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笔记中，弗里德里希·尼采把歌德看做是激发他新的作品灵感的关键。因为歌德与尼采本身的天性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尼采看来是十分不可思议的，然而就是这些巨大的差别使尼采坚定了创作的信念。歌德没有从负面评价过人类的诸多生产生活的观点，也没有否认理性社会的产生。歌德像是宽宏的贵族一样接受了人类留存下来的大批文化遗产。这些淫念就成了尼采最后的希望。他渴望着自己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像是即将落山的太阳那样放射出柔和美丽的光芒，去照亮尘世中的一切价值，去净化世人那沾染了些许灰尘的灵魂。
尼采很轻易地就找到了《欧洲的虚无主义》和《对更高价值的批判》的写作思想与理念。尼采在这四年间总是在分析和批判着世上发生的一切，好的或者坏的。他奋笔疾书，尽力大声呼喊着：“我追求的是新鲜的空气，而欧洲荒唐的现状却在阻碍着思想的发展，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是最后这个呐喊被尼采强制地按了下去，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尼采把懦弱扔到了一边，忍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想要回答生命带给他的挑战，依靠爱的力量唱出了一首赞歌。此后他的思想按照自己的希望保持了平静的状态。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
欧洲现状真的是荒唐的吗？或许是因为有一些逃过我们眼睛的东西造成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要能在这原因之下认识到某种有用的值得保存下来的价值。这些都是后世所必需的，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抑制的。它们毫无疑问地对以后的世界是有益的，可是在我们眼里，它们是可悲的。
沉思：如果有人认为以上那些取得了所谓胜利的价值能够反抗生物学的话，这无疑是一种疯狂的想法。这种想法要求人们必须要用一种利益去解释它，而这种利益又是能够维护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内涵，即使要获得这种利益意味着要用虚弱和以前存在过的力量去获取。或许说如果整个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是否会灭亡？——这是问题。
为什么类的提升会危及到种的存在呢？
一个强大的种族通常意义上说都是一个极度浪费的种族，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
他压制住自己对此的厌恶情绪，尽量让自己不使用侮辱性的语言，而是静下心来慢慢考虑被谴责的对象。他曾提问说：难道群众就没有寻找真理和信仰的权利吗，尽管那些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群众才是人类的基础，是他们创造了整个文化。没有群众，何谈主人？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学会对那些造反的奴隶的种种行为进行容忍，因为现在他们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得允许他们创造出自己喜爱的幻象。我们得让他们明白劳动也是有尊严的。要是这样他们就会通过劳动而变得更加温顺的话，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信仰对一切都是有好处的。
他这样写道：
可是问题也出现了，如果要想让别人变得可以人尽其用，要让他永远不会出错像是一台勤劳的机器一样。那么他就得学会让自己拥有机器一般的美德，要学会如何忍受无聊的生活，并认为这种无聊是有着一定的魄力的。他一定要把那些让人感到愉悦的情感放到最底层去看待，而那种最高尚的、最高级的机械生存模式就该对它自己进行膜拜。
一种高级的文化要高于顽固的平庸状态，因此它就得建立在一个广阔的基地之上。
我们必须要创造这样一个广阔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很长的时期内减少人口，使得现有的人都要变得强壮起来。
减少欧洲人口是一个无法阻挡的伟大的进程，我们不应当阻止它，因为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它可以产生一种强大的积极力量，能够让人类最终成为一种更加强壮的人种，这些新产生的人种有着以前那些衰竭的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包括意志、责任、信心以及确立未来目标的能力。
