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指出，新加坡仅仅用一代人的时间，让自己脱离后殖民期的贫困国家，是世界现代史中独特的经济发展案例。那么多年过去了，全球化、科技化使我们迈向现代化，我们获得更多，但相对的，我们是否也同时失去了更多？人在新加坡，面对世局的瞬息万变以及人事的几经沧桑，有时的确令人措手不及，而多思善感的作家，总爱感慨今非昔比，对保留本土文物，宣扬温故知新，一直是大家奋力的目标。
母题的演进，又使新加坡华文作家从南洋热带雨林图像，走向国际花园城市的书写上来。
南洋、殖民地、多元文化与现代化都会等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提供了新加坡作家不少写作素材，形成独特的南洋与都会图像。许多作家，在热带雨林的熏染与多元都会文化的冲击下，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早期的散文作品如蔡欣的《街戏》、符气南的《帐篷·鼓声·宴会》、葛凡的《中元节忆旧》等展现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国家，社会活动多姿多彩，经过多年的繁衍与演化，形成独特的南洋华族文化属性。
一般游客在抵达新加坡后，常会被一路上两旁的翠绿树木和鲜妍的热带花朵所吸引，顿然觉得这是亚洲少见的花园城市。刘蕙霞的散文《新加坡有多绿》，正是描述新加坡如何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港口转变为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又获得花园城市的美誉。她认为新加坡人其实是付出很大代价与努力的。李永乐的散文《锐变三十年》写新加坡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认为有些人不禁陷入迷思，在反省在弃旧迎新的同时，他认为我们到底获得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而得失之间，该界定生命价值的“亏损”和“盈余”。他写道：
环境和社会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了，假如你曾去国数十年，回来以后必定惊觉，几乎所有的“可视记忆”，比如旧建筑和老街，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这个岛国上都已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崭新而陌生的外在与内在。
从新加坡华文散文创作的背景与现象来看，其题材、思想、风格与新加坡的国家建设与发展有密切关联，许多华文作家从早期的“移民身份”与“南洋色彩”，渐渐转变到“国家认同”与“国际都会文化”上来。然而在新旧交替之际，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物质科技，常处在相互对立的局面，新加坡华文作家，经历了多年来的传承，十分重视本土框架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形成新加坡国家文学的一部分。文学创作不是孤立、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它有一种社会性和目的性，新加坡华文作家在散文作品中留下了一定的烙印，具有中华文化属性，包括其用途及深层含义。文化属性能反映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具有民族特色的遗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研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实物资料。文化属性的范围很广，可表现生活习俗、文化风尚，涉及到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既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又反映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它对于了解不同族群民风习俗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生活及文化状况，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新加坡华文作家既希望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建立国际化形象与地位，又希望保留南洋特色与文化传统。因此在新旧交替更换之中，内心常有许多挣扎。不少作家对乡村生活十分怀念，感叹时代的变迁把他们童年的欢乐给带走。陈志锐《永不迁徙的版图》、文恺《夜探故居岁月》、石君《女皇镇与我》、谢清《故居，一把湮远的回忆》、莫河《凤凰园里的童年》、洪生《那竟已不在的儿戏》等，敏锐地觉察到社会高度发展与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损失，作家的童年往事，只能在文字里回味。陈志锐在《永不迁徙的版图》（2001年）中这样坦陈：
