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胸怀天下的万言书
度支判官是财政部门属下掌管收支情况的官员，职责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职权非常大，对全国的财政情况了解得也比较透彻。这份差事干起来其实也是十分累人的。
王安石上任以后，每天都要核算国家的收支情况，算到最后，结果令他大吃一惊：朝廷的财政支出远远大于财政收入，官员和兵员的日益增多加剧了财政的支出。这些都加重了北宋的社会危机。
王安石是一个心系国家百姓的人，见到这种情况，他不可能袖手旁观，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他以杰出的思辨力和敏锐的眼光，隐约的察觉到了在赵宋王朝太平盛世的背后潜伏着重重危机。
王安石自进士及第以来，二十年的宦海浮沉，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与社会阅历，现在他要在国家政治中心来抒展政治抱负，推行变法，他懂得首先要打动仁宗皇帝。
其他官员在为自己的私利勾心斗角的时候，王安石则挑灯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准备，完成了长达万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一政论性文章是研究王安石变法思想的重要资料，对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方向、任务作了一个透彻论析。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奏疏中，算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其思想之深刻，议论之严密，写作线条之清晰，用词择语之精当准确，一步到位，虽洋洋万言，却毫无拉杂附会之感，可以让人开篇即入，一读到底。不但体现了王安石的写作风格，更成为了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基础。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但都无法抺去王安石在这一鸿篇巨制中所体现出来的精深的政治思想和高远的政治眼光，千年以前的王安石，其洞察社会问题的能力和行政管理水平已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迂腐儒生，甚至有了一点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萌芽。
在这篇著名的奏折里，王安石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朝廷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朝廷面临内忧外患，财力穷困、风气日坏、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说明变法时形势所迫；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在于用人不足，而真正合乎皇帝信赖的几乎没有；当务之急在于培养有用的人才，这就要选择对象，而且要有一整套的教养之道、养廉之法、纪律约束、法律制裁、考察、赏罚的办法；当今的学习不能泛泛而学，需要根据国家的要求来培养文武兼能、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善于治理财政，制财要有正确的方法；当前朝政的严重问题是从中枢到地方都是奸吏充斥、“狼狈为奸、官官相护”，贤者受国家法律束缚，而不肖者逍遥法外的情形必须改变。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陈述道：“以现在的形势来看，陛下你虽然想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合于先王之意”，我认为却一定不会取得什么成绩。陛下虽然是一个奋发有为之君，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再加上一番努力，本应是心想事成，但陛下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人才。”
王安石还指出：“大家一直以为现在官员太过于冗繁，而财政的支付能力已经不足以供养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无可否认现在的官员确实比以前多出来一点，但这是造成国家财政贫乏的最终原因吗？非也。相比于以前，官员的数量要比现在少的多，俸禄也比现在低，但困扰朝廷的依旧是国家财政的贫乏。其实，官员的俸禄，相比于国家财政而言，‘岂足计哉’，根本就是一笔小钱。”
“我虽然不懂理财之道，但是也看过了历朝历代治理国家财政的方案了。实际上就是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才是充足国家财政之根本”。
“如今大宋久无战事，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按理天下应该是很富足的，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饱受缺钱之苦，这是为何？究其原因是“理财未得其道”，这与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其根本原因。当时的富商巨贾们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把这些财富作为自己扩充实力的资本保存起来，不进行市场流通，以至于最后出现了“钱荒”，这也是导致北宋财政贫乏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今朝廷选拔人才，考试的内容多是以记忆性的形式出现，这就使得当今读书人对问题缺乏根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仅凭着读书人的博闻强记和略通文采就把他们看作是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认为他们才是公卿的最佳人选。但是，要作到公卿的职位，单凭这两点是远远不够的，治理国家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魄力。若朝廷选拔人才仅靠这两点，无疑会使国家遭受很大损失。可想而知，他们在解决问题时，只能分析事情的表面，而对问题的本质却不曾提及，这样的人才其实不要也罢”。
