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冲右突】
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学“免费午餐”今日就餐41人，菜单：肉炒萝卜丝、煮鸡蛋、红烧土豆块。米10×2.2=22元；肉3.2×13=41.6元；蛋41×0.7=28.7元；萝卜6×1=6元；土豆6×1=6元；油1.3×7.5=9.75元；柴40×0.2=8元；计122.05元，人均2.98元。星期五不上课。祝大家元旦快乐！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学官方新浪微博
麻烦来了，很快。
我们刚离开黔西不久，媒体对沙坝小学开餐的报道，引发当地教育部门的不满。有官员辩解说，当地人一天就只吃两顿饭，所以孩子们也只吃两顿饭，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他似乎不认为这是需要解决的儿童饥饿问题。《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微博上群情激愤，网友们大骂该官员无良。
我们仔细分析了这个变故，认为我们当时欠缺考虑，或许事先沟通一下教育部门会更好。但也有伙伴称，如果我们事先沟通失败，教育局不让在这个学校开餐，或许连这个机会都会丧失。
但不管如何，我们和黔西教育局已经出现裂缝——这或许是致命的，如果丧失当地教育部门的支持，我们很难开展下一个学校的工作。复制和推广将变得渺茫。
沙坝小学的方坤友校长委婉地向我们表达了他的压力——有官员甚至批评他招惹了一大帮声名在外的调查记者来到黔西，可能会报道当地诸多不足和问题。但他告诉我，他不会放弃，因为孩子吃饱饭，上课就有力气，学习成绩就能提高，孩子们脸上有了笑容，这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免费午餐”在贵州继续推进，必然要遇到一些阻碍，如果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早就不依不饶和这个县干上了，但我现在做公益了，目标是做事，需要尽量避免争吵。我决定一方面继续在互联网上造势，另一方面看看寻求其他地方有无突破。
多年的积累在这一刻帮助了我。
此前曾与我联系过的河南《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带着自己母校艰苦依旧的照片，回到郑州号召同事们捐款，随即又返回学校，请人给孩子们做饭。
4月8日，河南省鲁山县观音寺乡桐树庄小学150名小学生，吃到了热气腾腾的午餐，而之前，这里的孩子带一次馒头要吃一个星期。
报道出来后，反响热烈。朱电话我，请我去河南看看。《大河报》决定在鲁山再开一所学校，这将是“免费午餐”第三所学校。
既然贵州不顺畅，那我们就转去河南，《大河报》是河南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将对我们的计划提供巨大帮助。我致电胡舒立老师请财新传媒支持，她安排了一名叫周凯莉的记者随同采访。
4月14日，我们从郑州赶赴鲁山。凯莉突发奇想，她可以拍卖她身上的一些物品来帮助筹款，她的照片被我发在微博上，获得欢迎。
这样，她的绿色围巾、小外套等一一被拍卖。有人看中了她的墨镜，也要买，她犹豫了下，毕竟是前男友送的，问我意见，我还没说话，司机小伙儿都在起哄，举起右手，喊着“卖掉，卖掉”。
咬咬牙，凯莉同学决定卖掉那副墨镜，一名网友花5000元买下送给上海一个叫王思璟的财经记者。结果，王同学很感动，也想拿出东西拍卖。
在私信里，她问我卖一个戒指怎么样。我问她，有什么特别价值吗？
她说，她妈妈送给她的，让她结婚时候戴。她还没有结婚，这让我吃了一惊，觉得这也太隆重了，问她是否还有其他物品。她最后选出了一串大颗珍珠，拿出拍卖。
凯莉同学的义举感动了她的单位领导，领导决定花8000元买下思璟的珍珠，转送给凯莉。两名女记者一来一往，温馨温暖。
到了鲁山瓦屋乡第五小学后，我们看见了一排破旧的平房，像我南方家乡上世纪80年代的校舍，孩子们正在上课，村民们在一个新建的简易厨房进进出出，帮助做饭。
年老的校长敲响屋檐下一块悬着的生铁，宣布下课。开饭了，孩子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打饭，回到教室里狼吞虎咽，看上去很满足，老师们不停提醒他们不要着急，不要噎住了，“慢点吃慢点吃”。
我站在门口，看孩子们狼吞虎咽，百感交集。凯莉从孩子堆里走出来，很认真对我说：“飞哥，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下午，我们驱车去看了河南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厨房是锁住的，校长也没有钥匙进去，他说最重要的是厨房和食材的安全。我们讨论了蒸饭车的问题，决定采购一批蒸饭设备，减轻厨工负担，帮助他们更专注地做好菜。
回郑州的路上，在广州的刘嵘在一条微博上称，他要搞搞新创意，再一次支持我们的“免费午餐”——在随后24小时之内，每人转发这条微博一次，他就向我们捐款9元。这个创意令网友们简直疯狂，动动手指，转条微博，就可以为孩子们争取3顿午餐。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动员更多网友参与。回到宾馆，我给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和《时尚芭莎》主编苏芒去了电话，请他们帮助我找一些明星，动员他们的粉丝来转发。
当天晚上，整个微博变成了“免费午餐”的海洋。看着数字往上狂飙，我不免替刘嵘担心，电话问他是否扛得住，他很淡定，说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我再电话马伊琍等几个朋友，他们二话不说就冲上去了。
最后，微博转发达到了10万多条，我发现至少有一万转发很奇怪，异常干净，连腔调格式都很统一——我的技术顾问们告诉我，这应该是水军在灌水，连一向唯利是图的水军也来帮忙转发，这令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激。
但这违反了游戏规则，我再次电话刘，告诉这个事实，请他扣除水军的无效转发部分，刘说不要紧，他都认。最后，刘嵘履行了承诺，向“免费午餐”捐款高达90万元，他由此被媒体称为“微博首善”。
贵州。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和沈雁冰兵分两路后，他在贵州打开了缺口，并建立第一块集中根据地。
3月27日别后，他带着一个叫许康平的摄影记者跑了黔西、纳雍和大方三个县，共8所山村学校。
贵州民谚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纹银，地无三尺平”，指贵州天气易变，天晴两三天又下雨，不是太热也不会太冷，经济贫困，人民身边无细软，且是喀斯特地貌区，山高路不平坦，几乎没有一块连起来的完整平地。
还有一句是“纳威赫，去不得”，说的是毕节地区的纳雍、威宁、赫章三个县很贫穷，山高路远出行不便，不能去。
纳雍大山里，漫山遍野都是大面积裸露的石头，没有泥土，也没有植被。石漠化就是植被退化，暴雨冲刷后水土流失，令本来贫瘠的山地无法耕种——一些村民家里种的土豆、苞谷还不够自己吃，这让他们重新回到温饱线上。
国家一直在说要清退代课老师，可是贵州大山里每所学校都有代课老师，师资匮乏，一个老师什么都要教，这叫“包班”。一般的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60块钱。雁冰发现还有一些代课老师没工资，家长用帮代课老师家干农活或给土豆玉米换来孩子的教育。
大山里的学校破败，孩子大多数穿得很脏，衣服破旧，一些孩子常年穿一件衣服，一季一换，一双解放鞋穿到破，破了家里才给再买一双，再穿到破。一些孩子的书包是编织袋改造的，丢沙包用的玩具是一块用布包裹的石头。
