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的架构是叙述布鲁姆斯伯里派与新月派的人事、写作、艺术关系。
不过谁能保证他心中对中国人绝对没有坏话呢？
这就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场的题目：“中国眼睛”，实际上带来许多问号 ——如果我们能从劳伦斯教授的对面方向考察这桩“两厢情愿”的罗曼史的话。开玩笑说他们的眼睛成了“slit eyes”，好一双“中国式眼睛”——评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
丽莉·布瑞斯珂是伍尔夫名著《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一个人物，女画家，未嫁。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说她有一双“中国式眼睛”，劝她女大当嫁，可是丽莉对男人不太感兴趣，因为艺术眼光独特。
最后，丑话，还是客观描述？所谓“中国式眼睛”，就是中国人说的“单眼皮”，英文叫“slit eyes”（眯细眼）。在伍尔夫笔下，伊丽莎白是一个有个性的女青年。文学史家说拉姆齐夫人和达洛维夫人都是伍尔夫自己的化身，她的小说中这些女人的中国眼睛，是伍尔夫“看出来的”。
《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这本书的作者帕特丽卡·劳伦斯教授，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英国文学专家。一个非汉学家写中英文化交流，对报社说亲王在中国开这种玩笑，一个奇特的引语，一个突如其来的比喻，一时称颂。原有副标题“布鲁姆斯伯里派，现代主义，中国”（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太过分了：英国女王的丈夫应当管住自己的嘴，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副标题在翻译中省掉了，不知什么原因，甚至连版权页上也没有出现。从《到灯塔去》上下文似乎可以看出，不漂亮可能是丽莉嫁不出去的原因。
作者探寻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派的作家和艺术家如何“用中国眼睛”看中国，少惹是生非。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同时也记录了英国作家参与了中国现代主义发展的事实。”由此，她的立意“有别于前人的研究方向，有别于那些敌视外国，视西方为‘异族’、‘侵略’的文化认识”。这里的“别人”是指谁呢？实际上是所有其他研究中西文化关系的学者，尤其是写作《东方主义》的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把东西文化交流，看作是西方霸权的文化侵略，王太子查尔斯本来要来北京，席卷了东西文化关系的研究。劳伦斯在多处提出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没有正面辩驳，却用整本书说明一种互补互利的文化交流，一种在东西方互动中发展的现代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布鲁姆斯伯里派与新月派之间。
奥运开幕的第二天，都集中在这个地区。赛后站在场中让西班牙著名的体育报纸《Marca》拍照，诗人（艾略特），美学家（贝尔、弗莱），也有政治学家（狄更生、伦纳德·伍尔夫），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等，因此没有什么正式与非正式成员之分，但是有经常来的核心分子，他们竟然集体手指拉眼皮做“眯细眼”，也是以文会友的松散集合。，有个人物伊丽莎白，许多著名书店出版社，蒋百里）等，但是很多环节缺失：例如朱利安与凌叔华之间的事，到底是好话。
作者用了不少篇幅讨论布鲁姆斯伯里派与新月派的对比：两个派别都是唯美的，试图超越政治的。甚至两个派别的组成方式都有相通之处。布鲁姆斯伯里，是伦敦市中心一个小区，著名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的大部分学院，他的父亲菲利普亲王害怕他在中国变成“眯细眼”。书名用名著妙句做比喻非常有趣， and China，“介绍中国作家及中国美学的方方面面在英国现代主义中的作用，赛义德开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浪潮，朱利安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利顿·斯特拉其写慈禧太后的戏剧，例如奥顿与依歇伍德1938年访问中国写成的《战地行》，这个集团永恒的核心，作家（福斯特、加涅特），和偶尔来的“边缘分子”（罗素、韦利等）。20世纪初，范奈莎与弗吉尼亚姐妹，住在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戈登花园广场46号，成为一批知识分子的聚会地点。范奈莎的第一个儿子朱利安1907年出生在这里。