“纵观历代的各个王朝，一旦坐拥江山，皇帝通常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慎择公卿”，也就是选取有才能的人担任朝廷要职，然后，再通过这些人进一步选取贤能之人作为他们的下属。如果采用这种办法来选取官员，那么，从中央到地方，就都有称职的人选了。如果让一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当公卿，滥竽充数于各个部门，那么，所有部门单位的行政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还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真正有才学的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
“其次，诸如五经、学究、明法诸科，朝廷把这些作为必考科目，目的在于使人明志。现在朝廷又开设明经之选，用以选拔通晓经术之人。但是这种考试，也是靠死记硬背和略通文采就可以通过，选不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王安石认为，朝廷推行的这种恩荫制度也是存在很大弊端的。如若一个人做了官以后，就可以恩泽子弟，这些被恩泽之人往往没有深厚的知识，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才能，但国家却让他们去当官，对其能力及人品都没有做一个十分有效的考核，因此通过这种途径选拔得来的官员往往只是流于一个表面形式，很难做出什么成绩。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国家对于庸才的处理一向严格，往往将他们流放在外地做官，让这些人很难在中央混下去，“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但现在这些人却被安排去主持州县之事，使他们凌驾于老百姓之上，这种做法就有点不对劲了。以他在地方任职时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数千里之间，很多州县官员都是被中央流放下来做官的，在这些人里面，几乎就没有能认真负责办事的，而且个个都是摆出十足的官气，经常利用手中的职权来谋取私利。
根据王安石选拔人才的态度来看，是坚决反对恩荫取士的，后来王安石进行了科举改革，梁启超以为只是一时之计，但后来无人再有王安石之才之力以继承王安石衣钵，所以王安石的科举改革竟然一演而成为八股，与王安石的本意背道而驰，令人扼腕！
王安石接着说道：现在国家选拔人才方法不当，选拔以后也不考察其道德方面，而只问其出身之后先，论资排辈，依次提升；也不考虑他称职与否，而只是考虑任职时间的长短。再者就是不能人尽其才，文章写得漂亮的，却让他去搞财政工作；搞财政还没上手，又让他去搞司法；司法还没理出一根线，又调去管理礼仪制度。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还提出了高薪养廉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答案的问题，必须结合当时情况来具体判断。王安石在当时提出的高薪养廉思想，与现在的概念，还是有所不同的，但仍然明确体现了王安石务实的政治思想：想要整顿吏治，首先还是要拿钱出来说话，政治思想教育这种技术和所谓的道德建设，还是少拿出来献丑比较好。
王安石把人才问题提到了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地位，可谓是一针见血。在当时的背景下，若不去改革，北宋势必就会朝着衰败的方向发展。而没有人才做改革的基础，那无疑就是天方夜谭。王安石一直都想调和人才与改革之间的关系，他想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可惜，时间太过仓促，因为人才培养实在不是一项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业，以至于改革成果最终因为没有人才的支持而被全部废去。
王安石在《万言书》中还指出宋朝“崇文抑武”政策带来的恶劣后果。大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正是所谓文化繁荣，人人以诗酒为乐，唱和为美。应该说，北宋是一个以文人治天下的王朝，自太祖赵匡胤开始，对武将的防范就从未停止过。因为赵匡胤就是以武将的身份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他害怕以后的武将会像自己一样篡夺大宋政权，所以就处处打压武将。由此，北宋一朝文臣的待遇、地位始终都要比武将高。最后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风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崇文抑武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抵御外敌的能力降低。致使辽金政权屡次深入中原腹地，掠夺财富，涂炭生灵。
因此，王安石提出了一个军事思想，就是全民皆兵，希望通过这一政策来达到抵御外敌的目的。而这一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是国际通行的，由此可见，当时的王安石能有这样长远而独特的政治眼光，实在是难能可贵。