没有一个孩子是骑自行车的，他们需要翻山越岭，还有攀爬陡壁、过河，天气恶劣，就只能请假。去学校，大多数孩子要走1～2小时山路，一天来去就要花去3～4个小时。有孩子放学走到半路，找块石头，先做作业——他们说，回家天就暗了，爷爷奶奶不舍得开灯，回到家不是得放牛放羊，就是背着草篓上山割猪草。
因为集中孩子上学，一些学校教室满满当当，下课时孩子必须踩着凳子爬上课桌才能出来，让人心酸。更令人吃惊的是，还有学生没有凳子，站着上课。岩上小学有20多个，场坝小学有10多个。
终于无法抑制，雁冰开始向陪同他们一起去学校的乡党委书记发飙。他问，改革开放都30年了，你一个党委书记，竟然连学生的凳子都没解决？再穷，也可以做几把木头凳子啊！
或许没有想到一个戴眼镜的憨厚书生会当场暴怒，书记大脸冒汗，语无伦次：“一定一定，正在解决正在解决。”
雁冰注意到一个站着的男孩，7岁，陈文祥，他甚至连课本也没有。而他的姐姐、10岁的陈文菊也同他在一个班级读书。
他们的家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石头砌成的屋子，只有10平方米。没有屋顶，只是用尼龙纸和树枝遮盖。下雨时，漏水严重，一根木头梁上挂着一把破旧的雨伞，用来挡水。伞下是一张用凳子和木板搭成的简易床，占了这个家一半的空间。
他们的父亲叫陈绍华，30出头，小学三年级辍学，在中国多个地方煤矿挖煤。28岁回家，为妻子和孩子们盖了这个小房子。他买了一匹马，挂上拖斗，在山路上帮人运东西，有活拉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五六十元。
妻子在家里，靠4亩山地生活，一年收获1000元。
傍晚，孩子的妈妈正在煮一锅青菜，没有一丁点儿油，这是他们一家人的晚餐。大米买不起，只是过年吃一次，他们的食物是苞谷饭、酸菜、芸豆汤，这些都是自家山地里种的。
在电话里，我们开始讨论如何说服浙江人给贵州孩子捐款——杭州市民为什么要关心千里之外的事情呢？我们敏锐地发现这些县的劳动力早年流向珠三角，后大多流向长三角，很多就在浙江。
纳雍县羊场乡政府提供了一份材料表明：这个乡6000多个外出务工人员中，至少有40%在浙江。
我们很自然找到了这个切入口。他们，大量贵州乡村劳动力为浙江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在他们身后，自己的孩子还在为午饭发愁。我们是不是该为他们身后留守的孩子做点什么？
4月2日，我们在贵州沙坝小学动手开餐。次日，蓄势已久的《都市快报》组织了多个版面，一组报道奔腾而出。
一个版，是一张孩子饥饿的大幅照片文图报道，内版则是三篇深度调查报道，它们分别是《米饭管饱，一天一个鸡蛋，周五有肉，多所学校吃上了“免费午餐”，孩子不用再饿肚子上课了》《“免费午餐”的背后：三十年前很多孩子没中饭吃，现在没中饭吃的孩子还有很多》《山顶上的学校：4个代课老师和189个学生》，全方面介绍了山区学校“免费午餐”公益项目。
《都市快报》总编辑杨星特意在头版重要版面安排主图导读。
杭州沸腾，无数电话打进报社办公室。雁冰写道：“当天下午2点到5点三个小时，我就接了77个电话，平均2～3分钟一个电话，放下就响起，真的是没时间喝口水的，连上洗手间都得让同事帮忙接电话。”
杭州，自古以来富饶地，一些父母都在担心孩子营养过剩，当他们看见中西部一些贫困山区孩子还深陷饥饿，需要的只是一餐热腾腾的午饭，怎能不为之震撼。
一个71岁的老人，替3周岁不到的外孙捐出924元，捐助3个孩子一学期午餐费；一位做服装生意的陈女士说，她有很多童装，想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另外再捐1万元。一些读者打不通电话，想方设法找雁冰的手机号码，说“无论如何要算上我们一份”。这些电话来自全省各地，宁波、温州、金华、嘉兴、衢州等地。
我们如此激活一座城，一个省，令《都市快报》惊叹。副总编姜贤正说：“千万不要辜负了读者的热心，我们一定要把好事做好，而且要做到底。此外，这些钱一定要公开透明，这样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
接下来，《都市快报》每天在报纸上向读者汇报募款进展，捐助的人越来越多。
三天，获捐409,836元。
原计划，这些捐款是要流进“免费午餐”基金，但杭州市慈善总会承诺不收捐款的管理费，我无法说服社会福利基金会放弃管理费，只好答应他们的捐款转入慈善总会，但我们约定共同构造“免费午餐计划”，《都市快报》项目和“免费午餐”基金齐头并进。
雁冰说，这次贵州行令他变得很柔软，不停在电话里向人说谢谢。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个特别的电话。一个人用很生硬、缓慢的普通话说：“你们报道得太实在了，我就是那里的人。”
他继续说：“我看到你们报纸上说的那句话——他们为浙江的发展贡献力量，我们是不是该为他们的孩子做点什么？我哭了。我们在浙江打工的都很不容易，你们这样惦记着我们，我要替老乡，谢谢你们！”
雁冰仔细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康成富，贵州黔西县雨朵镇雨朵村村民，33岁。挂掉电话，他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4月10日，雁冰再赴贵州纳雍，他在帮助一个小学“免费午餐”开饭外，还实地走访了纳雍县昆寨乡、左戛乡、锅圈岩乡的10所山村小学，大多数是苗族彝族孩子。
同一天，一个叫梁靖的旅德设计师给免费午餐设计了一个小女孩吃饭的Logo——女孩双手捧着大饭碗，眼睛眯成一条线，很快乐。第一眼看见它，我不禁泪流满面，让孩子快乐和免于饥饿，这就是我想要的，想实现的。
梁靖看见我的评论，也很感动，声明要把这个Logo捐赠给我。我很意外，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礼物，我会珍惜并慎重使用它，竭尽全力推动“中国贫困山区免费午餐计划”。
四天后，由《都市快报》捐助的第一所学校——昆寨乡岩上小学开饭，274个学生第一次吃到午饭。陈文菊和陈文祥姐弟排着队领到热腾腾的米饭、鸡蛋、白菜、豆芽汤，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得碗底朝天。
“免费午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在苗族村寨，村民们身着传统的苗族服饰，站在太阳底下，一直等到孩子们开饭。“免费午餐”开饭，成了全村的节日。
最令大家惊喜的是，有了午餐，学校辍学的孩子回来了。4月18日，岩上小学开饭第四天，校长给雁冰打来电话，他简直是大喊大叫——学校开饭后，有3个学生重新来上学了。
“因为有免费的午饭吃，接下来会有更多已经辍学的学生重新回学校上课的。”昆寨乡党委书记在开饭当天，就说，“这里的学生很快会超过300个。”
没想到刚开饭四天，就实现了他的预言。
一名志愿者道出原因：孩子们平常在家里大都吃的是苞谷饭和酸菜汤，在这些学校，可以吃到一份有米饭、芸豆酸菜汤、鸡蛋的午饭。
村里一些孩子在其他学校的，也被父母带回了这个学校。我们发现，外村的一些孩子也被午餐吸引过来了，他们宁愿每天多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这让附近的新联小学的校长很焦虑。
这个学校，地处纳雍县羊场苗族彝族乡的大山深处，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流失20多个学生。
校长很忧虑，他说，如果学校里也有午饭，孩子还会回来的。这让我们深感压力，我们必须要尽快覆盖更多学校。开餐！开餐！
《都市快报》决定对口资助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纳雍县，先照顾整个县的乡村学校的孩子们。但一所学校的开饭，需要做大量工作，包括学校考察、与乡政府协商、寻找合适的厨师等，远在杭州的媒体显然没法亲力亲为，必须联合当地社会力量。