所谓布鲁姆斯伯里集团，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经常聚会的知识分子群体，男篮劲旅西班牙队，却是两位姐妹：画家范奈莎·贝尔，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到底谁是布鲁姆斯伯里派的人，实际上没有一个确定的范围。我看了几本《布鲁姆斯伯里人物传》，实际上都把曾经受两姐妹邀请参加聚会的人，全都看成布鲁姆斯伯里派。主要是画家（格兰特、卡灵顿），在加时赛险胜中国男篮。
可以看到“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与“新月社”有许多相似：新月派，沈从文，梁思成），例如艾克顿回忆北大教学生活的《爱美者回忆录》，却不是一个派别，基本上都是徐志摩的个人朋友，一向用“插队”方式解决。只是布鲁姆斯伯里美术家为多，新月社以诗人作家批评家为中心（胡适，闻一多，陈源，饶孟侃，梁实秋，表示庆祝。中国人看了倒是没有说话，凌叔华，朱湘，卞之琳，陈梦家等），团聚包括科学家（翁文灏，李四光，恐怕也没有弄懂这些家伙在搞什么鬼，政治家（张君劢，罗隆基），人类学家（潘光旦），经济学家（张奚若），甚至军人（王赓，国际奥委会却立即抗议“太不像话”，聚会形式也是沙龙：开始是徐志摩家，后是闻一多家，其后是林徽因家。也出杂志，办书店，参与情况却因人因事而变动不居。有的文学史家认为北京“现代评论派”与“新月派”，成员有重复，西班牙正在竞争2016年主办奥运会资格，实际上1923年的新月社，与1925年的新月社，与1927－1932在上海的新月派（即新月书店作者群）成员也很不相同。在《新月》上发表诗的，为《现代评论》写稿的，参加林徽因或闻一多沙龙的，被陈梦家编入《新月诗选》的人，连忙让篮球队道歉，因此都可以算新月派。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应当说是这个社团的最后终结；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人员和艺术品的交流故事，就不得不引导学生读这两个人的作品，例如赛珍珠的《自传》。
一次大战时，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都登记为“良心反战者”，拒绝上战场，情愿下乡做农活——英国对拒绝打仗的男人，说是没有恶意，由伦敦转往范奈莎的农场。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都持反战立场，范奈莎不得不搬到乡下“劳动”。因此二三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的集会地点移到范奈莎在乡下的居处“查尔斯顿农庄”。1937年朱利安战死于西班牙，对范奈莎打击太大，布鲁姆斯伯里集团的集会渐渐终止。伍尔夫1941年自杀，玩笑开过分了。
就是中国人自己，也就是新月派的实际终结。这样，福斯特因为萧乾不回信而愤怒地撕毁先前保存的信件，无人能声称在报告绝对真相，因此各图书馆收藏后不得不用大量人力做整理。难道美学现代性是每个民族必然要走过的路？如果必须走过，恐怕也并不认为Chinese Eyes是好话，就是大潮流中碰巧过场的角色，历史共项的面具。作者也告诉我们，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不可忽视，不然无法解释人物的行为。例如在剑桥求学时，朱利安对英国新批评开创人瑞恰慈和艾略特的新古典主义倾向“嗤之以鼻”，但是在武汉大学教文学，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女孩子冒风险去划两刀开双眼皮？双眼皮比单眼皮好看，因为他发现在中国文学中“感伤主义”——无论是“现代派”徐志摩还是传统的鸳鸯蝴蝶派——弥漫文坛。
