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性格的人最大的优点是笃信真理，坚守信念，不为外力所强迫，如荷之出淤泥，梅之傲风霜。其做人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嫉恶如仇，秉持自己的本色。有独立的意志，也有自由的精神，容易得到人们的推崇和信任，在逆境中会成为他人的精神支柱。
耿直型的性格是人人都赞叹的性格，然而也有不足，太直爽未免锋芒毕露，太执着未免流于自我，太真实未免缺乏理智，所以耿直性格的人做人会遇坎坷，经常置自身于险境，与不幸痛苦相伴，甚至身遭厄运。
1.直言不讳，不容邪恶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何香凝是与宋庆龄齐名的伟大女性。她和其夫廖仲恺，从大局着眼，以爱国为先机，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她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奋斗了一生。
何香凝虽为女性，但她的性格耿介刚直，容不得半点邪恶及奸猾狡诈。在混乱的国民党阵营中，她不管对方权势有多大，即便是蒋介石，她也决不例外地直言其不是之处。她把这种性格融入了那一个时代，也铸就了那一段历史。
“一树梅花伴水仙，北风强烈态依然。冰霜雪压心尤壮，战胜寒冬骨更坚。”道出何香凝的心曲，也是何香凝耿直性格的写照。何香凝以梅花自喻，表现了一个伟大女性坚守正义、正直高节的品性。
何香凝虽身为国民党无老级人物，但她的正直性格和爱国精神使她和燕介石格格不入。她对背叛孙中山遗志的蒋介石始终严若冰霜，敢于斗争。1926年，蒋介石制造反共的“中山舰事件”时，何香凝就曾当面斥蒋：“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队伍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
在国民党阵营中几乎没人敢与蒋介石这样说话，但何香凝敢说也敢骂，她无所畏惧，这就是她的耿直性格，她的这种性格就连蒋介石也惧怕三分。
1927年11月，梅开几度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准备在上海结婚，当时的报纸曾以“中美合作”的醒目标题加以大肆渲染。狡猾的蒋介石为了增加婚礼的“重量”，考虑到何香凝在国民党阵营中资格老，有名望，想请她作证婚人，何香凝借此力劝蒋介石停止屠杀革命人民，放弃反共政策。蒋介石托辞辩解，何香凝见话不投机，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拒绝为蒋介石证婚，把蒋介石弄得好不难堪。对国民党阵营的人来说这恐怕巴结还来不及呢，何况蒋介石主动邀请，而何香凝却不以为然，不买蒋介石的老账，做为一个女性，这是何等的珍贵。何香凝的耿直，由此可见一斑了。
何香凝耿介刚直，刚直得像一把利刃无所畏惧，她的这种勇气锐不可当，严词质问蒋介石，拒绝为蒋证婚也就罢了，她还敢于公开羞辱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阵营里，这更是前无先例，后无仿者。
“九·一八事变”后，蒋拒绝抗日，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对侵略者不惜忍辱退让，对共产党却势在必剿。何香凝对蒋介石的所为愤怒至极，她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上了一首诗：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耿直的毫无遮拦，直吐胸中怒气，恐怕蒋介石见了这条女人裙子和这首诗并没有当年司马懿收到诸葛亮给他那套女人衣服时的心态那么坦然。她的这一做法弄得蒋哭不得怒不得。这就是何香凝的耿直，诸葛亮是个完全符合儒家规范的圣人，他对刘备忠心耿耿，而何香凝所忠于的是一个中国是天地间的道义，这样她势必要站在正义的一面，这无疑是一种正直的性格。
何香凝耿直正气洋溢，见不得邪恶，容不得奸狡，这使她锋芒外露，她对蒋介石如此，对国民党阵营中高层人物的太太、小姐们也毫不留情。
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因而讨伐孙中山，囚禁了廖仲恺先生，在营救廖仲恺先生的紧要关头，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胡说何香凝盼望孙中山先生的北伐计划失败，廖仲恺就可以自由了。何香凝气得当场打了陈璧君一个耳光，怒斥道：“我再怎么自私，决不至于要牺牲中山先生来搭救仲恺。”
这就是何香凝率直正直，而毫不顾忌，用正火支配行动而不是感情。
在抗日战争的危急时刻，何香凝不仅将自己多年积存的书画“悉数变价出售，并以售得之款为反日救伤工作费用”。还动员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太太小姐们为抗战捐款。在一次募捐活动中，第一个认捐的是宋子文的太太，她在认捐簿上刚写完，何香凝看她纯属敷衍了事，捐的款数少得可怜，就上去指着她大吼：“抗日救亡，有钱出钱，你带了个什么头？你最有钱，却捐了这个数目，还会有什么人敢超过你呢？”当场窘得宋子文太太下不来台。这就是何香凝，不管对方是谁，没有情面，只有正义真理。
就这样，何香凝成为国民党为数不多的“异类”，她坚持真理，爱闯无私又勇敢无畏，言行也毫无拘束，使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更有血有肉，有情有火。何香凝是绘画高手，她一生爱画松、竹、梅。松之高洁，梅之傲然，竹之亮节，无不跃然纸上。这实则是她性格和品性的流露。她也爱描绘雄狮猛虎，其寓意为“睡狮猛醒，虎威重振”，既是解放祖国和人民的渴望，也是她自己战斗精神和威武气概的真实写照。