必须要找外援。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有声誉的民间组织——“爱心纳雍”，他们的领导者叫“老兵”，是一位曾驻西藏的退伍老兵。他把一个小规模的论坛，发展到有300多位义工的公益网站，主要成员是纳雍当地人，还有一些是在外省的纳雍人，以及一些来自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的摄影师、驴友，他们持续帮助当地的贫困孩子。
义工们富有经验、尽责，做每一个学校前，都会实地调研，他们称之为“免费午餐项目背景调查”，写出详尽的前期考察报告，大到村寨人口、地质环境、学校覆盖范围、学生人数、师资构成（包括多少个代课老师），小到一个班级的男女生比例、班主任电话、有多少个学生吃不上饭等。
考察后，如果义工们认为，当地具备开办食堂，为孩子提供就读期间午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会与学校及村民沟通落实。
岩上小学也正是在这一群义工的协助下开餐，建立了一个模式。
首先，“爱心纳雍”的义工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出预算：岩上小学“免费午餐”第一笔启动资金为3.5万元，用于采购学生餐具、厨具等，由于交通不便，鸡蛋、大米等必备食物得每月定期采购一次。
考虑到这是第一笔启动资金，应该打点提前量，从《都市快报》“免费午餐”专项资金中划拨出5万元，多余的1.5万元款项滚入下个月的运转资金。
由于杭州市慈善总会款项只能公对公账号划拨，岩上小学没有独立账号，与乡政府协商后，款项打入昆寨乡财政所，由财政所开具往来款收据。这笔款项只能用于“免费午餐”项目。
4月13日，义工们分三路，采购了冰柜、消毒柜、炒锅、电蒸锅、学生饭盒等必需品，采购时每一样物品都需要有发票，实在没有，也得有一张收据收条。
清单显示，大到冰柜、保温桶，小到菜刀、切菜板，当天采购花费了13,190元。
详细的设备采购清单将由义工发布到爱心纳雍论坛，接受社会监督。《都市快报》和爱心读者也都是监督方。
今后每月按学生实际在校人数、天数结算款项，当时结算标准是：周一到周四每个学生每顿饭2.3元，周五加肉4.8元。
“免费午餐”实施后，厨师有没有保质保量供应午餐，将由当地义工协助监督，同时，学校、老师、家长、义工、媒体等社会人士都有监督权。
食堂卫生状况方面，聘请当地医生不定期检查监督。“爱心纳雍”的义工还将不定期地打电话抽查、访问家长，问孩子中午吃了什么，有没有吃饱等，抽查结果也一一在网上公布。
义工每月不少于一次去现场检查，并将图片、文字上传到“爱心纳雍”论坛，接受捐赠人和网友的监督。
我在想，一个贫困地区，如果都有一个民间公益组织，成熟稳健、公开透明，我们就省心省力了，专注做好我们擅长的事情，实现分工协作。我们把它命名为“纳雍模式”，尝试进一步的复制。
5月8日，雁冰再赴贵州，带着读者和捐赠人代表共13人进入学校。在深山里，他接到同事一个电话，有个人给“免费午餐”捐了250万元。
雁冰不敢相信，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坦诚地说，我一开始也不相信，更多是不敢相信，问他是不是看错了，因为这笔钱几乎是我们多方在过去一个月内所收到的捐款总和。
直到看到杭州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发过来的电子回单上，大写的“贰佰伍拾万元整”，我们才确定我们得到一笔最大捐款，250万元。
全国哗然，所有的人都在好奇，这个捐款人是谁？
很遗憾，捐款名单上，除了他的名字和转账银行的账号，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谢谢他。
我们要在贵州大山里开展的事业，像大火一样熊熊燃烧，令雁冰激动不已。6月初，他作出了一个令旁人惊讶的决定，离开杭州，跳槽贵阳《黔中早报》，直接扑到最前线，推动“免费午餐”工作。
【新晃破冰】
新晃政府负责全县乡村小学的厨房建设，每个学习日为每个小学生出资一元，“免费午餐”基金则为每个小学生出资两元。
2011年4月《“免费午餐”新晃合作协议》
除了贵州和河南，其实，我们还有一路力量在湖南——我埋了一条线。
第一次探访贵州学校，决意要展开行动以后，我回到了湖南家乡，试图联合湖南媒体一起行动。我先找到《三湘都市报》执行总编辑文凤雏，他首先给我介绍了一个主任，但糟糕的是，该主任对我的想法大惊失色，觉得给孩子做饭简直就不可能完成——他算了一笔账，一名小学生每天吃饭3元钱，一年算220天，就是660元，加上其他开支，人均800到900元。一个最小的县都有一万名小学生，一年至少要花费800万元，“这怎么可能呢？”
我电话文凤雏，请他再派个人来。
在烈士公园旁边一个快捷酒店，我召集了长沙几乎所有媒体的记者，来讲述我的想法——当年在一起揭黑反腐的伙伴们，要一起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
一个人敲开了房门，温文尔雅，他说他是文总派来的，叫杨博智，华声在线副总编辑、《三湘都市报》编委，然后坐在一边认真倾听，时不时提出问题。
第一次见面，但我认定他就是我的伙伴——他的问题很实在，显示了他的思考力，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睛也开始发亮，因为他理解我和我想做的事情，心里有了巨大热情。
马云说，这个世界往往是被一些富有热情的菜鸟们闹翻天的。后来，我看见了这句话，深为叹服，因为我正好证明了这句话。
我和博智很快达成共识，他在湖南担任组织者，负责联合媒体、企业和志愿者，准备在湖南展开行动。
4月1日，我定下的贵州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开餐，博智派出一个叫王立三的最得力记者观摩学习，并为新生的“免费午餐”贡献《三湘都市报》整版报道，旗下《华声》杂志推出了六个整版的深度报道。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湖南的脚步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在博智的努力下，一个看似松散却灵活而有效的湖南团队迅速建立。4月11日，华声在线发布了一条征集令，在湖南全省征集愿意执行“免费午餐”的学校。不到两天，就有20多所学校前来联系，其中新晃侗族自治县团委干事钱亮发来了11所该县贫穷学校的情况介绍。
新晃从此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个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最西陲，与贵州接壤，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人口少，我们决定从这里突破。
4月13日，华声在线、《三湘都市报》、湖南都市频道等数名记者一行赶赴新晃。在洞坪乡大坪坡村小，他们看见了41名孩子，每天要走五六公里的山路，来到这个700米高山上的破败学校。他们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还有一些是单亲儿童，中午回不了家，要么饿着肚子，要么只能以红薯、苞谷、烤土豆就着凉水充饥，少数孩子会用塑料袋装一些饭菜，但早已冰凉。
湖南的伙伴们很快指定这个学校，作为湖南“免费午餐”第一个试点。
我也来到了长沙。
4月16日中午，长沙河西一家生态休闲会所。一场“10万元共进午餐机会”活动成功举行。这一创意源自一周前，我在微博上看见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是我之前发起“微博打拐”行动时的一名重要伙伴在快活大笑。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他现在是颇具知名度的投资人，能否拍卖他一顿午餐时间，为孩子们募捐呢？
