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末的几天，我陪高三的女儿去北京清华大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多所大学艺术特长联考，女儿的特长是二胡。彼时已是年关，我们很幸运地买到卧铺票，而且还是下铺，但火车站人山人海的情景还是令人有所触动。火车行进了几个小时之后，卧铺车厢转暗，又过了一段时间，车厢内的灯全亮了。
我建议女儿走出硬卧车厢去看看硬座车厢的情况，这个建议恰好和女儿不谋而合。她很痛快地出发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回来。我问她怎么样？都看到了什么？
她说：人多，行李多。
女儿拧开矿泉水，喝了几口，跟我讲：硬座车厢更加拥挤，车厢衔接处和车厢内过道上都是人，没有座号，一律站票。行李架满得不可思议，有些行李简直就是巨无霸。女儿指指卧铺，比它宽，长度夸张一点说也差不多啦。可能太拥挤的缘故，人的脸色和脾气都不太好，我刚进入6号车厢，发现站在过道上的人，一律后脑勺冲着我，座位上也有人站起来，他们向一个方向看，尽头的一小撮人更密集，似乎有肢体接触。我猜是有事了，挤过去看到一个乘警在人堆里，人们已经开始恢复正常，乘警带走了两个衣服和头发都乱糟糟脏兮兮的人。两人虽然还在小声嘟囔，但没动手。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女儿停了一停，似乎还在揣摩细节，然后——噢，女儿低叫了一声，说：座椅底下也是满满的行李，偶尔有没有行李的，却躺着一个人——天哪，怎么能那样睡呢？然后女儿陷入沉思。我并未插话，任她重新追溯。女儿再次抬起头来时说：车厢里的气味不好，极不好，极不好。女儿说完，带着一点表情看着我。
我放低声音说：我们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一样一样的，只是我们幸运一些，买到了卧铺票。
我知道女儿懂我的意思。
艺术特长联考结束之后，我退掉位于海淀区的快捷宾馆，带女儿住进前门粮食店街一个还算干净的、小而便宜的旅馆。
我们的回程票是第二天中午的，绝没时间耽搁。高三学习非常紧张，女儿半年后要参加全国高考，她并不是艺术生，此次考试只不过作为她高考的另一条预备之路。我们住进前门是为了让女儿第二天早上看天安门广场的升国旗仪式。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起床，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安检后，快步向前奔，很多人都这样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刚从我身边过去的几个人，步伐尤其快，把几句柔软的方言留在我耳朵里。
我是一分钟之后才牢牢被他们吸引的，这时候他们已经离开我们有二三十米远了。三人，只剩背影。但他们的背影值得描绘：他们显然是一家三口，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小女孩，像雁阵一样由高到低一字排开：父亲在右，母亲居中，小女孩在母亲左侧。他们每个人都背着大大的行李。父亲的最大，向下超过了大腿，接近膝关节，向上仅仅没有遮挡住他被风扬起的头发梢。母亲的要比父亲的小些，也只不过露出半个头——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小女孩仅有五六岁的样子，背着一个鲜艳的、装得鼓鼓囊囊的双肩包，我觉得这孩子也在超负荷行进。
要说的是，父母的行李并不是绳子草草捆扎的，而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自制的超大双肩背包，牛仔布料。这使得他们的行李干净、利落、规整，甚至漂亮，因此，三人的背影尽管颇为沉重，但是不邋遢、不颓丧，没有自我毁弃的卑微迹象。这是一个矫健、有秩序尤其充满正能量的雁阵。这时候，我又注意到父亲的右手拎着一个白色塑料桶，就像我们通常看到的成群的农民工转场时随身携带的那种，里面会放一些工具等零碎物什。
我不知道这一家三口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要转去另一个工作场所，还是正在回家过年的中转途中。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刚刚下火车，也许没有时间或者舍不得花钱存放沉重的行李，或者来不及去新的打工处先安顿自己，一下火车直接奔赴天安门广场来了，对，就是为了万众瞩目的升国旗仪式。
他们也许坐了好几天的火车，买不到票，父母站在过道上轮流抱着小女孩睡觉，父母轮换着在椅子底下休息。他们用褪色的塑料杯去接因人多而永远不能滚开的饮用水，吃自备的饼、包子和榨菜。因为拥挤和碰撞，他们也许和别的旅客发生过不快。他们急切却必须耐着性子排队等厕所——我可以继续猜想，而且保证贴近现实，但是，此时，天安门广场的军乐奏响了，我必须暂时把思绪放下。前面，三个人步伐不乱，依然快步向前。他们背着超负荷的行李，在别的场合，他们也许会弯下腰而使自己略微轻松些，但是，此刻，在军乐的节奏中，他们昂首挺胸，步步踩在激越的鼓点上，他们是这样高大和雄壮！然后，突然军乐停止了，庄严和肃穆立即弥漫了天安门广场。就在这时，国歌破空而起，充溢整个天空和大地。一家三口消失了，我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就像一棵树，融入森林，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他们成为那巨大的庄严和尊严的一分子！
我热泪盈眶。我只能热泪盈眶。
我还要狠狠地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