何香凝的耿直和母爱融为一体，她对子女的教育又和国家、民族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她为女儿起名梦醒，意味中华民族从千年沉睡中觉醒，她为儿子起名承志，意味继承革命之志。她的子女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斗争。她的儿子廖承志因为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她凭着国民党元老的威望想方设法加以营救。虽然国民党当局一再要她对子女“严加管教”，“不许参加政治活动”，但何香凝仍旧我行我素，也支持儿女们的行动。这无一不是耿介正直、勇敢无畏性格的外在流露。
在何香凝的性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有一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气概，当时多难的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女性，以女装换征衣，与男儿一道共赴国难。这难道不是何香凝杰出的原因吗？问问天下，又有几位女性能如何香凝那样正直秉言呢？
2.坚持真理，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
在中国，马寅初是学术界鼎鼎有名的人物。50年代大跃进时期，他的《新人口论》从学术批判的理论领域上升到政治批判领域，马寅初依旧故我，不以时违世背为理由，坚持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不动摇被誉为“天下第一士”。
马寅初的性格刚直不阿，不畏权势，坚持真理这决定了他做人：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国民党时代他对蒋介石作狮子之吼，怒骂蒋是‘家族英雄’，以肉体抗拒国民党的子弹，一腔爱国激情，是何等壮烈。如果说那时反蒋有全国人民为后援，而50年代的情形不仅是人微言轻，两军尚未对峙，高下已经立判了。
当时，周总理也被此事惊动了，为了协调矛盾，不至于到白热化程度，周总理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和马寅初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思想沟通，但马寅初为了学术的尊严，第一次拒绝了他尊敬的周总理的一番好意，他认为让他马寅初检讨不难，但让学术的真理向人间的强权低头，他万难接受。
马寅初的决绝，使人们不禁想起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敬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译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对此，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撰文，特意加上一段《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谢，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惊动了一个国家总理亲自为一个学术上的争执做调解人，由此可见，马寅初引发的这场争论，涉及的层面之高，范围之广了。
在中国刚刚解放不久的50年代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的确不难理解，然而也着实令人感叹。
马寅初是个积极向上的学者，用耿直的肋骨支撑着灵魂的半壁江山。他早年留学美国，精通英文、德文、法文，算得是学贯中西。然而，为了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在69岁那年，他又“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头钻进俄文，并且只花了3年工夫，当然是他的业余时间——就能够自如地阅读俄文书报。这成绩，即使搁在风华正茂的学子身上，也是非同小可的。他1916年登上北大讲坛，位至教授、系主任、教务长，10年后离开，海阔天空一阵搏杀。25年后，不顾自己已届古稀之龄，欣然重返沙滩红楼，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北大校长。他“白首穷经，老而弥坚，人在校园，心济苍生，思考的是理论，关注的是实际，着眼的是中国，辐射的是世界，检索的是历史，透视的是未来。”
马寅初潜心研究经济学以后，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是马寅初关注的目标。在那些笃信社会主义的人眼里，中国根本没有人口问题，这是一个相当荒谬的论断。在相信人定胜天的唯心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为了世界性的难题，作为一个学术人，马寅初的预言实现了。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思想的先行者，他陷入深深地无力回天的悲哀之中。