这当然是受了“巴菲特午餐”的启发：“股神”巴菲特自2000年起每年拍卖一次与他共享午餐的机会，拍卖收入会捐给美国慈善机构，用于帮助旧金山地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
我发了一条微博，半开玩笑说谁愿意和这位投资人吃饭聊天，捐款就行。一个多小时后，落地长沙黄花机场，打开微博，发现已有人询问价码多少。
原来，他是我一个长沙好友，叫李咏。他曾是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制片人，后来从商，而我曾是他的实习生。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看见了我们的行动，正在琢磨如何介入支持我们，我们谈好他捐5万元，请他来长沙，和大家吃顿饭。
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很开心，愿意在某个周末来长沙。
到了家里，李咏的电话打进来。湖南人比较义气，他说他左思右想，觉得没有给这位投资人任何酬劳，感觉心不安，他说再愿意私下给5万，作机票住宿。
这位投资人听说湖南这边私下再给他5万，在电话里连连说使不得，这是陷他不义，“要不，把10万一起给捐了”。
我们的午餐拍卖有如一石击水，一名叫石巍的网友联系我，要说服高尔夫大师胡牧来拍卖打球权，谁捐款，就和谁打球。《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这两起有趣的拍卖，报道迅速扩散。另一个叫王培暖的高管，直接在他的公司——神舟数码贴出海报，数天募集近15万元。
褪去了悲情，一切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学校选好了，钱也有了，马上就要开工了。但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许可，还是没有办法做。
之前，记者们直接去新晃县教育局，要求在新晃开餐，请教育局支持。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要求一度令教育局为难。如果接受开餐，就意味着就要承受外界的一些偏颇判断，譬如这个地区经济落后，教育投入不足或者管理不够好。这可能会令这个县的领导人感觉丢了面子而发脾气，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很幸运，我们遇到了一个叫蒲曾坤的副局长。他刚开始也有顾忌，担心我们会对新晃的教育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但他又知道孩子们确实没有午餐，正在忍饥挨饿。
没过多久，蒲接到洞坪乡大坪坡村小代课教师彭玉霞的电话，询问“免费午餐”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巧合的是，这个学校正是蒲的母校，这个电话让蒲陷入沉思，究竟是所谓的形象重要，还是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重要？
和很多来自乡村的中年人一样，蒲也有过艰苦生活的经历。1976年，蒲进入大坪坡村小读一年级。每天上学前，他都要和大人去山上砍柴、割草。下午放学回到家中，还要张罗一家人的晚餐。
当年水稻的收成远远不能满足五兄妹和父母亲的一日三餐，土豆与红薯成为家中的主食，一晚上就要剥30个土豆。这些经历，他特别能体会孩子们对于一份午餐的渴求。
后来，蒲曾坤凭借艰苦努力走出大山，一步一步走上新晃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岗位。
“每一代都是越长越高，我的父亲比我矮，我儿子现在上初二就比我高了。”在蒲看来，营养的改善让他的孩子获得更强健的体魄和更自信的心态。而一个孩子顺利成才，就可以改变这个家庭。
蒲从此成为“免费午餐”忠实的支持者。
新晃县政府决定支持“免费午餐”，并敲定大坪坡村小作为第一所接受捐赠的学校。蒲亲自带队去了学校，协助搭建柴火灶台，购买消毒柜以及冷柜等基本设施，帮助办理厨师的健康证，并张罗采购油、菜、肉等物资，忙前忙后。
13天后，大坪坡村小正式开餐。看见村民们争相送来腊肉、大米，看见孩子们捧碗大口吃饭，蒲曾坤泪湿衣襟，哽咽致谢“免费午餐”团队。
得知学校有饭吃的消息，7岁的彭晓雨带着弟弟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到学校，一口一口给弟弟喂饭吃，这一场景被在现场拍照的记者王立三看见，他举起相机定格了下来。这张图片传到工作群，伙伴们无不动容。
小斯和她的品牌部伙伴们加班加点，把这一张照片制作了“免费午餐”第一张海报，交给我在微博上发表。第二天，微博上铺天盖地都是这张“姐弟情深”海报——我们意外发现它唤起了无数姐姐们的深情记忆，甚至令很多人落泪，也直接推动捐款飙升。
每一张孩子开心吃饭的照片都会令网友欢欣鼓舞，拉升捐款，因为大家看见了只要我们行动，努力去做，改变就可以发生。我发现了这个小秘密，我联系了原《潇湘晨报》总编辑龚晓跃，请他派出最好的摄影记者帮助我们。
果然，我得到了好友杨抒怀的帮助，他是一个极有天赋和想象力的大男孩，曾因拍摄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家姐妹而打动无数中国人。
后来，我和湖南团队通了一个电话，赞扬了他们的行动，叮嘱杨博智在湖南多开餐，遍地开花，继续扩大影响；另外，请他尝试在一个县实现集中开餐试点，因为铺开后毕竟还是要做一个紧致模型出来，方便以后的推广复制。
5月4日，湖南第二所“免费午餐工程”学校正式启动，新化县奉家镇横拉坪村快乐小学的43个孩子吃上了“免费午餐”。中午，当厨师阿姨端上四盆香喷喷的热菜，饭香四溢，43个孩子齐刷刷地翘起了脑袋，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第一顿“免费午餐”：白瓜炒肉、四季豆炒肉、莴笋叶以及一个煮鸡蛋。
抒怀拍下了一张孩子嘴角沾着饭粒的照片，令人动容。
对于这一行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免费午餐”期待政府接棒》，指出“免费午餐”背后隐含着营养权这项基本的权利，它与生命健康权息息相关，也关乎社会公平公正、长远发展。提供物质上、经济上的支持，提供保障这一权利的法律程序和服务，本是政府应尽之责。
这篇文章反响强烈，第一次立足儿童的基本权利，明确解决儿童饥饿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它也帮助我袒露了心迹——我们做“免费午餐”，实际是提醒政府重视和介入，你暂时没有做，你缺位，我不指责，不抱怨，先做着，做给你看。因为我认为，要想帮助数千万名的乡村儿童摆脱饥饿困境，非国家出手不可。
很快，我们就要迎来湖南的第三所“免费午餐”学校。
5月19日下午，长沙黄花机场，天气炎热。
我在等一个从未见面的朋友，她正是最早在微博上响应我，并是第一个大额捐款人的马伊琍。她一袭白裙，清爽俏丽，戴着墨镜，但还是被机场的乘客发现了，被团团围住。我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捞出她，去湘江边吃过晚饭，连夜赶去娄底。
不巧的是，我们走错了路，提前从娄底东下了高速。黑夜里，道路颠簸异常，我和她抓着车窗的扶手，不时被甩来甩去，我们戏称在逃亡。嘈杂中，我们聊了很多，我们各自的奋斗，还有她的人生经历——她幼时在上海曾生病住院，对病患孩子的困境和无助感同身受，加上自己又做了母亲，对孩子的苦痛更加敏感。
次日一早，我们赶赴新化县一个叫白云完小的学校，这座学校古名“西团书院”，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抵达时刻，学校已是人头攒动，村民们都挤着要看北京来的明星。
中午，湖南第三所“免费午餐”小学新化白云完小正式开餐，马伊琍换上“免费午餐”的T恤，别上一枚红色的徽章，给6个班、212名孩子盛饭分菜，大汗淋漓，却一直微笑着。