对于许多深邃温暖的往时往事，我总是怯弱地将之轻轻藏匿于回忆的底层，生怕一个不轻意地翻开，现实现世的空气会无情地把曾经的美丽氧化，为时空距离的美感铺上一层时光的锈。说艰难，因为愈是美丽，潜藏得就愈隐蔽；说是易事，却是因为翻开后的汹涌，竟是如此自然地澎湃在纸上，荡漾在字里行间。
随着社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华文作家感受到南洋景观发生显着的变化。作家们从甘榜、亚答屋、锌板屋，搬进组屋，走上现代化都市的生活。陈清业《水源区上空的彩虹》写道：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岛，土地面积狭小，岛上没有高山大河，然而新加坡中部广大的水源区的上空兴建“树顶吊桥”（Tree Top Walk），那不就是在我们有限的土地上，开拓出更广阔的旅游空间吗？
尤今《家在组屋》写有人把新加坡的组屋比喻为“鸽子笼”，主要是因为组屋是一户挨一户、一家接一家，紧紧密密的挤在一块儿的，可是她和家人由三房式的组屋，搬到四房式的，再由四房式的组屋迁入五房式组屋，愈住愈宽敞、越住越舒适，她感性地说：
现在，母亲坐在栽满了鲜花的阳台上，享受着徐来的清风，回首前尘，总不由得露出欣慰的笑容，说道：“啊，总算熬过来了！”
从尤今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在建国前所历经的风雨，由抗日到光复，由反殖到自治，再由新马合并到走向独立。作家以传统、清雅、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精神，抵抗物质文明的侵袭，是散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向度和理性主题。通过这些书写与建构，一种有深度的共同体逐步形成，这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文化行为，可以抵抗失根、失忆的物质洪流，在多元环境下，仍保持着自身文化身份的意义与功能。
在一代又一代新加坡华文作家笔下，“南洋”既是一种意象又是一种图像。要说“南洋”的独特之处，除了“南洋是南方的海洋”的地理概念外，文化属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如多元种族的文化与生活习性、习俗，热带雨林的大自然现象。这在作家笔下，都形成一道道风光奇异的南洋风景，同时也赋予了另类文化属性。如王润华的散文《后殖民的榴莲滋味》，就把南洋的水果写得十分形象生动：
榴莲是热带水果之王、山竹是王后、红毛丹是妃子、波罗蜜与尖柏达是皇亲国戚。这些水果都是跟随榴莲的成熟季节而一齐出现。可见英国殖民者在开垦果园时，已对热带水果作过详细的研究。如果所种的果实成熟季节不一，而果园地点偏远，对人力资源也不合经济管理，这些也经过精心设计。
这和他写《沉默的橡胶树》给南洋带来无尽财富，写《雨树》（1981年）的人文关怀，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润华认为，雨树最能表现南洋的人和万物的生态与文化：
新加坡原是一个热带雨林的小岛，植物的天堂。即使今天，植物还是茂盛地生长着。置身在植物的天堂里，我最大的享受，是观察植物的个性与生活，聆听植物与鸟群风雨的对话。
在《在橡胶王国的西岸》（1981年）一文中，王润华把橡胶树比喻为新加坡早年的拓荒者，同时也是经济的生命线：
橡胶树是早年开拓南洋勤劳的华侨之化身。绿色的橡胶树从巴西移植过来后，再依靠华人移民的刻苦耐劳，才把南洋时代的蛮荒，毒蛇猛兽，原始森林，通通驱逐到马来半岛最险峻的主干山脉上。
除了王润华，不少作家也从热带雨林的植物、飞禽、水果、生活习俗中汲取灵感，创作大量富于南洋色彩的精美散文。如林臻的《火焰多多缀满枝》与《喜啖榴莲六月香》写热带的红毛丹树与榴莲树，莎克的《椰树》写童年乡间挺拔的椰子树，南飞雁的《九重葛》写九重葛光焰夺目与旺盛的生命力，李艺的《椰林满园的樟宜村》描绘了一幅南洋乡间景色……从而从不同的角度拼凑成独特的南洋图像。
不少新加坡华文作家，在新加坡时并不曾思考南洋的文化属性，可是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就开始思念把自己妪煦成人的南洋。黄向京的散文《你是南洋人吗？》通过几个不同的角度，写新加坡青年在离开新加坡之后，对南洋的看法与产生了归属感。有朋友在德国某小镇念书几个月后，一边大喊欧洲沉闷乏味，一边开始想念南洋的夜市人气、热带植物，认为南洋热带雨林的植物野性得毫无理由，不像欧洲的植物都经过人工的规划。当自己身处在新加坡时，黄向京觉得“南洋”离她很近，却又似乎很远，所以她说：
每一步通往它的路，一点点地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那样谦卑、平和、知足、热情、坦荡、迷人。世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南洋，充满慵懒热软的情调，在纷纷扰扰的世界过家常日子。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常年是夏，温暖肥沃，雨水充沛、蕉风椰雨、草木茂盛、瓜果飘香，衣食无忧，养成南洋人温和热情、知足常乐的性格。每年季节风一吹，海面上的船只络绎不绝，印度人、中国人、欧洲人曾来来往往，带来贸易、移民或殖民、战争，却从不曾夺走这里的悠闲节奏与情调。
