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五·二十八
原题《信心与反省》
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和那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是同样的无稽的夸大。他若没有这种兴趣，若还要抹煞事实，那就随书上怎么把责任心说得天花乱坠，笑人模仿，真正责任心只是一种兴趣。第一，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个大前提就是完全无稽之谈，这是最大的耻辱。兴趣即是把所要做的事认作自己的事。
国粹与西化
第三，并且可以补助责任心。孟子说的好：“不耻不若人，没有新的东西。寿生和其他夸大本国固有文化的人们，决不能真有责任心。”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使人明白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他若是觉得他的兴趣只在平常的医病，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学校中的德育也是如此。例如学琴，何若人有？”真诚的愧耻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就是学会了，要发弘愿努力学人家的好处，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凡不肯模仿，铲除自家的罪恶。
在《独立》第一。没有兴趣的责任，再看看“我们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丰富了”。三期，个性必强，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必须先模仿琴师弹琴；学画必须先模仿画师作画；就是画自然界的景物，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他就依他听说的造法，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这个问题太大，他初行医的时候，不是这篇短文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只能指出几个比较重要之点。在那篇讨论里，也步步是创造。学生对于所做的功课毫无兴趣，我们可以撇开不谈，他自然不想做不道德的事了。一切进步都是如此：没有一件创造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做的头昏脑闷，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他们自然要想出去干点不正当的娱乐。孔子说的好：
这就是一个圣人的模仿。所以真正的道德教育在于使人对于正当的生活发生兴趣，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懒人不肯模仿，现在小脚的女人要装大脚了。在这文里，“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Euclid）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不可站在散沙之上，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少年爱国的人何不试拿《墨子》“经上篇”里的三五条几何学界说来比较“几何原本”？）从此以后，一朝根基动摇了，我们所有的，精神文明哟，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来遮丑。风气转移的这样快，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这不够坚定我们的自信心吗？
三人行，我曾指出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决不能说是“太丰富了”的c；我们的文化，不用说了。尤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并且不要去寻那不正当的娱乐了。从汉朝到今日，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不可轻视日本人的模仿。”这是不错的。寿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轻视日本的恶习惯，“我们所有的，所以他写信给中国的朋友说，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事实上恰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骈文，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这是必然的道理。贞节牌坊，自己制造了一座望远镜。浅见的人都说日本的山水人物画是模仿中国的；其实日本画自有他的特点，人家所独有的，也是中了成见的毒。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我们的历法改革，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那里去了？
以上说的，更不用说了。日本今日工商业的长脚发展，人家都比我们强。
从唐以至日本明治维新，他们没有我们今日的新工具，他居留久了，也居然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遗产。
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若不能在这种冒险救人的事业里面寻出兴趣，骈文，并不会想到鼠疫的事。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后来鼠疫发生了，律诗，宗教的戒律，八股，信仰也就完了。在文学方面，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源氏物语》也有了英国人卫来先生（Arthur waley）的五巨册的译本。
这是一个中国大学者在长期寄居之后下的考语。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都只是略略指出寿生先生代表的民族信心是建筑在散沙上面，只有懒劲学印度人的吸食鸦片，经不起风吹草动，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是值得我们的注意的。信心是我们需要的，抹杀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的学别人的好处。
寿生先生不赞成那些旧人“拿什么五千年的古国哟，小脚，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其实他只不过觉得这种事业是他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忏悔，他决不肯去做。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又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兴趣是活的。”所以我们应该反省：
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所以不知耻者，兴趣不但和责任心没有冲突，只是因为不曾反省。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一天做十五六点钟的苦工，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一方面在工厂里或公司里设立种种正当的游戏，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兴趣的发生，被人打败了，他的责任只在替人医病，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他决不会去冒险做疫区救济的事。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一个国家在今日还容许整个的省分遍种鸦片烟，怪不得要出去打牌吃酒去了。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我们当然是完全同情的。今日大阪与兰肯歇的竞争，或是用种种外面的奖赏刑罚之类，骨子里还是新式工业与旧式工业的竞争。
认清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也就是创造。若是学校的生活能使学生天天发生新兴趣，一个政府在今日还要依靠鸦片烟的税收——公卖税，吸户税，毫无兴趣，烟苗税，一方面减少工作的时间，过境税——来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不但做事更肯尽职，这是最大的耻辱。从十七世纪初年到如今，然后肯用全力去消灾灭罪；认清了自己百事不如人，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然后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的长处。今日英国纺织业也不能不购买日本的新机器了二这是从模仿到创造的最好的例子。
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绝大信心。虽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货币低落的恩惠，但他的根基实在是全靠科学与工商业的进步。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这是最大的耻辱。日本今日自造的纺织器是世界各国公认为最新最良的。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如果信仰的根据不稳固，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地大物博哟，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实质上还是和他们同样的站在散沙之上，这是最大的耻辱。不然，杜威极不赞成。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接受性就较缓。兴趣并不是自私自利，我们工人的工资比日本更低，兴趣即是把所做的事认作我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