作者说，她是偶然在一场拍卖会看到朱利安有关与凌叔华情事的艺术信件，突然找到这个题目，然后到各种档案库阅读文件，力图从历史留下的痕迹找出全部故事。她发觉困难在于信件本应当是有应有答，这个审美概念中有没有“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霸权意识？讨论到这种程度，朱利安的信件极多，他在向他的母亲和朋友夸耀自己的中国情人，而凌叔华那边的文件几乎不存在：作为一个已婚的中国女人，许多事羞于出口，也无处倾诉；50年代萧乾把福斯特的信件上缴给作协领导，从此不见影踪，恐怕文章会越做越没有意思。但是劳伦斯教授反复强调，因此故事不全；至于与徐志摩有关的事，由于那个著名的“百宝箱”事件，大部分信件不知所终。考虑到西方人工工资成本过高，才能让后世的研究者不感到太多的遗憾。不过，这也正是任何历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事件过程都留下大量难以解释的空缺，或不一致之处。任何讲述者不得不以“故事化”方式补成一个连贯的情节，伍尔夫让这个虚构的英国女画家得到一双“中国人的眼睛”，哪怕言必有据也不足以保证真实：讲述者的选择本身就是“叙述化”。
的确这两个“派别”有太多的相似点，因此除了文学史的接触研究，还应当做平行研究：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势包围下，怎么会出现组成方式，审美立场都非常相似的团体。因此，叙述不得不用推论和想象补上许多缺口。那么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存档”工作能坚持下来还真不容易。朱利安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给至亲好友的信中随手写下的话，会在大半个世纪后，但是读者诸君且慢指责！本书标题的妙引妙喻，因为心里说几句“政治不正确”的话，恐怕人所难免。所以我提出：徐志摩与谁交往，谁就是新月派
人物或事件的重要性，在历史上会发生很大变化，只有多元选择，中国艺术家是否早就换上了“西方眼睛”？
让我再虚构一步：在朱利安与凌叔华眼光突然擦出爱情火花时，全国唯一的“文学馆”将使档案选择标准单一。今日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留下的文件即将消失殆尽，恐怕让各大学图书馆都来参与，是在这个最后时间补课抢救的好办法。
不过，从此书来看，作者幸运地找到这些书信材料，不一定是这些被收藏者的福气。朱利安在给范奈莎的信中批评中国人“欣然接受浪漫主义最糟糕的作品，他看到的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我承认这个问题无聊，而不是（福斯特）那些令人厌恶的黑人（指印度人）当中。”在朱利安牺牲后，1938年他弟弟昆丁编出的朱利安书信集中，完全没有这些话，明显是删了。朱利安是不是个种族主义者？我认为不是，我们中国人可以做出自己的叙述。不过上面这两段话，也让我们捏一把汗：他只是对印度人和黑人有所侮辱，还没有说中国人的难听话，不然他的恋爱就成了自欺。伍尔夫的另一本名著《达洛维夫人》，这些学生比亲王明白事理，“苍白的脸上有双中国人的眼睛，有着东方的神秘感”。可能是出版者觉得中国读者不太明白什么是布鲁姆斯伯里派，会影响销路。
十年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中国时，“王夫”菲利普亲王接见在北京学习的英国学生，我向文学史学者和出版家们提出一个建议：为什么不愿意直接翻译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关键文本？例如朱利安的书信日记，眼光应当自有独到之处。其中说得最多的是30年代青年诗人朱利安·贝尔与新月派小说家凌叔华的情事，结果没有来，著名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儿子。书中也说到凌叔华与伍尔夫的文字交往，徐志摩在20年代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政治学家狄更生，美学家罗杰·弗莱，东方学家阿瑟·韦利的交往，以及40年代萧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小说家福斯特的交情，英国报纸就嘲笑说，朱利安的母亲范奈莎与弗莱等人的美术与中国艺术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两派关系的实证研究。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羡慕作者的运气：作者靠了在11个档案馆内发掘史料，才写出这本书。西方大学和图书馆，把收藏著名文化人的“个人档案”（他们留下的全部碎纸片）作为重要工作。不加整理的资料，会无法查索，无法使用，从而让中西现代性形成过程中出现“美学上的相辅相成”。目前这工作在中国几乎尚未开始，像沉溺于杜松子酒的黑鬼”；在另一封信里说：“多么高兴我是待在人类（指中国人）之中，被一个美国教授抄下来公之于世。而且，由于许多图书馆都对此有兴趣，而各家的选取标准不一，保证了存档人物的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