开餐之后，在太阳暴晒的小操场上，我们做了一场简单新闻发布会，给她颁发了一本“免费午餐”爱心大使的证书。她告诉记者，看到这里的孩子们吃得这么开心，她真的很心疼，我们的改变是重要的。
“这是我参加的最简陋的一次发布会，但也是我参加的最有价值的一次活动。”她说，当我邀请她，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免费午餐’，把爱心持久地延续下去。”
中午，在村小学，马伊琍捧着乡下的大瓷碗，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午餐，桌上有土猪肉炒大蒜，她吃得很开心。临走，她告诉我，只要是孩子的事情，她都会支持我。次年2月，她兑现了承诺，和我一起发起“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项目，竭力帮助乡村孩子解决无钱治病的问题，我们一直并肩而行。
而杨博智也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发现时任新晃侗族自治县县长的张霞，早在任怀化市旅游局局长一职时，就因为报道关系与他有过交流。
5月30日，杨博智团队联合湖南数家企业，带着书籍、文具、体育器材和衣物等，探访大坪坡村小。博智腾出时间，专程赶去新晃，他心里已有一个计划——和张霞见面，说服她支持“免费午餐”。
他们约好晚上见面，但不凑巧的是，张霞临时下乡去防汛抗旱一线了。
接待他们的是新晃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田竑、教育局局长姚斌以及副局长蒲曾坤，他们边聊边等。
按惯例，政府开支一般是严格按年前的预算做的，如果想要政府在年中拿出一笔钱来支持“免费午餐”，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博智仔细询问了县财政财力和民政救助等信息，一边在估算让县里在年中拿出一笔钱投入“免费午餐”的可能性，如可能，能打开多大缺口。
副县长田竑很支持“免费午餐”工作，我们踩点、开餐，她每一次都抽时间参加和陪同，但在政府拿钱支持“免费午餐”这件事情上，她一直口风很紧，我们也能理解，毕竟政府的钱不是一个副县长说了算。
老天总是会掉下一个人来帮助我们，这次是姚斌，县教育局长，温和良善，他每次全程陪我们的活动，替孩子而发出的由衷感激，总是溢于言表。僵局形成后，他偷偷把博智喊到房间门口，透露了一个信息——县里年内还有一笔由民政系统筹集的数十万元的资金，原计划用于资助贫困地区学生，还在账上，用于“免费午餐”也符合资金定位，也不需要修改预算，不麻烦。
拿到了一张底牌，博智很开心。
傍晚，张霞县长从防汛抗旱一线赶回县城，顾不上吃饭休息，就赶来和博智团队见面，商谈“免费午餐”在新晃下一步的运行。
这位生活中美丽端庄、工作中风风火火的女县长，一进门就向博智伸出手，爽朗地说：“抱歉，让老朋友久等了。”
小小的房间内，张霞县长和博智坐在靠窗的两把椅子上，田竑、姚斌、蒲曾坤和湖南团队的立三、鲁红、小康等记者就或站或坐，房间里显得非常拥挤。
叙过旧，博智直入主题：“孩子是家庭的孩子，也是社会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孩子的健康成长，应该由家庭、社会、国家共同出力。”张霞认同杨博智提出的观点，当即就表态，说县里为将来开餐的每一个“免费午餐”学校承建厨房。
博智显然不满足这些支持，他直截了当开始提要求：“新晃是‘免费午餐’在全国第一个全县开餐的县，示范意义重大。作为老朋友，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刚才讲到的家庭的孩子，社会的孩子，国家的孩子，政府能否以补贴的方式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真正彰显家庭、社会、国家共管的概念呢？”
拿出一本采访本，博智说：“我们测算了一下，新晃人口基数小，政府一年下来也只需要30多万元。县里财政有困难，但再穷不要穷孩子，有没有可能呢？”
张霞县长愣住了，她完全没有想到博智一开口就提出事关几十万的请求。约有几秒，房间陷入安静，等到她再开口的时候，平静，却坚定：“博智，我支持。新晃再穷，这些钱是可以想办法的。”
张讲完后，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也都愣住了。博智站起身，向在场的人大声说，感谢张县长，让我们鼓掌记住这一个重要的时刻。
其他记者开始起哄，开玩笑说，县长，我可是录了音的，你不能反悔哦。大家哄笑。
后来，杨博智向我描述这一段故事时，我感慨良多。我们无法得知，当时那沉默的几秒钟里，张霞在想什么，是姚斌提到的那笔钱，是从政府其他资金里挪动的法子，又或者是孩子们吃上热腾腾的午餐的场景？
但，我深知这是“免费午餐”的奇妙数秒，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意味着我们开始和一个地方政府开始合作，而不只是民间力量的单打独斗。我在电话里告诉博智，替我转达对张县长的敬意，她在开创历史。
后来，新晃县委、县政府和我们正式签订协议，承诺不仅为该县41所村小修建厨房，还将为享受“免费午餐”的每个孩子每天提供一元餐费。按一年220个学习日计算，新晃此举将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午餐”餐补30余万，加上厨房改建等费用，投入资金将超40万。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作出高度评价。如果“免费午餐”能促成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在更大范围内的良性互动，就不仅仅是解决孩子的午餐问题，更可能成为政府与民间协同共治的范例。
8月25日，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支大学生调研团队抵达新晃，调研新晃“免费午餐”的实施状况。他们写道，大坪坡的孩子每天都能穿着崭新的校服去上学，中午在学校能吃到热饭菜，“孩子们的脸色都变了，从苍白到红润，也能够毫不畏惧地与外面的人交流。”
9月1日，我和上海复地集团的伙伴去了新晃县，给该县洞坪乡坳背村小开餐——复地集团在微博上注意到我们的行动，成为第一个战略伙伴，至今共计捐款上百万元，其中认捐新晃县步头降乡天雷小学、洞平乡坳背村小学两所学校各两年的午餐，并帮助天雷小学修缮了倒塌的校舍。
一间破旧教室里，孩子们坐得整整齐齐，后面站着的是快乐却又局促不安的村民们，复地集团副总裁殷嵘衣着整洁，逐字宣读一份讲稿，用上海先生的温文尔雅向孩子们表达感恩——是孩子们让我们获得一个行善的机会，洗涤城市人蒙尘已久的心灵，感知感动和暖意。最后，他祝孩子们用餐愉快，令我动容。
新晃携手“免费午餐”，不仅没有丧失颜面，打开门，它得到的是源源不断的支持。一个叫拉手网的团购网站召集网友捐出991,293元，全部用于“免费午餐”在该县的开展。
我在这个学校，有了更多的想法。我站在讲台前，向孩子们许下了一个承诺：“午餐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要为你们做更多的事情，让你们健康成长和学习。”
【微公益破壳】
微公益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微博的公益传播，二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人人可参与的公益模式。新媒体与微公益共生，为慈善回归民间、保障公民自由选择参与公益活动并行使监督的权利创造了可能性。新媒体的伟大力量令人看到了中国公益新时代的曙光。
徐永光，2012年12月
《走过多事之秋，未来喜忧参半》
开局不错，贵州、湖南、河南都动了起来。奔走各地，处理大小轻重事务，需要较多能力和智慧，而我因多年调查采写不同社会问题，擅长和各类人群交往交流，还可以应对自如，并能在运动中迅速学习，累积更多新的能力。