一语成谶的预言，让灾难深重的中国记住了马寅初这个历史性的忠告，可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作为一名历史人物，马寅初从此亮相于历史的舞台。他的人口问题的争论，让他进入了世纪人物的行列。他在社会上，一改以往做学问的谨小慎微，他坚信他的观点和主张的正确性，他认为即使是别人不同意他的见解，他也不会因为众人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自信激怒了不少人，他们纷纷向马寅初开火，但他丝毫不为之所动，并表示继续调查研究，逐步完善补充新观点，在下次人代会提出来。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它本身的赤裸裸令谬误尴尬，让坚持错误的人无地自容。马寅初的耿直性格不会被强权所折服，又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调查，深入研究，于1957年3月，他把人口问题直接搬到了中南海的最高国务会议。“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说，“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就会感到人口问题十分严重。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才知道我国人口已经超过6亿，四年来又至少增加了5000万。我大概算了一下，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二计算，15年后将达8亿，50年后将达16亿；如以净增加率百分之三计算，15年后将达9亿3千万，50年后将达16亿。……”讲到节骨眼上，马寅初又不失时机地给与会者将了一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这些观点，让与会的高层首脑不得不表态。据说，毛泽东主席当场讲了话。毛泽东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最高当局的认可，无疑是对马寅初学术理论的最大支持，然而学者在政治面前往往是天真而又单纯的。马寅初心花怒放，4月底，他决定在北大作公开演讲——这是他建国后首次作学术报告，他不顾一校之长的身份，亲自到校园张贴海报。接着，他又以那次演讲稿为基础，吸纳各方面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修改，最终形成长篇学术论文。为了区别马尔萨斯以及其他既有的人口论学者，他把文章命名为《新人口论》。
《新人口论》可谓生不逢时。1957年早春，全党发动全民整风运动，这本来是一片春风骀荡、天高日鼎的升平气象，马寅初加快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正是深受这种大气候的鼓舞。然而，鉴于国际、国内某些意想不到的政治寒流，5月15日，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供高层传阅，指出右派分子正在借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斗争的开始。到了7月，举国已经是一片大批判的熊熊烈火，《新人口论》早不降生，晚不出世，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表，而且用的又是那种指陈失误、力陈危害的口吻，这就不能不使用“阶级斗争学说”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心头顿生疑窦。
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赫然登载的是：“许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言，坚决维护人民民主制度。”
而在11版下转第12版上，刊发着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全文，文章的重要段落都被人用墨水圈点了不少，虽没有文字评论，却可以从政治气氛中嗅出火药味了。
时值北京大学举办60周年校庆，陈伯达出席并作纪念讲话。陈伯达显然已看准了风向，他会议中间突然变色斜睨，冲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马寅初，厉声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出检讨！”
就此，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被推上了审判席。1959年严冬，北大临湖轩，雪压冰封，逆风尖啸，一场批判马寅初反动人口论的会议，正在进行。专程赶来压阵的康生，打断批判者的发言，恶狠狠地插话：
“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能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康生这个惯用“主义”、“阶级”大棒压人的所谓理论家，当场就给马寅初戴上了一顶恶毒的帽子。耿直的马寅初顿时火冒三丈，这些大权在握的人物，不去解决实际存在的危机，反而在此指手划脚。于是，前面话音刚落，他后面就当场顶撞：
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
就这么一句话，不假思索，长啸而出，黄钟大吕，震古铄今。就此开始了由他的刚正不阿给他带来的命运的沉浮和磨难。
马寅初的耿直无私，胸怀坦荡让他拥有追求真理的力量，他的刚直不阿的性格，面对重压不低头的气节，环顾古今，能有几人。在那样艰辛的环境中，马寅初享奉101岁，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异数。因为心胸磊落，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因为无私无畏，马寅初傲视强权，特立独行，马寅初做到这一步，死亡也就拿他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