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不满现状，早有外出谋生的打算；也许纯粹是因为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一怒之下的冲动之举。宴席受辱后不久，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乔贵发背上行李，离开了乔家堡，既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陪伴。他只身悄悄地去了祁县的贾令镇。这里地居官道要冲，是南来北往的商队必经之地。因为这些商队中，常有祁县人来往，乔贵发一听到祁县口音，便给人家帮忙，混熟了后，他便随这些商队去了口外。到了口外后，脑子聪明伶俐、身体又结实的乔贵发很受人欢迎，听他又是祁县口音，是山西老乡。在山西商人集中的地方，很容易找到事情做。这时的乔贵发，不怕苦也不怕累，选择了吃大苦而挣钱多的拉骆驼的活计。他一年四季走在路上，吃在路上，睡在路上，风餐露宿，风雨无阻，不停地运送商品。北起归化城，南到汉口等地，由北向南途经内蒙古、山西的右玉杀虎口、宁武关、太原、祁县子洪口、武乡、沁州、潞安府、河南开封等地到达汉口，这是乔贵发常走的路线。乔贵发在这条商路上走了几年，愈往北走，条件愈差，愈往南走，条件愈好，虽然他这几年遇到了种种痛苦的遭遇，但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悟出了一些经商做买卖的道理。后来，乔贵发又到了萨拉齐厅老官营，用多年积攒下的钱开了一个豆腐铺，同时还做生豆芽生意。这是他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学的手艺。由于这里没有做豆腐、生豆芽的，独家买卖上市，故此吸引了不少顾客。特别是山西人，在蒙古能吃到豆腐、豆芽，很不容易。因此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乔贵发急需找个帮手。这时，他想起了种菜卖菜的老秦。老秦是徐沟县大常村人，和乔贵发也算半个老乡。他找到老秦，把合伙做买卖的事情一谈，老秦满口答应。于是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合作做起了磨豆腐、生豆芽出卖的小生意。从此，二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意也很快兴盛起来。可是由于别的人群起跟风，做豆腐这种买卖，在萨拉齐很快就发展了好多家，打破了他们独家经营的局面。乔秦二人合计，准备放弃做豆腐的营生，另谋别的生意。
三、经营草料店和杂货庄。
乔贵发和老秦决定放弃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后，离开萨拉齐，去包头一带的西脑包（今包头市东河区西部），这里是山西商人做买卖到蒙古西部草原再到宁夏的必经之地。当时这里还不繁华，但前景可观。乾隆六年（1741年），乔秦二人在这里置地盖房，开设了一个草料店，并兼做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进一步兼营打造银器。当时规模不大，也没有什么正式字号。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精打细算，苦心经营，加上待人接物态度好，生意日渐有了起色，买卖颇为兴隆，为以后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他们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曾有几年，由于种种原因，生意做不下去了。乔贵发回到乔家堡老家种地，只留下老秦一人在包头看守摊子，维持惨淡经营的门面。乾隆二十年（1755年），包头一带粮食大丰收，粮价一降再降，特别是黄豆，价格更便宜。老秦为了给以后做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购存了大批黄豆。不想，到了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黄豆竟成了缺货，价格不断上涨。这时，老秦看到有利可图，就把购存的黄豆，售出了一批。这样就赚了一笔钱。老秦认为买卖已有了转机，便亲自回到祁县把乔贵发接到了包头。乔贵发再到包头后，二人一商议，为他们的店铺起名为“广盛公”店，也就是一个杂货庄。经营了一段时间，生意较为红火，但他们发现，商业中心逐渐向东河区转移。随后，乔秦二人又将广盛公店迁移到了东前街（今包头解放路），经营范围也有了扩大，加上经营有方，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几年后，在东门大街路北购买了几亩地。修建了一座屋宇广阔的大房院。从此，结束了广盛公店，新开了广盛公号，成了包头一家颇为像样的商业字号了。这时，乔秦二人也结束了他们既是东家，又是掌柜，事事都亲自干的小店铺的局面。聘请了经理（掌柜），主持全面业务，扩大了经营范围，绸缎、布匹、副食杂货，不分行业，能赚钱的应有尽有，但主要还是油、酒、米、面“六陈行”，也做些粮盘、钱盘等投机买卖，有时还贩运马匹到河南等地出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原籍祁县乔家堡准备娶个老婆，这时有一个姓程的寡妇，还带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名曰全德，这个寡妇愿意嫁给他。本来，乔贵发这时已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在包头娶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但他觉得自己年龄已经大了，长年在外，家里又无亲属，屋里需要一个内当家的。为了顾及他能在外安心经商，家中又能有人主持家务，乔贵发想定主意便和寡妇程氏结婚了。婚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那就是乔全义和乔全美。
四、搞投机赔本，起死又回生。
乔贵发在包头做买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做过一次赔本的买卖。
