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此次危机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王松奇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表面上是这些国家资本流出入管制政策出现失误，实质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中只重视吸引外资和助长泡沫经济的短期资本投入而忽略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和新技术应用，因此在遭受外部金融冲击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立即暴露出来，对经济和社会安全造成了致命威胁。
在当前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除了修复存在弊端的金融体制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发动新的技术革命，借此化解扩大的经济危机。对于美国而言，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又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源头，其解决问题的措施必然受到世界的关注。在以往，美国的霸权地位主要由三个方面来支撑：军事力量、美元体系和科技创新。如今，金融危机已使美国的美元体系摇摇欲坠，难以发挥原来的力量；尽管仍保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由于受伊拉克战争拖累，美国也难有足够精力连续发动战争，借以转移国内的危机。因此，美国只有依靠其强大的力量推动技术革命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美国发动新的技术革命，必然以解决国内国际存在的基本问题为首要任务。从国内来看，美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供应危机，由于长期以来维持着过度消费，美国以全球3%的人口消费了全球25%左右的石油及其他化石能源，而自身仅能提供所需能源的60%、所需石油的35%，创造财富的能力受到极大约束；从国际来看，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200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全球变暖超过了恐怖主义、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被认为是未来几年内影响世界的首要问题。因此，能源技术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必将成为美国推动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
当有新的科技革命的苗头出现时，发达国家必然会争先恐后，从而激发技术创新的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为扭转自身的经济衰退，很可能会减少甚至撤回投资到国外的资金，并减少劳工输入，这对于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速度。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除了防止本国的金融部门崩溃之外，还应集中力量推动技术创新，并充分发挥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作用，促进国际清洁能源技术的扩散，推动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产业升级，以此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自主创新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战略选择
100多年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危机前后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锐意创新的国家和企业，都能很快摆脱危机并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下述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1}。
1. 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定增长的强大杠杆
技术创新的活跃带来经济繁荣；而技术创新低迷，则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伴随经济波动，一些昔日主导性产业逐步衰退，而另一些新兴产业在创新的推动下茁壮成长，成为支撑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力量。自1788年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起，这样的规律就反复显现。其中美、日、韩三国在危机中的各自发展就是有力证明。
（1）美国在大萧条后依靠技术创新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20世纪初，美国通过石油开采、冶炼、电力与电气技术创新，推动钢铁、汽车、化工、电气等产业快速扩张。自汽车工业采用流水线作业的重大技术革新后，生产能力迅速增加，汽车销量于1929年突破500万辆。但是，随着投资被过度挖掘，主导产业大量生产过剩，加上制度性因素等导致大萧条爆发。在大萧条动荡期间，通信、化学合成、有声电影等新技术逐步成熟，推动电信、无线电、合成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及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回升。1939年，美国逐步转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大萧条导致经济倒退了近30年，而新一轮技术创新则使美国经济只用了8年就基本得到恢复。
（2）日、美两国在石油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使得节能型、低耗能产业迅速崛起。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因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受损最为严重。但是，日本大力推进“节能技术革命”，加快新能源利用技术以及节能技术的自主研发，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重心向电子机械、家用电器等低耗能产业转移。同时，抑制传统产业规模扩张，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如造船业实施扩能控制，注重加强船型开发，竞争力大幅增强，迅速扭转了不景气局面。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日本GDP实际增长了47%，而一次能源消耗量只增长了17%。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受影响最轻，并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同样，在石油危机期间，以化工、钢铁、汽车等“烟囱工业”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也遭受严重打击。危机后的美国大力推动附加值高、能源消耗低的新兴产业发展，使通信设备、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技术产业快速崛起，成为经济新的主导力量。1993年，美国工业增长的45%已由高新技术产业带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40%以上。同时，传统产业规模缩小，钢铁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从1.9%下降到1.6%；汽车工业占GDP比重从3.7%降为2.1%。