在中山大学，我和老师们讨论如何利用传播来发起社会运动，一名叫王宁的老师建议我牢固一个公共议题，死咬不放，不停滚雪球。所以，我在微博上始终聚焦乡村孩子的饥饿问题，专注执著，这让很多人很惊讶——他们一度认为我关注乡村孩子，只是心血来潮，兴奋期过去了还会是一个愤怒的真相揭露者。
孩子的困境令我震撼，并开始采取行动，我相信其他人也将被感染，只是他们不知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但我把它改成“信息流通改良最为基础”——信息大规模的自由流通让人知晓真相，获得共识，统一聚集人心，价值胜过交通流通。所以，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展现乡村孩子的困境，竭尽全力让更多人看见，越多越好。
一张图片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我有了杨抒怀，还需要更多摄影师贡献图片，在微博上有力传播。在湘江边，我给中国摄影界最具声望的几位老师一一去电话，他们分别是贺延光、《新京报》摄影部主任陈杰、《南方都市报》王景春、《都市快报》付拥军和《春城晚报》摄影部主任鲍利辉等。
他们很快派出了各自最好的摄影记者——《新京报》李强、《南方都市报》谭伟山、《中国青年报》杨姣、《都市快报》朱丹阳、《东方早报》刘行喆、《春城晚报》黄兴能、《黔中早报》赵俊霞。一个朋友推荐了一个拍明星海报的女摄影师，她叫任颐朵。嗯，我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摄影师。
我想凑齐十个顶尖高手，还差一个，我正在发愁，在北京建国门的地铁站碰到了一个家伙，背着一个大包咧嘴朝我笑，原来是我朋友、《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摄影记者杜斌，他曾因拍摄中国上访者而著名。他成为最后一名伙伴，和我们并肩而战。
我们讨论的战略是，我们不能只展现乡村儿童痛苦，更多要展现他们的希望、成长和热气腾腾的改变。
爱，还有美，就是天下最大的力量。
我找一个户外装备商要了10套装备，找广州的刘嵘拿了10万元，分给大家支付差旅费用。他们分赴不同省开拍，最后将形成一本画册，记录这场行动。
我是一个写字的人，长期身居幕后，拙于当众演说，但老师们认为我气场尚可，言辞恳切，有一定的说服力，甚至是煽动力，逼迫我上台给学生们演讲。
第一次上台演讲，只有一个班的学生，但我还是感觉紧张，腿脚哆嗦，声音有些发飘。但我很快控制了自己，扔掉所谓技巧，诚挚恳切讲好自己的故事，就好了。当然，我本来就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
诚挚帮助我很快掌握了演讲，然后面对数百名大学生娓娓道来。中大很多同学变成了支持者，捧着募捐箱进宿舍，当我在微博上看见他们的信息，很是感动。
实现信息流通当然是我们的长项，但我们也在努力填补自己的短板——组织化，来确保“免费午餐”行动的持续和规范。学校越来越多，每一天都在开餐，我们思考的是，我们不能做到永远不出问题，但一定要做到尽量少出问题，但如何做呢？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免费午餐”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派出副秘书长肖隆君担任，他代表基金会，我则成为执行主任，统筹全局，委员分别是党军、胡益华、小斯、杨博智和沈雁冰。
凡大事，须提交管委会7人投票表决。落实和执行管委会决议的是秘书处，分设品牌、法务、执行、稽核、财务等多个部门。
一个人说了算，众星拱月，威风凛凛，这当然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但我需要克制，避免变成一个专制者或者独裁者。我读过很多独裁者不得善终的故事，心有警惕。更现实的是，我一个人再强悍能干，也不可能比多人协商要稳健细密，为什么要让自己失败呢？
但一开始，伙伴们认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火车头，我是最主要的发起人，我最关心“免费午餐”事业，他们决定赋予我一票否决的权力——我不能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管委会表决形成决议要做什么，我如果觉得不行，我可以代表发起人喊停，不做或修改方案再做。
7名管委会成员有6名志愿者，天南海北，也没有办公室，我们一直借助各类互联网工具实现有效协作。我们建立两个QQ群，一个是办公群，集中管委会和秘书处的骨干伙伴，另一个则是核心群，集中全国各省主要志愿者群。各省再建立各自省群，联合当地各界力量。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报名参与，则按照他们的优势和意愿，分给各部门或者各省群。后来，微信出现了，发图片、视频对话等功能更加强大，我们则搬家到了微信群。
“群”是一个摊开和扁平的方式，大家都在里面，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交流，群策群力，迅速可以实现联合。需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群的管理员将问题放进群里，展开讨论。
既然是讨论，那就会有争吵，直言不讳甚至或有激烈，这让一些新加入的伙伴感觉惊恐——在他们看来，公益组织应该温情脉脉，人人都应该谦和礼让，个个都是文质彬彬，怎么经常吵架呢？我对他们说，志愿者来自不同领域，各有视角和知识，平等自由，在讨论和决定一个事情时，有不同意见发生争吵，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还要设置规则鼓励辩论——公开而充分的讨论，会帮助一个事情的事实部分变得清晰精准，也将让我们看见更多方面和可能性，谋求更稳妥的解决方案。
“免费午餐”的全部行动没有秘密，一切信息都可以摊开透明，无边界自由流通。一些需要固定讨论和表决的事情，在两个QQ群建立的群邮件中公开，让大家看见和参与。管委会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使投票权完成公开表决。
我在微博上不停发现伙伴。我选人的第一个标准是热心，对孩子有发自内心的爱，认同我们做的事情。能力可以培养，但热情较多来自天然。有了这个基本点后，我们会把邀他（她）进群，接受熏陶，并教授学习、工作工具和方法，在分工协作中迅速建立和提升能力。
一个混搭团队就这样在网络上形成，有踏实做执行的，有想象家，有被我们调侃是“毒舌闹药”专门负责挑毛病的，友爱互助，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并锻造坚韧的战斗力，一种内生性的力量，最后长出一个旺盛多样化的热带雨林。
微博快速，但过于碎片，我们需要沉淀和积累信息。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官网，稳定持续介绍我们的行动，便于民众查询。
品牌是一个行动的脸，由小斯分管，律师胡益华则分管法务工作，他们建议我牢牢掌握品牌，帮助我向国家商标局递交了“免费午餐”和“妞妞捧碗吃饭”的图标，申请法律保护。
后来，我们授权基金会使用“免费午餐”和妞妞图标，我们保留中断或者终止合作的权利。
规则明确，合作才会安全而愉快。
一个行动，还需要一句口号能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某夜，我写了“大爱温润人心，行动改变中国”，交一个公关公司总裁修改，他说，很好，他没法再改。后来，它就变成“行动改变中国”，更简约有力。
我们尝试在在新晃县建立一个可靠模式，便于复制和推广。教育局内部成立了一个“免费午餐监督委员会”，由教育局局长、副局长、计财科、办公室、学生资助中心组成。该委员会帮助学校建立专用账户，管账和用钱分离。