黄向京特别强调南洋多元种族、语言、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南洋人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包容性。这就好比新加坡的组屋，各色人等同住一个屋檐下，皆大欢喜又面目不清地混杂一起。南洋的色彩是多元杂陈，却又相互纠缠，久而久之成了一件不折不扣的斑斓“百衲衣”。
与南洋风味十足的散文对比，新加坡人翘首期待的滨海艺术中心（2002年峻工开张），便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象征。这座文化坐标有人管它叫“大榴莲”，因为它的外形框架，像两瓣打开的大榴莲，具有独特的南洋风味。榴莲是热带水果中的果王，而艺术中心的意义，在于把新加坡发展为一个国际都会，同时也将文化艺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在《荒凉自下一个世纪》（2003年）中，希尼尔这样写道：
我们拥有第一远瞻的艺术抱负（复兴文艺），第一荒芜的文学园地（以经济效益的方程式推算），第一繁忙的艺术码头（每年有定期的舶来展）。只可惜，这些都不像是影响或引导一个人文心态与心境的主要因素。也许我追寻的仅是一个精致的文学心灵，即使处身于一个纷扰的大环境里。
希尼尔指出，网络科技支配的时代，也许能赋予文学正面的冲击，相对地也给很多人带来负面的隐忧，而作家以文本形式出版，依旧有它的人文功能，文学断然不会消失，除非人类的心灵枯竭。
新加坡这座城市，和万物一样，静静地在蜕变，一如生命的荣枯与社会的变迁，作家们在文学里寻到了永恒。生活在这个城市，华文作家如同呼吸一般自然，也如同呼吸一般舒畅。新加坡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后殖民文学，具有移民殖民地后殖民文学属性。不少新加坡华文散文作家，虽然接受的是英国殖民文化的遗产，但在表现上大都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为主轴，强调人的个体价值，以提升生活素质和美化人生为关怀、为境界，找回对“鱼尾狮”的文化认同感和生命归属感。
（三）母题演进的策略
从新加坡华文文学由“新加坡拉”（“狮城”）到“花园都会”书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一种文化母题生成、演进的若干规律，以及作家运用的艺术策略。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典神话传说中由“海上巨人（鱼）（兽）”构成的文化母题，催生了新加坡人“鱼尾狮”的独特文化想象；这一特色意象又催生了新加坡城市（国家）主题文化；主题文化贯穿于文学写作中，更因现代化的崭新追求，发展、丰富为一种本土文学传统与亚洲文化图像结合的趋向。这样，从一个古典的“海上奇闻”母题出发，由意象到图像，把文本的点、线、面串起来，慢慢放大，不难看到一个滨海地区的文化历史，从城市、国家、乡社、种族到身份认同等意识，——隐藏在母题背后，潜藏于语言、文字、意象之间，跳动着历史与时代的脉搏。
其二，从母题的生长看，一个传统母题并非总是凝固在一个点上，它随着感性的和抽象的、理性的和想象的思维能力的渐增，随着创新与突破精神的驱动，会使原有母题有新的元素源源不断地充实进来。可以想见，面临大海，身处岛国，一旦心怀寰宇，全球牵引，有人文自觉的作家会以积极入世的情怀和应世策略，更加对这片滨海地区的多元文化与历史遗产情有独钟，更加对社会环境变迁、都市意识形态作出深切的回应和反思，对接传统母题，倚仗文化本源，立其主体，出其心裁，求其变奏，使母题的演进犹如活水般流动不息。
其三，从文化的流播看，传统母题在新加坡的生成与演进，从“狮城”、“鱼尾狮”到“家在花园城市”，一个文化大意象、大图像破解了一座名城崛起的密码。如今，“鱼尾狮”成为饮誉世界的标识，一个与众不同的母题文化成了打开全球名城之门的金钥匙，新加坡的建设者与书写者为这片土地立下了不世之功。放眼世界，我们不难看到，从威尼斯用水征服了世界，到鹿特丹用船承载起了欧洲；从夏威夷用波利尼西亚文化迷倒了来自四海的游客，到罗马建筑让山岳为之震撼；从维也纳用音乐勾住了亿万人的梦魂，到佛罗伦萨用绘画与雕塑让所有目光为之赞叹；从洛杉矶用电影梦幻倾倒了男女老少，到巴黎用时装把人生装扮得五彩缤纷；从达沃斯用论坛推动了财富世界，到汉诺威用会展拉动了全球经济……从这些世界名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城市没有城市主题文化，这个城市只能成为一个城市，而不能成为一个世界名城。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同的情况下，有的城市成为耀眼的星辰而有的城市黯然失色的原因。“水”、“船”、“音乐”、“梦幻”等等都曾是富有特征的意象以及由意象组成的文化母题，它可以成为一部作品鲜明的主题坐标，它以其开放性和自由度，流播于、运用于古典城市主题文化向现代城市主题文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到母题的文化意义，它不仅作用于“过去式”，也能作用于“现在时”。尽管不能夸大文化母题的“全能性”意义，至少它为我们打造有特色的、崭新的物质精品与精神精品，提供一种永续的史实和拓展想象力的资源。
从意象到图像，是母题的凝结与放大；从历史到现实，是母题的衍变与推进。这个过程是原初的文化象征意义被重新发现、解读、审视和重新建构的过程，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家进行新创造的一个艺术路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