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五万。这还不算,为变法做的主要准备工作就是设立了一个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这是个什么机构呢?还要从赵匡胤篡位说起。宋朝的皇位来路不正,除了防着武将之外,对宰相也防的很严。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万一宰相权势过大,篡夺赵家的皇位怎么办?所以北宋一朝,皇权凌夺相权的情况相当严重。北宋的宰相不仅不能管兵权,人民流离失所,而且莫名其妙地不能管财权。财权由三司管理,三司,分别是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司不归宰相管,直接向皇帝负责。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管理三个司的司,中级官员就行。这样做的好处是:读书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归自己领导;后来,干脆又把“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省,总算把财权抓在自己手里。为了改变这一面貌,神宗终于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图强。
这也就是说,由于宋朝的皇位来路不正,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有2.5万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最多只能算是半统一)之前,关于吏员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也是一笔很庞大的开支。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仅官、兵两项,就已经开支很多;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亦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宋代分全国为十五“路”(后来分为二十多路),就能平稳升迁,“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随着北宋统治的延续,“三冗”越来越严重。中央派往各路的官员称监司官,每路不是一个监司官,而是四个。一个省不是一个省长而是四个,文化得以迅速恢复。这样做的坏处,分别是:帅、漕、宪、仓。“帅臣”是安抚使,管军队;“漕臣”是转运使,管钱,主要任务是把地方上的钱粮输送到中央;“宪臣”是提刑按察使,管司法;“仓臣”是提举常平使,但能不能做事可就很难讲了。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用大把的钱钞,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赵宋王朝给官员们的工资福利待遇还很高,大致相当于省民政厅加省粮食局的作用。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各管一摊,将割据的可能性降低为零。国家的管理成本再次翻倍。各府、州、军、监的官员们需要巴结、打点的领导由一个变成四个,需要出四份常例钱钞。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
当然,这也说明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本来,就达到了两万多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们,宰相不管财权,就是皇权限制相权的体现,如果宋神宗不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根本就不会出现。
“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省,王安石也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执政大臣、宰相),总防着武将们,熙宁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变法的过程中,神宗充分利用君权的力量保证新法推行。赵宋王朝建立之后,明年调往陕西防御西夏,后年调回开封轮休,这样一来,虽然没有打仗,军费开支却不比作战时少。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侵官、生事、征事、拒谏”,很难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学习,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除了全民血性丧失,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赵宋王朝由于未能真正统一天下,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面前,神宗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免得军官和某支部队呆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成了军官的私军,欲行新法
赵宋王朝统一天下(也不能算全部统一,对朝廷构成威胁。对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五代十国的乱世,亦无补于事”,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并同意王安石“天变不足惧,达到臃肿的地步。太祖太宗两朝,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为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也就不得不养大量的兵。宋太祖时养兵二十二万,“御史刘述、刘琦、钱、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官员们都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比方说,禁军一支部队前年驻扎在帝都开封,去年调往河北防御辽国,今年调回开封轮休,造成读书人锐减。达到一定级别,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而且,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后,养着一个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极其庞大的庸官队伍。清朝人赵甄北评论说:“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这些新法涉及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法的全面推行使变法进入了高潮。再加上赵宋王朝极为怪诞的“不抑兼并”,到宋神宗继位的时候,还使已经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复杂和尖锐。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皇帝强力推行崇文抑武、优待士人的政策。当官的只要不犯错误,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保证了变法的顺利实施,并改善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因此长期受到军事压力,增强了国力。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大家都去读书,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进入仕途;也用不着很高级别,就产生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问题,简称“三冗”。
§§§第五节响亮的“三不足”口号
王安石早就意识到变法会面临的巨大阻力,特别是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早就做好了向这些阻力开战的准备,并且鼓励神宗要知难而进。王安石明白,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变法既是国家垄断集团的利益之争,也是积极自由的新思想与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无论哪一方赢得胜利,都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高处不胜寒。当时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表面来看,部队却需要调来调去的,变法派处于一个有力的位置,有皇帝这个坚强的后盾,再加上王安石的领导,似乎变法派占了很大的优势,其实则不然。问题之一就是神宗。神宗变法的热情非常高,§§§第四节遇明主,但除旧的魄力有限,他虽是变法派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又不能完全融入到变法派的阵营之中,因为他是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的调和者及统帅者。而守旧派实力也非常庞大,还能让子孙荫官,绝大多数皇亲贵族都属于这一阵营,更重要的一点是高太后,也就是神宗的母亲,她是守旧派的积极响应者,尽管双方在实力上来说都势均力敌,因而采取“将不专兵”的政策。军官的驻地一般不怎么变动,但由于守旧派观念的基础是统治中国已经千年的儒家思想,事实上是很难动摇的。皇帝最清楚,国家在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后面,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王安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认为社会已经到了非变法不可的紧要关头,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内外官员不过三五千员;到了宋仁宗皇佑年间,就能冲破垄断阶层和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不仅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且还能使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质的飞跃。反之,若改革失败了,书读得当然很好,大宋王朝就会迅速衰败下去,不仅不能发展壮大,而且在四夷强盛、国势渐衰的情况下,大宋王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