这样一来，到1887年年底，尼采已经将他打算写的那部综合性作品的基本框架创建好了。他赋予了以前曾经鄙视过、辱骂过的那些不同的动机以某种权利和尊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最后一批草稿早就给我们展示出来了一些类似的迹象。尼采写道：“查拉图斯特拉的信徒们将幸福的希望赠予了那些底层的最卑微的人，而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他们自己。他们根据划分的等级制度来平等地分配那些体面和信任。”这时，尼采写作的宗旨跟以前的十分相似：“人道主义倾向并不以反生命为前提，他们适于用任何平庸的群众，也适用于要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人们。基督教的各种不同的倾向也是仁慈的，我们无法找到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像它们一样具有让人感到称心的恒久性。这是因为那些倾向适用于所有遭受苦难和衰弱的人，并且还有恭顺的态度而不是反抗的精神。如果有可能的话，满怀着爱去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和虚弱，这样对人们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1881年，尼采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不管我怎么谈论基督教的事情，我也不能去否定它带给我的精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经验，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会对它做忘恩负义的事情。”尼采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样的想法，他很高兴为自己童年时的宗教信仰说了一回公道话，直到现在，他也仍然把自己奉献给了这所有灵魂的信仰。
1887年12月14日，他给卡尔·弗挈斯写了一封信，这时尼采在巴塞尔指教的是一位笔友，信中尼采充满了骄傲的情绪。
我所写的东西几乎都不为人所知。在最近这几年中，我心中的焦虑达到了一种无可复加的地步。现在，我即将得到被人认可的机会，我首先要学会改变我自己，要为了更高的一种形式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客观。
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已经老了，我也不知道哪一类青年时期的生活对我有益。
在德国的时候，人们对我的怪癖很不满。但是他们并不明白我的中心思想在哪，也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如何变得这样怪。
笔记所署的日期是1888年1月份，尼采好像当时正在处理一些别的不同的问题。如果他在加以衡量并且承认了其权利的底层卑微的群众没有受到精英们的控制，或者说他们并不指向辉煌宏大的目标的话，他们就没有资格活下去。这样的话，那些上层精英们的美德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又是什么样的呢？这样一来，尼采又回忆起那个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是否能够给那个未知的伟大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呢，这个伟大一直被尼采从内心所渴望，但又或许它根本就无法实现。尼采又一次陷入到了悲哀之中。他对自己的敏感和烦躁感到不满，可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当邮差来送达信件的时候，尼采总是双手颤抖着考虑要不要将信件打开。
1月15日，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道：“对我来说，生活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艰难。我已经不能同现实保持良好的关系了：如果我不能成功将它们遗忘，那么我就会被它们撕碎……一旦我陷入到忧伤之中，我面前的就只有无尽的黑暗。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去做，可以说是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挺住。在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暗示自己好好生活。音乐给了我无法表达的感觉，它们让我得到了解脱，我不能再沉浸在自我当中了，我必须要去面对现实。我似乎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面对自我、思考自我。这样一来，音乐让我变得强大起来，一般来说，在晚上听完了四遍《卡门》之后，我就能够得到一个充满活力和发现的早晨。真是不可思议啊，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种纯天然的物质中舒服地洗了一个澡。如果我没有音乐，那我的生命就是一个错误的存在。”
我们可以试着追踪一下他创作作品的轨迹。他曾强迫自己去做一些历史性的研究，并且试图去发现那种可能产生更高尚人性的社会阶级、民族或者是团体。下面是他总结的现代欧洲人：
我们要怎么从一个由强健的人组成并有着古典趣味的种族中解脱出来呢？古典趣味就是指简化的和强化的意志，就是要真诚袒露内心的勇气。要让自己从这种类似混沌的状态中走出来并走上一个新的有机状态，我们就必须要受到一种强制性的约束。或者是消失，或者是强迫自己接受，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起源于恐怖和暴力的种族才有可能占据优势。这就是问题所在：20世纪究竟谁才是野蛮人？很显然，他们是出现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之下的，对他们来说，这些危机可以使他们显示出最持久的恒定性，也是最持久意志生成的保证。
欧洲人身上到底有没有这些可以让他们取得胜利的因素呢？尼采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断在笔记上记下自己研究的成果。
阻止现代性的最好障碍和治疗现代性的最好良药。
首先：
1.与真正战争相关联的义务兵役制度，这样的战争可以不让他们的头脑变得更加轻浮。