各所学校选取一名教师代表、一名村委会成员、四名家长代表，共同组成一个监督小组。他们有权查看账目，监督学校学生每天中午吃什么东西、价格多少、进货多少。
在学校厨师的选取上，项目实行竞聘上岗，要求健康、热心、诚实守信。不拿经费一针一线，确保午餐卫生，让每颗米粒都落入孩子们的饭盒。教育局会不定期到学校检查开餐状况，或者打电话询问学生家长。
除了政府、乡村和家长监督，我们还要求该县所开餐学校建立微博，“凡开餐，必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一个140字的微博，大体上会包含如下信息：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湖南新晃大坪坡小学“免费午餐”，今日就餐20人，菜单：肉炒萝卜、西红柿香干、煮鸡蛋。米6×2.3=13.8元；肉1.8×13.5=24.3元；蛋20×0.7=14元；萝卜3×1=3元；香干3×1=3元；油0.5×7.5=3.75元；柴30×0.2=6元。计67.85元，人均3.39元。
为什么要微博公示呢？
我们的活动发起于新浪微博，捐款也主要来自微博网友，我们必须紧扣微博，才能持续汲取资源和力量。另，城市对千里之外的乡村学校缺乏控制，但一些微博网友来自乡村，他们或许正是“免费午餐”学校所在乡村子弟，家里有孩子正在吃午餐。他们是最关心孩子午餐的人，也可以通过电话获取午餐执行信息，帮助我们监督学校。
最主要的是，每日支出微博公开，对校长必将形成某种巨大压力——我和校长交流时，总是会告诉他们，公开把一个学校的午餐执行放到了阳光下，大家都在看着，并可以对比着看。如果你只买了5斤猪肉，你谎报买了10斤，很容易被人发现，而举报只要花一分钟编一条信息就可以实现。
对学校使用资金的有效控制是整个项目的最核心，此处败，则全局输，必须严防死守。除动员乡村资源、志愿者等，我们着手建立了一支稽核队，作为我们最可靠、迅速行动的嫡系部队，保证最快速度到达任何一个学校，依照流程开展工作。
而学校微博公开的所有数据，就是一个抓手，供我们判断有无欺骗谎报。我们规定，任何一次财务上的谎报，最严重将导致这个学校被撤销“免费午餐”的资格。
一些老师表示为难，说当地学校没有网络信息，那我们就会要求老师编写手机短信息，发给我们的志愿者，代为发布微博。如果连手机短信都无法发送，那我们就先不考虑这些学校。
有人质疑说，公益组织不就是要帮助最困难的学校吗？
是的，我们要帮助更困难的学校，但我们需要通过接受捐款来执行项目——第一要务是保证捐款安全，不被贪污浪费，而要保证捐款安全，就必须公开透明，让每一笔钱的去向可以让捐款人看见。
另外，我的策略是找一批有网络条件的学校，迅速展开，让社会看见我们的改变，获取更多支持和资源后，我们才有可能掉转头来帮助最弱势学校。否则，我们进入连信号都没有的学校，无法形成有效控制，一旦出现问题，丧失捐款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则满盘皆输。
有媒体采访显示：一些老师甚至会花一个小时，在廉价手机上来编写这140个字的微博，我们便组织一批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一个格式文本，帮助老师发微博。
最后，我们给“免费午餐”的实施定下了这样四句口号：“因地制宜建厨房，就地取材做午餐。家长乡亲来参与，公开透明可监督”。事后证明，这些标准和原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孩子们午餐的安全，意义重大。
源于微博，在互联网上实现远程协作，全程展示行动和成果，并用集群的组织方式来推动一场庞大的公益行动，我们走在了前面。
在媒体潮水一般的报道中，我们被普遍评价是“微公益”的开创者——2011年12月，“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邓飞代表的是“微公益”的兴起。这个“微”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微博的公益传播，二是勿以善小而不为，人人可参与的公益模式。新媒体与微公益共生，为慈善回归民间、保障公民自由选择参与公益活动并行使监督的权利创造了可能性。新媒体的伟大力量令人看到了中国公益新时代的曙光。
传统观念中，人们对公益或慈善的认知往往是“达则兼济天下”。它们是政府、大机构和少数“成功者”的专利，变成一种道德竞赛——谁捐的钱越多，境界也就越高。但“微公益”改变了局面。我们倡导一顿午餐3元钱，降低行动门槛，令人人可为，让公益从此变得轻松温暖和非牺牲。
没有借鉴，我们一开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我没有畏惧。我深信，遵循常识，恪守透明，把自己打开摊开，交给社会——做得好，我们就可以被鼓励，继续坚持；做得不好，马上就会有人批评或者责骂我们，逼迫我们迅速纠错。
从泥土里长出来，一开始不苛求精细，在冲突中野蛮成长，我们才能结实坚韧。
【公益变局】
谁也无法否认，2011年度留给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记忆，将是近20年来最最深刻的。
《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2011年5月20日，清远市连山县，我和《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的伙伴们在一个学校开餐。粤西北较为贫困，我在地图上对比许久，决定在距广州最近的地方选一个学校，意欲更有力地刺激广东。
一个老婆婆眼泪涟涟对我们表示感激。她的三个儿子都在广州打工，给她留下六个孙子孙女，而我们的到来，把她从做饭的劳累中解放出来。
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如果该省乡村学生忍饥挨饿的信息传播，必将形成巨大影响，广东政府或更有可能出手，动用财政资金给孩子吃饭。此时，我在构想一个战略——我们抛砖引玉，带动政府出来解决乡村孩子饥饿问题。
在贵州、河南、湖南、云南等地，我们这一群无意中闯入公益界的菜鸟，如饥似渴地学习和苦干，埋头突进，却浑然不知一场巨大风暴悄然袭来。
6月20日，一条微博传开——网友“新疆杨云”说，一个经过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网友郭美美，年仅20岁就当上“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且开着价值数百万元的跑车玛莎拉蒂，住着亿万豪宅。
他怀疑郭美美的金钱来自人们的捐款，希望引起社会注意。另一个网友注意到了此条微博，稍加改编，冠上“网络质询令”的名头并予以转发。
随后，仅新浪和腾讯两家就有近50万条微博涌现。百度数据显示，关于郭美美的日均搜索次数从起初的3.7万，一跃到23.7万次。
籍籍无名的郭美美一夜爆红。
显然，郭美美不是网上炫富的第一人，只是其“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微博实名认证令人侧目。“慈善机构红十字会”与“豪车炫富”之间的强烈反差，必然会引来一个悲愤的质疑——“这个女孩子的豪车，是不是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
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发布声明称：经调查核实，该会没有“红十字商会”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但没有人相信红十字会的声明，新浪微博官方同日发布声明称：郭美美原认证说明为“演员”，将认证说明更改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是其本人的申请，新浪微博未尽到严格审核的义务。
越来越多人开始控诉各种和红十字会捐款的不愉快，将它推到风口浪尖。
两天后，中国红十字会再发声明，称当天下午，该会已就“郭美美事件”向公安机关报案，以维护红十字会的“合法权益和良好声誉”。