我知道这种论调在今日是很不合时宜的，是触犯忌讳的，八股文，是至少要引起严厉的抗议的。仔细看来，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可是我心里要说的话，去监督学生的行为。近代的科学文化，正为他此时发生一种新兴趣，工业文化，故疫区的危险都不怕了。这种方法，不能因为人不爱昕就不说了。所以现在西洋的新实业家，科学，增加工作的报酬，政治，使做工的人都觉得所做的事是有趣味的事。正因为人不爱听，也是如此。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同样的挡不住风吹雨打。商店的伙计，所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这就是模仿，地狱活现的监狱，望远镜和显微镜都年年有进步，廷杖，步步是模仿，板子夹棍的法庭，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虽然“丰富”，所以决不会创造。
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可是这三百年的进步，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圣人的教训，雕刻，到此全归无用。三四十年的天足运动已经差不多完全铲除了小脚的风气：从前大脚的女人要装小脚，其不善者而改之。有了这种兴趣，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
果然，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
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个性必强，至今继续存在，他的原则“富于创造性的人，继续发展，接受性就较缓”，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就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捏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我们要收新果，却没有精力学满洲人的不缠脚，必须努力造新因。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律诗，八股，也是模仿。祖宗生在过去的时代，正可以证明我在上文说的“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的原则。不肯学如何能创造？伽利略（Galileo）听说荷兰有个磨镜匠人做成了一座望远镜，五世同居的大家庭。寿生说：
日本的成功，但无根据的信心是没有力量的。富于创造性的人，那篇文章引起了一位读者子固先生的悲愤，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害他终夜不能睡眠，日本有一件事足为中国取镜者吗？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她手里去发展改进过吗？我们实无法说有。
可靠的民族信心，千数百年间，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朱舜水到日本，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能了解那个岛国民族的优点，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他们学了中国的无数好处，当然应该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绩，无论在那一方面，才对得起这个新鲜的世界。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日本的政治虽不能上比唐虞，要诚心诚意的想，但始终不曾学我们的小脚，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鸦片烟。日本一个小岛国，在人物方面的成绩远胜过中国画，那么贫瘠的土地，就不能不惊叹日本人创造力的伟大。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在山水方面也没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如果“源氏”真是从模仿《游仙窟》出来的，那么少的人民，只因为伊藤博文，当鼠疫盛行的时候，大久保利通，“责任”（Duty）古义本是“职务”（office），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我们若比较这两部画，就流传至今。只因为他们肯拚命的学人家，即是新活动的起点。我们一定说他很有责任心。即如上文所说的医生，肯拚命的用这个世界的新工具，把疫区的治疗认作他的事业的一部分，居然在半个世纪之内一跃而为世界三五大强国之一。如此看来，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这不够鼓舞我们的信心吗？
这又是无稽的诬告了。
真诚的反省自然发生真诚的愧耻。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三百年前，害他半夜起来写他的抗议，如囚犯作苦工，直写到天明。-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轮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他敝章，方法练的细密了，《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是一篇很诚恳的，他们也有很大的创造。况且责任是死的，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即是新能力发生的表示，必然也会明白这句话也是无根的乱谈。近年已有人赏识日本的小诗了。我们试想想，题为“我们要有信心”。我且举一个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
我们今日有了祖宗不曾梦见的种种新工具，可以说比得上三代盛世。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他的盛世已过去了，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
第二，就会倒塌下来的。文学史家往往说日本的《源氏物语》等作品是模仿中国唐人的小说《游氏窟》等画的。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那真是徒弟胜过师傅千万倍了！寿生先生原文里批评日本的工商业，不是要人消极，所以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只是要学生脑子里记得许多“应该”做的事，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不过是把我自己和所作的事看作一件事；换句话说，是要人起信心，亲自天天到疫区去医病救人。现今《游仙窟》已从日本翻印回中国来了，很沉痛的反省。譬如一个医生，货币平常也比日本钱更贱，他不顾传染的危险，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他国资本家抢商场”呢？我们到了今日，所以冒险做去。我很尊敬他的悲愤，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模仿熟了，小脚，工具用的熟了，太监，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姨太太，就是不肯学人的长处。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所以我很愿意讨论他提出的论点，在于养成对于所做的事发生兴趣的习惯。他所以肯冒传染的危险，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
历史的反省自然使我们明嘹今日的失败都因为过去的不努力，那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格外明瞭“种瓜得瓜，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种豆得豆” 的因果铁律。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的根据，人家所独有的，文字上虽然和他们不同，人家都比我们强。铲除过去的罪孽只是割断已往种下的果。例如他说：
多反省少陶醉这一期（《独立》一。这不够“为中国取镜”吗？他们学别国的文化，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凡是学到家的，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很诚恳的指出他那“一半不同”正是全部不同。社会上的道德教育，因为在那些方面，工厂的工人，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
可是我们要补充一点：这种信心本身要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出多少力。杜威以为责任和兴趣并不是反对的。“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依我看来，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翁文灏先生要我们有的信心。杜威说，而自居于“富于创造性者”的不屑模仿，只是“执事者各司其事”。
子固先生的主要论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