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刚立，朱元璋就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
李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不应该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是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信奉的“为政以德”那一套过于温良恭谦让，不足以为政治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裁决如流的相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
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财富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普世的家国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才是第一位。
儒家推崇的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其头脑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制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人性在这种权力游戏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那是一件让人多么过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唯马首是瞻，可是制度的鸿沟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当然这是宰相的想法，可是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在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
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运行当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居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则要稍逊一筹，只能算得上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
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两条腿走路，可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
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他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眼前的幻境冲昏头脑。更何况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之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了个罪名扫地出门。朱元璋将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是淮西出身，对于淮西集团内部人士有着强烈的护犊之情。在李善长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也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就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淮人朋党。
战争年代，权力者需要乡人的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蓝图已定。虽然还有一些不服气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没事打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是放眼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权力格局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
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通行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触及到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地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汹汹。
可现实逼人，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这难免会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于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创了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在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中，进京赶考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并不仅仅只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于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一份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于李善长之手。没有百分之二百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来工作。
李善长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他表示除了朱元璋外，自己哪儿也不愿意去。话语说到肺腑之处，居然表现得涕泪满面。这种态度让朱元璋很受感动，从此愈发器重。
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实在找不出一个与他撕破脸皮的理由。
建国之初，朱元璋并没有想过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臣。从他对功臣的封赏之重来看，他还是产生过与这些革命战友共同分享胜利果实的想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朱元璋对付功臣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是统一大业尚未划上圆满的休止符，还需要功臣们尽心竭力；二是朱元璋和诸臣一路走来，如果说连一点革命情分都没有，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中的大多数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地区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讨饭放牛的穷哥们，比如写信拉他入伙的汤和。
也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创业阶段粘合了人心。
在帝国的整个创业过程中，“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官场上也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何为差序格局？用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的话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那么它所分离出来的子系统也就越多，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成分也就会越发严重。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配。
“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转化为帝国官场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