所致敬”，这都是“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造成的。现在人早已变得“士心不明，随声是非，无所折衷”，无聊透顶，再到哪里再去找寻荆公这样有胆识有眼光有能力有文采有修养的伟人呢！
陆九渊写成《荆国王文公祠堂记》后，大书在自家书房内，凡有客来访，必指以读，作为自己平生所写文章中最得意也是最有价值的一篇。陆九渊指出，荆公的功过得失可以此文一锤而定，不必再有其他议论。
当人们以为关于荆公争论可以尘埃落定的时候，宋理宗却在最后把荆公定为“万世罪人”！
这样一来，北宋亡国的责任就通过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按在了荆公头上。
后世之人不明所以不究真相，跟风追步，一代又一代地前赴后继，对荆公发起了汹涌澎湃的攻击。然而，为荆公辩污的仁人志士也是代出不穷，荆公之名，终于得以巍然不倒。
元朝得天下，讲究气节的儒家大贤们并没有因为丧家辱国而全部自杀，他们深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含羞忍垢地活了下来，但仍不忘所谓“义”字当头，非常勇敢地以君子自居，继续对荆公变法评头论足。其中马端临，写的一个《文献通考》对后世影响较大，对荆公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马端临与宋儒不同在于，虽受到了儒家思想教育，但毕竟也受到外族的入侵，所以，对荆公变法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边在总体上反对变法，一边又不得不承认，荆公变法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利国利民的。
其中对荆公批判最甚的当属元人脱脱主持编写的《宋史》了。这书以程朱理学为基本指导原则，秉承朱熹看待荆公的观点，以官方修史的身份对荆公狠狠批判。虽然《宋史》有失公允，但毕竟是所谓的正史，覆盖面广，对荆公从人品到政德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荆公的名声，因此而被压进了深渊。
到明朝之时，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在修城墙打风水时，看到了荆公墓葬，觉得碍事，就命令召荆公的后人将荆公之墓迁葬，自此，荆公墓从江宁迁回江西，迁葬于临川月塘祖旁。
说到明朝，不能不提张居正。
张居正的变法一直被历史学家拿来与荆公变法比来比去的，笔墨废了不少，而且张居正非常崇敬“陆王心学”中的陆九渊，按说对荆公也不应陌生，但终张居正一生，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荆公与他的变法事业！张居正到底是为何这样，现已不得而知。或者正是因为明朝的政治气候不适宜推崇荆公吧，亦或者是不愿意走上荆公受人涂污的老路。但张居正变法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可悲可叹！
人治天下，想取得理想中的政治成功，势比登天！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对荆公的基本态度就定了形了，弘治年间的一文人周德恭，妄称荆公“为古今第一小人”。
不过也还有明白人，江西学者陈汝锜不认为荆公变法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相反，他在《司马光论》中直接指出：“激靖康之祸者实君实也”！
章衮头脑就更清楚，他在《王临川文集序》中，一方面全面肯定荆公变法，一方面无情地嘲笑了那些士大夫们，“士大夫竞以含糊为宽厚，因循为老成”，表面上看起来儒雅得不得了，高谈雅望，但却不能成就任何事业。章衮责问这些君子，“祖宗之法概以为善，其果皆善乎？新创之法，概诋为恶，其果皆恶乎”？但这些君子们对荆公的攻击却如狂人挟胜心，横溃汹汹，牢不可破。荆公“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与之抗而不顾”，实在是情非得已。
于慎行也一针见血的指出：荆公之法，大多传于后世，至今不废，“永为后世法则，其所行岂尽非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