2.单纯集中的民族偏见。
尼采还有一些说法也可以证实上面几点。
我们唯一的手段就是要保持住军事狂热的状态，这可以为我们保存伟大的传统，也可以创造出更高级的人种。一切让敌意和国家之间存在永久性隔膜的情形都会这样为自己辩护。
那些跟尼采辩论过的人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曾经侮辱过民族主义，可是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尼采为了找到支撑点，又回到了民族主义之中。还将有一个更加意想不到的发现要产生。尼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预见到了一种政党形式，这种形式只可能是实证主义民主形式或者是其改良后的形式。他对这种政党表示了赞同，还给它下了定义。他看到了这两种有能力训导人类的有力而又健全的组织的特征。
一个不会凭借感情做事的和平政党将拒绝自身以及其中成员之间进行的斗争，也拒绝他们走进法庭之中。它将会挑起对自身的斗争、反对甚至迫害。它至少在一段可预见的时间内会成为一个被压迫者的政党。不久后，这个伟大的政党就会出现反对怨恨和报复的情绪。
一个好战的政党将用相同的逻辑来严厉地反对自己。它会在一种对立的观念之中寻求发展。
我们能否在这两个政党中找到尼采所宣告的、即将对欧洲造成巨大伤害的有组织的力量呢？或许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这个笔记是尼采草草写就的，因此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价值。它们在尼采的脑中一闪而过，当然也就不应该在我们面前掀起太大的波澜。尼采总是会观察四面八方的事物，而不将目光停留在一件事上。他对工人阶级的清教徒主义感到不满，因为他知道人类灿烂的文化是随着贵族政治而维持或者消亡的。民族主义也没能得到他的青睐，因为他热爱欧洲，热爱那里的传统。
尼采还能够找到什么途径呢？他曾经宣言说自己要在有生之年找到一个可以支撑更高级文化的基础。有时候他感觉自己找到了，可是并没有，这个基础强加给他一种无法容忍的狭隘倾向，因此他就放弃了这个虚无的基础。他在1875年（从年份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尼采很久了）就写道：“在一个思想家的脑中，总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那就是可能同时会有两个相反的观点迫使他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进，每一条都会束缚住他的思想。一方面由于他渴望认识未知，因此他就会不知疲倦地反抗已有的价值，而要冒险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另一方面他渴望不同的生活，所以他又要不间断地寻找适合他居住的地方。”尼采以前抛弃了瓦格纳，现在正在一个不确定的领域里徘徊。现在他又要去找寻一个可靠的支撑，那他找到了什么呢？他找到了民族主义，这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可是尼采却又要从中抽身：民族主义或许是一个粗俗的归宿，一个能够使民众团结的策略，或者是一个严酷的考验。也有可能不是，但一定不是欧洲精英们的宗旨，这是一种散乱的无法让人相信的宗旨，而他的思想却是以这种不存在的精英们作为出发点的。
尼采不去理会那些民族主义的思想，这在那个衰微的世纪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他又回头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对那些低下卑微的人有益的信仰跟尼采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到了拿破仑和歌德，两个人都没有受到自己所处时代和国民偏见的限制。拿破仑看不起法国大革命，却能够把这场革命的力量收归己有。一个鄙视法国的人最终却统治了它。歌德同样看不起德国，对它身上发生的斗争也不感兴趣。他只是希望能够占有人们的理想而已，想要保存并且丰富欧洲早已存在的道德财富。拿破仑知道歌德的伟大之处，歌德也在观察着这个征服者和现实主义者接下来的生活。他们两个是如此不同，一个是战士，一个是诗人；拿破仑让人们去屈从和沉默，歌德则在观察和沉思。他们正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每次做重大决定时必定出现的一对形象。他曾经赞美过泰奥格尼斯和品达所在的希腊、俾斯麦和瓦格纳所在的德国。现在那段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又把他引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之中，引向那个充满力量和美的欧洲，大革命后的歌德和拿破仑就是这力量和美的代表人物。
尼采在1887年2月13日给彼得·加斯特写过一封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尼采对他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说：“我还在尝试阶段。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尝试》的初稿，对我来说，这部作品也是一种折磨，我甚至没有再去想它的勇气。或许十年以后，我会做得更好一些。”他为什么会感到不满呢？难道他对这三个月来所做的一切（强加给自我的顺应虚弱者和群众需要的宽容与妥协）感到厌倦了吗？难道他这么急于表现出自己的愤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