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挑选出来殉葬的宫女嫔妃共30余人。集体自杀那天，是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先让她们在殿外用餐，吃完后带到殿内，彼时“哭声震殿阁”。殿内放了30多张“小木床”，这些即将赴死的妃嫔被命令站到木床上去，她们的头顶上方是已经准备好的绳子，末端结圈，让她们自缢而亡。
在这30多个人中，有两个是朝鲜进献的女子，一为韩氏，一为崔氏。上殿之后，新皇帝仁宗进来与她们“辞决”，韩氏突然跪倒在地，苦苦哀求仁宗放她回国，可是仁宗不为所动。
为了对殉葬女性有所补偿，下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其家属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比如明宣宗死后，“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
至于其亲戚，有时也能得到优恤。《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官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三宗皆然。”得到世袭职务的，皆为殉葬女性的父亲或兄弟。他们的身份是“朝天女户”。不过这种优待究竟持续多久，很难断定。
当时人殉不仅出现在皇帝的葬礼中，诸王的葬礼中人殉也屡见不鲜，在正史的记载中就可窥一斑。据《明史·诸王传》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秦愍王朱樉薨，“王妃殉”，宣德五年（1430年），蜀靖王朱友薨，“妃李、侍姬黄皆自经以殉”正统三年（1438年），卫恭王朱瞻埏薨，“妃杨氏殉，赐谥贞烈”……《明史》中的记载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在明朝皇帝之中，英宗朱祁镇是公认的没有建树的皇帝。可到他临终时，却作出一个决定：从他开始，废除人殉制度。他的继任皇帝明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这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到清朝却没有真正绝迹。清朝著名的殉葬事件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身上。天命十一年（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病死，令大妃阿巴亥殉葬，“俟吾终，必令殉之”。阿巴亥为了保全几个儿子，盛装自尽，年仅37岁。实际上，除了阿巴亥以外，努尔哈赤生前的4位宫女也一块儿殉葬了。清太宗皇太极死后，其妃敦达里、安达里殉葬。世祖福临死后，其妃楝鄂氏、傅达里从殉。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从殉。
这说明清初皇室的人殉制曾经非常盛行。
一直到康熙年间，御史朱斐上奏称：“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下诏，明令禁止奴仆随主人殉葬。从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的宦官制度
宦官，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太监，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出自《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自皇太后、太妃、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闱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官内当差。据考证，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监名叫吴腾宇，今江西上饶人。
太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寺人、宦官、内官、宦者、内侍、内臣、阉（奄）人、中涓、内侍、内监人等。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之后宦官就通称为太监。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尊称“太监”，太监也就称为宦官代名词了。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几乎没有。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音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多，号称十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官规官法，将明崇祯末年的九万多太监，削减为九千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皇帝。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而一旦皇帝没有威信或过于幼小，便会去依靠从小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太监，就会变成太监专权，与想要争夺皇位的大臣对抗。一旦有太监专权的情况发生，便代表此时的朝廷是处在黑暗时期。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有明确记载。这时宦官人数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看守官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但由于宦官侍君侧，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春秋战国时，齐竖刁、宋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参与政治活动。秦国宦官缪毒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官内范围，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仍属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监督。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以后，内官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样享有俸禄、食邑、食租。
从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势力。“宦官”一词亦正式见于《后汉书》。和帝以后，幼帝频更，母后临朝，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在权力斗争中，宦官集团得胜，出现五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势力遍于各州郡，禁军亦为其把持的局面。
魏晋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训，历代对宦官干政均有严格限制，但都由于没有触动宦官制度而终成空文。到了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三千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决一般政事，监军、统兵出征。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九个皇帝中有七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
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宋朝童贯掌兵权二十年，有“媪相”之称。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元朝的侍卫制度虽不利于宦官窃权，但仍有宦官插手废立。
到了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官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由第一个出名的太监秦朝赵高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年）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
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三千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清代末年，河北省的宛平，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9岁净身进宫的。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四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太监人官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禧太后宠信的李莲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二十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四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两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十七万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