但问题是，民众没有看见警察带走郭美美。相反，郭还在全国各地自由活动，引发媒体追逐，后来，她还试图涉足娱乐界，令一些民众倍受刺激。他们习惯性认为这就是黑幕的有力证据——郭的背后必然有某个强力人物，能够摆平所有的事情。网友们开始猜测一个又一个可能的幕后人物。
在民间汹涌质疑时，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再次追问郭美美身份，并呛声中国红十字会，认为它的声明缺乏令公众信服的证明内容，有责任向社会“用事实来证明”。《人民日报》则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声，指“郭美美”只是一个引爆点，根源在于人们郁积已久的不信任乃至不满，公众善心“伤不起”。
被郭美美拖入漩涡的中国红十字会，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27日，来自国家审计署审计工作报告披露，红十字总会2010年度预算执行和财政收支中存在多项问题，包括一份合同金额超出中标金额420.33万元的设备采购。
红十字总会随后声明称，这个问题仅属于违反财政规程的“操作层面的问题”，“绝不存在任何贪污腐败和违法犯罪问题”，但是有关红十字会种种“历史丑闻”的积怨还是被一一勾起。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期间的“天价帐篷”采购，2011年4月曝出的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天价餐费”等等。
多家媒体继续披露有关商红会运作以及同相关公司的业务，其间的紊乱与隐秘被展现在世人面前。
无巧不成书。6月29日，《东方早报》曝出消息，青海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尼玛，疑因“经济问题”在接受青海方面调查期间突然死亡，进一步刺激着公众的神经。
有人倡议，“在红会公开独立运作之前，拒绝给红会捐款”；甚至有曾经给红十字会捐过善款的个人，要求返还捐赠。有评论称，中国红十字会陷入“史上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危机之时，6月29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大呼冤屈，称：郭美美事件引起公众强烈反感，实际上是公众仇富、仇贪的情绪体现，是公众对社会现象不满的集中发泄。
王的说法被视为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却抱怨民众仇富仇官，再次令民意发飙。
在一次老乡聚会活动上，我才知道郭美美居然是我湖南益阳老乡。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我表达了我的谨慎，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的财物来自红十字会，我们看见的都是猜测，甚至是臆想。
但，郭美美给红十字会带来的是灭顶之灾。
媒体报道显示：“郭美美事件”引发的慈善危机，导致各种捐款较往年大为减少。河南省红十字会七月份仅收到一笔捐赠物资，现金捐赠5295元；深圳红十字会7月共有13项个人捐款，总额为5335元，大幅缩水。
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性。据2011年8月25日民政部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介绍，全国捐赠数据监测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2011年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震撼之下，我开始研究这个事件，试图汲取教训。我发现公众最关心的是他们捐款的去向，中国人在金钱方面比较敏感，一直有古谚称“亲兄弟，明算账”，何况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而一些官办慈善长期以来依靠输送相关利益来换取企业的大额捐款，或者直接划拨公务员工资，不需要说服民众捐款，它们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廉洁、高效，更无意要对社会公开款项去向。另外，一些基金会的领导人自身清廉，但因为理念、思维或者能力低下，也不知道如何实现捐款的制度性透明、公开。
官办慈善的透明度不够，让一些捐款人放心不下，宁愿选择自己不远千里去当地直接发钱。有媒体报道称，汶川大地震后，晋江一家陶瓷企业的老总赖金土，提着28万元现金，徒步进入灾区，挨家挨户给最困难的灾区群众发放现金，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我们不是官办慈善，没有特权或资源交换一些企业的大额捐款，一开始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来说服大企业参与合作。我们的策略只能是从小做起，先联合微博网友，实现积沙成塔。
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逻辑。我们要活下去，就得有捐款。要有捐款，就要说服大家。而要说服大家，我们必然只能选择公开、透明——我们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每一笔钱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免费午餐”的支出主要分成两块——一块是工作人员的工资、执行项目的各项开支。最大一块是拨付给学校的午餐费用。我们一直要求全部放到微博上，晒给大家看。
这时，我们才发现在第一所“免费午餐”学校建立的“微博公示”意外保护了我们。不少人在批评官办慈善时，总是不忘补上一句，看看人家“免费午餐”，就可以公开透明。
我们深受鼓励。至今，我在“免费午餐”基金没有领取和报销一分钱，我可以往死里公开。此外，在形成既得利益之前，把团队放进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里，让所有人可以看见，接受全方位的残酷监督，就可以较彻底地剪除可能的贪腐。
我提出“不公开，就会死”，甚至要求团队每一次出差，都要在微博上公示我们的发票或者乡村收据，供所有人监督，但发现这种行为不能持续。肖隆君不幸成为了一个靶子——从北京飞到昆明，被网友批评为什么不坐火车，我解释说为不耽误开餐工作，有网友继续追问为什么回北京时，不坐火车。还有网友说，火车卧铺也浪费捐款，做公益的就应该坐硬座，令数十人争论两天，无休无止，这令我很抓狂。
还有一次，肖带队去凉山开餐，途经一个县城吃饭，为了可以开出发票，特意找到一个正规点的饭馆，而县城的饭馆为了招徕顾客，招牌往往都会比较夸张——这个小店叫××羊肉城，结果他被骂惨了，做公益的怎么可以胡吃海喝。更悲催的是，乡村很多开支无法获得发票，甚至都没有发票，譬如你要雇请一台摩托车下乡，但为了回来报销，需要找一些票据，最容易找到的是人家不要的加油票，结果，网友们又发现了几张连在一起的加油票，如同发现新大陆，大喊“免费午餐”的人也搞贪污了。
我有一次探访学校，见一路边小店摆着卤肉，格外诱人，手贱拍了一张传上微博，没想到被一个有较多粉丝的意见领袖看见，她幽幽来了一句，孩子吃的可是3元钱的东西。于是，我也很快就成了一个靶子，被众人批斗，大多数的责问就是：“啊，你怎么可以吃得比孩子还要好呢？”
这时，我才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做的是一件崭新的事业，大多数人对公益缺乏了解，冲突就会频繁发生。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