（3）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快速步入知识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期。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而此时韩国仍以重化工为主推动产业规模扩张。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企业大量倒闭，实际失业率高达12%，经济几乎陷入瘫痪。这促使韩国政府痛下决心依靠创新加速产业优化升级，国家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实施《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法》，把大学的科技拨款从8.4%提高到12%，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开发，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等28个知识型产业，仅在3年时间内经济率先复苏。其间，韩国IT产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6.4%，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8.6%增加到2000年的12.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5%。不仅基础研究水平达世界一流，而且汽车、电子、冶金、造船、动漫甚至美容等产业都因具有原创能力而走在世界前列。
2. 支持科技创新是政府应对危机战略举措的核心内容
近百年来，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是，在尽快稳定经济、恢复生产的同时，着眼于危机后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1）确立和提升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提出美国科技发展的五条基本原则，为此后美国科技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基础框架。日本在石油危机中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将“科技创新立国”上升为基本国策。新加坡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启示，于1991年成立了国家科技研究局，并开始实施第一个科技五年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较快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改“出口立国”为“科技立国”，致力于建立“以科技为中心的社会”。
（2）将科技投入视为重要战略投资不断加大力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5%以上，日本为4%左右。美、日政府的研发投入均占到国内研发总投入的一半以上。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的研发投入剧增，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7年的3.61%上升到2001年的4.4%。
（3）超前部署前沿技术研发以奠定结构转型基础。美国特别重视把国家军事战略需求与经济发展结合。在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大力支持信息通信、空间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尖端技术研发；同期，西欧18国共同制定了尤里卡计划，重点加强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5个优先领域的研发。正是这些面向未来的技术成果，为后来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4）重视发挥科技创新政策的导向作用。早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就颁布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联邦政府必须采购美国货物和服务，以保护本土企业。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特定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对重点产业技术开发提供补贴、税收和金融优惠。韩国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迅速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产业政策方向及知识基础产业发展方案”，全力发展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
（5）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美国在鼓励企业自由竞争的同时，不断强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石油危机时，美国政府联合企业共同实施“Sematech计划”，显著提高了半导体企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扭转了全球竞争中的不利局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企业的扶持向成果产业化阶段扩展，突破以往仅限于“竞争前阶段”的限制。日、韩、新等国，更是把支持企业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从研发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等各阶段都全面给予支持，帮助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3. 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是挺过危机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出路
经济动荡往往成为企业进化的重要时机。很多世界级大公司正是因为从不放弃技术创新，危机不仅没能击垮它们，反而成为做大做强、跨越发展的难得机遇。
（1）始终保持旺盛的研发活力。100多年来，这些世界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产业。现代化学工业发展始于杜邦、拜耳等，现代通信业发展始于贝尔等，现代汽车业发展始于福特等，现代钢铁业发展始于奥钢联、新日铁等，现代计算机产业发展始于IBM、英特尔和微软等。全球跨国公司拥有世界70%的专利和2/3的研究开发经费，而美国85%的发展研究、60%的应用研究和16%的基础研究均由企业完成。
（2）致力于在产业链高端占据领先地位。在危机中，世界级企业始终坚持开展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占领行业制高点。在大萧条前后的11年里，杜邦公司投入2200万美元和230名科技人员，致力于合成纤维开发，于1938年成功研制了世界第一种合成纤维——尼龙，从此奠定了全球合成纤维工业的基础及杜邦在全球化学工业的领军地位。
（3）以产品创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面对危机中市场需求变化，世界级企业主动做出反应，集中开发新品。日本汽车企业抓住石油危机对小型节能车的迫切需求，迅速组织开发出可节油25%～30%的新车型，成功占领全球市场，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期，1980年的汽车年产量达1100万辆，超过美国成为当时第一大汽车生产国。
（4）通过适时转型升级实现新的发展。世界级企业敏锐地把握全球最新产业发展动态，通过实施战略转型，获得更大发展空间。1997年前，韩国三星多元化规模扩张，从索尼购买核心芯片。危机使三星痛定思痛，大刀阔斧地重组业务，将10个非核心事业部出售，全力研发自主数字技术产品，2003年一举超过索尼，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信息公司。
百年危机史告诉我们：
（1）科技创新是产业更迭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历史表明，只有依靠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受危机影响才会更小，走出危机才会更快，由此危机之后的发展也才能更为迅速。要在未来赢得一流的经济竞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
（2）政府应对的明智选择是创新发展的强力保障。在危机中，政府应体现远见和魄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大对新兴产业、关键技术领域的支持，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信念。
（3）企业必须具备勇于开拓创新的胆魄。企业必须具有敢于创新的气魄和毅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切实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使企业永远处于发展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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