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病症在哪里？我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六。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就是材料很重要，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究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社会学是科学的，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是地方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是特别的。研究这两样的倾向既然不同，那研究的方法也该有区别。
再者，社会学的目的有两样：第一，要知道人类的共同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在社会里头，能不能把人类社会的普通道理找出来。第二，如果社会里的风俗习惯发生病的状态，应当用什么方法去补救。”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研究这两个问题，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的时候，是社会学的目的。但我们研究社会问题，和他有一点不同。因为社会问题是特别的，是一国的，是地方的缘故。社会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知道要等到社会里某种制度有了毛病，问题才能发生出来。如果没有毛病，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好像走路、呼吸、饮食等等事体，平时不会发生问题，打破浪漫病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因为身体这时没有病的缘故。到了饮食不消化或呼吸不顺利的时候，那就是有病了。
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那就成为问题了。
中国有子孝妇顺的礼教，行了几千年，没有什么变迁。
这是因为当时做儿子的和做媳妇的，对于孝顺的制度没有怀疑，所以不成问题。到现在的时候，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做丈夫的对于妻子，做妻子的对于丈夫等等的礼法，都起了疑心。这一疑就是表明那些制度有点不适用，就是承认那些制度已经有了毛病。
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还有显微镜发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o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
要我们承认某种制度有了毛病，才能成为社会问题，才有研究的必要。我说研究社会问题，应当有四个目的。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就用治病的方法来形容：第一，要知道病在什么地方。第二，文章的来源。
一六0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病是怎样起的，他的原因在那里。第三，已经知道病在哪里，就得开方给他，还要知某种药材的性质，能治什么病。第四，怎样用药。若是那病人身体太弱，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就要想个用药的方法；是打针呢？是下补药呢？若是下药，是饭前呢？是饭后呢？是每天一次是每天两次呢？医生医治病人，短不了这四步。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是这样。现在所用的比喻是医生治病，所以说的都是医术的名词。各位可别误会，在未人本题之前，我们须要避掉两件事：
（一）须避掉偏僻的成见我们研究一种问题，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最要紧的就是把成见除掉。不然，就会受它的障碍。比方一个病人跑到医生那里，对医生说：“我这病或者是昨天到火神庙里去，在那里中了邪，或是早晨吃了两个生鸡蛋，然后不舒服。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如果那个医生是精明的，他必不听这病人的话。他先要看看脉，从《诗经》本身来举证，试试温度，验大小便，分析血液，然后下个诊断。他的工夫是从事实上下手，他不管那病人所说中了什么邪，或是吃了什么东西，只是一味虚心地去检验。我们要做社会的医生也是如此。
平常人对于种种事体，往往存着一种成见。比方娼妓问题和纳妾问题，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我们对于他们，都存着一种道德的或宗教的成见，所以得不着其中的真相。真相既不能得着，那解决的方法也就无从下手了。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而结果走错了路。所以我们对于娼妓的生涯，是道德是不道德，先别管他；只要从事实上把他分析的明明白白，不要靠着成见。我们要研究他与社会的经济，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家庭的生计，工厂的组织等等现象，有什么关系。比方研究北京的娼妓问题，就得知道北京有什么工厂，工厂的组织是怎样的；南北的娼妓从那里来，与生计问题有什么关系，与南方的工厂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当他做道德的问题，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要把这种成见除掉，再从各种组织做人手研究的工夫。
（二）须除掉抽象的方法我们研究一种问题，若是没有具体的方法，就永远没有解决的日子。在医书里头，有一部叫做《汤头歌诀》，乡下人把他背熟了，就可以挂起牌来做医生；他只知道某汤头是去暑的，自然不同。十八、十九世纪时候，重要的在方法”，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比如说，某汤头是补益的，某汤头是温，某汤头是寒；病人的病理，他是一概不知道的。这种背熟几只歌诀来行医的医生，自然比那看脉，检温、验便、查血的医生忽略得多；要盼望他能够得着同样的效验，是不可能的。
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有时也犯了背歌诀的毛病。我们再拿娼妓问题来说，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有些人不去研究以上所说种种的关系，专去说什么道德啦，妇女解放啦，社交公开啦，经济独立啦；要知道这些都和汤头歌歌诀一样，虽然天天把他们挂在嘴里，于事实上是毫无补益的；不但毫无补益，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且能教我们把所有的事实忽略过去。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所以我说，第二样要把抽象的方法除掉。
已经知道避掉这两件事情，我就要说到问题的身上，我已经把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分做四步，现在就照着次序讲下去。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
一病在什么地方
社会的组织非常复杂，必定要找一个下手研究的地方；不然，所研究的就没有头绪；也得不着什么效果。所以我们在调查以前，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是很精密的，应当做四步工夫，才能够得着病的所在。