应该说《万言书》中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朝廷弊政、社会问题、奸吏充斥、改革之迫切性等方面，都是做了相当深刻的论析的。在王安石看来，曾经支持过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有可能赏识自己的才能见识而支持自己的变法。然而，这种估计错了。《万言书》对于暮年的仁宗，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无能为力来变革现状了。仁宗只是在嘉祐六年任命曾公亮为宰相、张异、包拯为正副枢密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任知制诰，用一批新人来寄托改善朝政，维护统治以外。已经没有可能支持一场新的变法运动了。然而，王安石还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因为他深知如果仁宗不予支持，就很难施展改革的抱负。所以，又给仁宗《上时政疏》，明白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贤才，而当务之急在于“大明法度”、“众建贤才”，绝不能再因循苟安，对时局抱侥幸心理。还提醒仁宗皇帝，改变现在的统治危机，莫过于今天，过了今天，恐怕悔之晚矣。
王安石进一步指出，北宋现在虽然从表面上看似太平，实则却危机四伏，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革，将会断送祖宗创下的宏伟基业。
在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王安石能有这样的见识，清醒的头脑，敢于犯言直谏当面批评皇帝的胆略勇气，确实是那个时代地主阶级中与众不同、忧国忧君的政治家了。然而，仁宗年老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习惯势力和言私利而不言公义之臣的包围。他已经不能提拔王安石来开创新的政治局面了。
§§§第二节丈夫出处非天意，猿鹤从来不自知
宋仁宗嘉祐八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五年的王安石，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闲适、最平静的一个时期。这五年的时间让王安石不再像他母亲刚过世时那样悲伤。在这五年中，他没有被政事烦扰，没有被各种案件卷宗所牵绊，这五年陪伴他的只有书，朋友和他的学生。他在绿荫环抱的家中读书、写文章，还收了几个徒弟，给他们讲学，每天都和朋友、学生们讲学讨论，这种轻松愉快的日子，是他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有时候他也在想，就这样终了一生，不再去为官场斗争而伤感，过像陶渊明那样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岂不是很好吗？
天气好的时候，王安石经常会和朋友、学生们去登山游水。江宁，这个在江南中最为美丽优雅，最有魅力的城市，有着众多的名山大川。钟山郁郁葱葱，气象万千；玄武湖树林遍地，一片苍翠；栖霞山到了秋天以后，红叶满山，五彩缤纷。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是那么得令人向往。这里的每一座桥，每一座塔，都值得亲自去走一遭。王安石每次和朋友登山时，都会文思泉涌，因此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如：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姿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这首诗词的大概意思是说：登高远眺，往事一幕幕；青山绿水仍旧在，只是已枉然。千百年来的英雄豪杰打拼下来的基业，总是经不起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消磨，那些往事早已随时光而灰飞烟灭。
作为一个北宋王朝的官员，作为一个宦官之家出身的王安石，尤其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王安石始终不能释怀的是那深沉的政治情结。他不知不觉的又想起了历朝历代兴亡的原因：不管是兴盛，还是衰亡，都在于人而不在于天。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都是有魄力有能力的人，都能做到严于律己，明于用人。正因为如此，所以都能功成名就，后代继位的君主则往往不思进取，腐化堕落，贪于财货、女色，只知享受不知先辈创业的艰辛，所以最后不免衰败亡国。王安石想到这里，有感而发，写出了著名的《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那种朴素的情怀，那种关心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不知不觉又在心中激荡起来。那一年的王安石正值四十七岁，四十七岁的年龄，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这是他的黄金年龄，加上他做了多年的地方官，经验阅历此时已经足够了。可惜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有大展才华的机会，能否将他那满腔的爱国热忱淋漓尽致地奉献给国家。
王安石是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精研了古今名人的穷通之数，而且对此颇有心得。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说：“身犹属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属于命乎？”这么多年来，王安石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这种等待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他心急如焚，却只能等待，这种痛苦与焦急表现在他的许多诗作中。在《明妃曲》中，他用王昭君等人的遭遇来自比，他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此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人的一生如果不能如意，那么身在江湖和官场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咏史诗中，他也抒发寂寞之情：
斗粟犹惭报礼轻，敢嗟吾道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由此可以充分看出王安石的落寞和孤寂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