乔贵发来内蒙古后，谋什么成什么，尤其是率先买树梢（农民春季急于用钱，向商号借支银钱货物，以种青苗庄稼作抵，议定极低廉的价格，到田禾收获后，照议定的价格交粮，俗称这种投机买卖为“买树梢”），得了暴利。人们称赞他，羡慕他，他的头脑便开始发热。有一次，他把店铺生意交给老秦管理，自己再一次搞起了“买树梢”。他带上了足足够的银两，到了土默特川上，这次“买树梢”，他既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秋后粮价是涨是降，也没有过去买树梢时那种辛苦扎实的农田收成察看，在具体定价付钱时精明的讨价还价也没有了。像这样漫不经心地做买卖，对乔贵发来讲还是第一次。粗心大意的结果，造成了秋后的市场粮价大大低于他买树梢的定价结果。乔贵发终于在这次买树梢中栽了个大跟头，几乎把老本都赔光。幸亏平时声誉较好，再加上顾主和同行的支持，乔贵发才有了喘息和恢复的机会。这件事本来是乔贵发一人所为，他也觉得自己应负主要责任，承担全部损失，但老秦很厚道，还是共同承担了这次亏欠。从此以后，乔秦二人一致努力，把他们的广盛公号办得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不仅还清了巨债，而且买卖越做越好，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乔秦二人的买卖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这时，乔贵发已经快70岁了，乔秦二人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告老还乡，由三儿子乔全美继承父业，主持了业务。乔秦二人告老还乡后，虽然脱离了商业字号，但是，身心也没有完全闲下来。老秦在徐沟城内购置了大片土地，起房盖屋，过起了财主的气派生活。对吃穿极为讲究，就拿吃来说，不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中游的，山上长的，树上结的任何美食，秦家都要享受。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年龄已69岁，但他没有像秦家那样大兴土木，大吃八喝，只是在其院址上盖了个比较像样的四合院，吃的也很普通。另外，乔贵发和老秦做买卖时，他是老大，吃苦多，动脑筋也多。特别是买树梢赔本，更使他终生难忘。几十年的商业经营，使他深知做买卖的艰难，也懂得了做买卖有赔有挣，必须做到既能赚得起，也能赔得起，思想上要做到有备无患。因此，他把能挣下的钱储存起来，以防不测。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教育三个儿子，教给他们做买卖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他还再三强调，乔家必须代代不忘艰苦创业的辛酸。乔贵发常给儿子们讲他艰苦创业的历史，讲他粗心大意、“买树梢”赔本的历史，让他的后辈永远保持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习惯。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去世，享年72岁。
乔贵发是乔家大院的发迹始祖，乔贵发后是他的儿子乔全美，乔全美后是他的孙子乔致庸，等等。从清朝乾隆年间，在包头经商起家，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中华民国，到全国解放，历时200余年。据有关资料记载，乔家商业最兴盛时，在全国各地的商业字号就有200多个，特别是大德恒、大德通票号，更是全国闻名。当时，乔家仪流动资金就达1000多万两白银，连同固定资产计算在内，恐怕就有数千万两白银的财产。这些虽然是乔贵发之后发展起来的，但和乔贵发这个创业始祖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乔贵发的背井离乡，只身走口外，创设草料店，又改广盛公，就不会有后来的复盛公、复盛菜园、复盛西、复盛全商号等众多商号，也不会有大德恒、大德通票号，更不会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谣。
9．阎维藩：被选为首席议员的票号经理
清咸丰八年（1858年），阎维藩出生在祁县下古县村一个贫寒人家，光绪元年（1875年）人开始在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经营思想与东家有了冲突，故谢辞回乡，后又任祁县大德恒票号任经理。民国8年（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阎维藩任经理：除此以外，阎维藩还做了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业。1946年，被选为首席参议员。1949年1月13日病故，享年91岁：
一、弃儒从商，初入蔚长厚。
阎维藩，字竹圃，祁县下古县村人，出生后因家境贫寒，一直没有上学读书，在家里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治七年（1868年）阎维藩10岁那年，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父亲才让他上了学。但几年之后又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后经人介绍，到平遥蔚长厚票号当了学徒，走上了弃儒经商的道路。到了平遥蔚长厚票号后，由于虚心好学，故进步很快。又由于他应对如流，非常灵巧，深得伙友的好评，掌柜对他也极为器重。出徒后，被派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当伙计。之后，他有幸结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拜了把子，结为金兰之交，终于获得了公款的经营权。从此，福州地方经费和军饷调拨全由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经办，从而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生意出现了连年盈利的局面。阎维藩和恩寿交往，一方面带来了很多好处，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盈利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给阎维藩添了不少麻烦，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透顶，买官卖官风气盛行，恩寿为了升迁，需要一笔钱进行贿赂，便求助于阎维藩。阎维藩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恩寿还是有前途的，便同意给他垫支。他问恩寿需要多少，恩寿举了一下拳头，又伸了一下巴掌，阎维藩以为恩寿要垫1．5万两白银，就答应下来了。可是，恩寿说要借15万两，这下难住了阎维藩。借吧，数额太大，不借吧，两人又是拜把子兄弟，而自己也已经答应了。最终，他认为恩寿前程肯定会前景光明，将来不会亏待蔚长厚票号，就私下拿了15万两白银，让其进行了贿赂。这件事，后来让平遥蔚长厚总号发现了。阎维藩违犯了号规，总号派人前往查处。可派去查究的人到达福州时，正遇上提拔恩寿为汉口将军的圣旨下达。因此，查处之事也只得从此作罢，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后，阎维藩思想颇为恼怒，总觉得丢了面子，如果继续在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呆下去没什么意思，便准备离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另谋出路。
二、受挫回乡，又入大德恒票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