第一步分析问题我们遇着一个问题，就要把他分析清楚，然后检查他的毛病。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便研究疯狗起来。比方纳妾问题，分析出来，至少也有两种：一种是兽欲的，基于这种动机而纳妾的人，社会上稍有道德观念的，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都不承认他是对的。一种是承嗣的，这是因为要有后嗣才去纳妾。自然和那兽欲的有分别。再从细里分析，兽欲的纳妾的原因，大概是在哪里，他与财产制度、奢侈习惯、娼妓制度等等有什么关系。研究第一种的纳妾，在这些问题上，都要下工夫去研究，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才能够明白。说到第二种的纳妾呢，我们就不能和以前一例的看。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有许多道学先生，到了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那时候朋友劝他纳妾，兄弟也劝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劝他，若是妻子因为丈夫要纳妾承嗣的话，然而方法异样的，就起来反对，人家必要说这做妻子的不贤慧。这样看来，第二种的纳妾是很堂皇的。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要研究中国的宗教；人为什么一定要有后，为什么要男子才算是后，女子就不算数，要有男子才算有后；在道德上和宗教上有什么根据，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他的结果怎样呢，他有什么效果，是不是有存在的理由；这些问题，都和兽欲纳妾问题不同，是研究的人所当注意的。
再举一个例，娼妓制度，决不是用四个字就可以把他概括起来的。我们亦把他的种类分析起来，就知有公娼、私娼的分别。公娼是纳税公开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在警察厅权限底下，可以’自由营业；私娼是不受警察厅保护的，他们要秘密地营业。
从娼妓的内容说，还有高等和下等的分别；从最高等到最下等的娼妓，研究起来，还可以分析，这种分析非常有用，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00至一九00年当中，切不可忽略过去。从卖淫的心理考察，也可以分出好几种，有一种是全由于兽欲的，她受了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影响，所以去做卖淫的生活。但是从日本的娼妓研究下去，就知其中不全是如此。日本的娼妓，在他们的社会里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士多（Pasteur）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材料一样的，早就成为一种特别的阶级。她们的卖淫，并不根据于兽欲，是以这事为一种娱乐；兽欲与娱乐是两样事体，所以研究的方法也不能一样。
第二步观察和调查分析的工夫若是做完，我们就可以从事于问题的观察和调查。观察和调查的方法很多，我可以举出几条来给各位参考。
我们知道社会问题不是独立的。他有两种性质：一种是社会的，是成法的，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非个人的。比方纳妾问题，决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做成，乃是根于社会制度或祖宗成法而来。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一种是个人的，社会问题的发生，虽不在乎个人，然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与个人自然有关系。因着这两种性质，我就说研究社会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包，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高明，一方面是外延；我们要从这两方面研究。所以调查的工夫，越精密越好。我们拿北京的车夫来说，他会发生问题，也许与上海广东有关系，也许与几千年前圣贤的话有关系；你去问他们的境况，虽然是十分紧要，若是能够更进一步，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就得向各方面去调查。
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e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如翻考《尔雅》，像西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
西洋现行的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总起来可以分做三样：
（一）统计统计的工夫，是国家的。他的方法，是派人分头向各区去调查，凡出入款、生死率、教育状况等等的事体，都要仔细地调查清楚，为的是可以比较。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
（二）社会测量（Social Survey）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测量社会，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要像工程师测量土地一样。我们要选定一个区域，其中各方面的事体，像人口、宗教、生计、道德、家庭、卫生、生死等等，都要测量过，然后将所得的结果，来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三十年前，英国有一位蒲斯（B00th）专做这种社会测量的工夫。他化了好些金钱，东西文化，才把伦敦的社会状况调查清楚。但三十年前的调查方法，不完全的地方很多，不必说的，此后有人把他工作继续下去，很觉得有点进步；近来美国也仿行起来了。社会测量的方法，在中国也可以仿行。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好像天津，好像唐山，都可以指定他们来做一个测量的区域。
我们要明白在一区里头种种事体，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才可以想法子去补救它。
因为社会问题过于要紧，过于复杂，决不能因着一家人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全体的。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大毛病就是把调查的工夫忽略了。要是忽略调查的工夫，整天空说“妇女解放”、“财产废除”、“教育平等”，到底有什么用处，但方法很好，有什么效果。
（三）综合用统计学的方法。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把所得的材料，综合起来做统计书，或把他们画在图表上头。统计的好处，是在指明地方和时间，教我们能够下比较的工夫。他不但将所有的事实画在格里，还在底下解释他们的关系和结果。我们打开图表一看，就知道某两线是常在一处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某线常比其他的线高，某线常比其他的线低，我们将没有关系的线，先搁在一边，专研究那有关系的，常在一处的。到我们得着解释的时候，那病的地方就不难知道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