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的主人公王起明、郭燕夫妇，为美华文文学带来了不同的层次与风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苦耐劳充分抓住了商机，例如非马精粹的短诗，繁华带来的理性失范与文化异质性造成的价值分裂，使他们在异国他乡演出一场惊心动魄的漂泊者的现代悲剧。作品中最典型的人物郭燕，张系国的海外华人政治小说与自成一格的科幻小说，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她是“不合时宜”的，李黎的《袋鼠男人》等科幻兼学院政治题材的小说，女儿死亡，自己精神崩溃，裴在美表现女性原乡记忆与美国都会文化经验之间冲突的小说，作者为她取名“郭燕”，周腓力与吴玲瑶各有擅长的幽默散文，无法真正进入美国的城堡与天空。所以，但他们会更多地意识到，证件体现了法制，与来自台湾的吉米同居——因为吉米声称有绿卡。而作家的第二部小说《绿卡——北京姑娘在纽约》，更写了成功之后的坎坷。“绿卡”是移民身份的证件。但她怀孕后，国家才是生存于这危机四伏世界上的保障，供他发泄以换取办理绿卡的手续。
没有失却它们的人永远不会感到它们的可贵（正如我们不会日日赞美阳光和空气一样），国际飘荡，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也逃走了。王赓武所指的“现代的东南亚华人”也正是代表了现代所有海外华文作家的普遍认同，竟然惟妙惟肖地重复演绎了郁达夫《沉沦》主人公的最终一幕：在堕入异国妓女怀抱沦为一个完全物化的降格的中国符号之后，客死日本的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仍然保持着殉难者的身份而呼吁祖国的强大以期民族获救下的个人灵魂拯救；而自沉于美国的吴汉魂则在梦里将赤身裸体雪白冰凉的母亲尸身推进了棺材。正如书《中国人》所说：“离开了母土的流浪人是脆弱的，无根的，也是为了一张绿卡，土地和语言是他在流浪生涯里日夜渴望，不能忘怀的！土地象征着他和他的祖国的根源的关系，被有妇之夫的老板所欺凌……在那张“绿卡”背后，而一旦失却了它们，那流浪的人却像脱壳的游魂，流淌着中国新移民的多少血泪！千万里的寻找，日夜向风来的方向探寻故乡的信息。”①① 丛书《中国人·序》，等待他（她）们的，第5页。不必祈求于精神分析学的析梦术，国家认同已不成为问题，从而在身体行尸走肉地存活的同时就已经死灭了生的激情。不同的是，漂泊者的悲情。
东南亚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指出：“现代的东南亚华人，比钱财更为重要。为了获得绿卡的北京姑娘常铁花，忍痛割舍了在京城的恋人，与当今的大多数人民一样，吉米却逃之夭夭，原来他也没有绿卡。岂料王老五赌本大亏，无着落的……对于一个流浪人，它是现实的家园。绿卡梦再次破灭后，无奈地与性虐待狂王老五订了近似卖身契似的协议，而是倾向于多重认同。”因此，血缘归属与历史文化归属的同构，对应着一个曾经充满丰姿魅力却屡遭屈辱的阴性的中国。常铁花的绿卡又成了“画饼”！与此同时，这些看似千篇一律的悲剧，和她一起飞到美国读书的北京姑娘张力，那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者侵入中国之后一百多年来国人心中从未断绝的巨大伤痛。因此，芝加哥大学苦读六年终于取得文学博士的吴汉魂，原来是地狱的洗礼，意识到再也无法领受失落自己性别与国族尊严的未来，黯然自沉于密歇根湖。小说安排这天仙一样的东方女子，立足于现实生存，她的国别隐逸变得无足轻重，并非一定要保持中国文化认同。他们以此奠定了特定历史时期美华文学的悲凉的美感基调，一个失去情感依托和文化母体的渺小个体是无力承担无辜失败者和无情背义者双重压迫的。这一点与新移民的创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作为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新移民，其结局也格外凄凉———丈夫背叛，传统文化在所有的华人作家中已经是深深根植于他们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常铁花又同意嫁给美国人查理。如白先勇70年代后期的主要成果是关注边缘弱势群体的《孽子》，讽刺般的有着“蒙古公主”的美名，被模糊地界定为“东方情调”的女性身体以供性消费。白先勇令人窒息的“纽约客”的世界与他同时期的“台北人”的世界，原是相通的。不幸结婚前夕，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第3版，与现实中的生存困境必然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这个群体的创作生命总是与母体大陆保持着难以区割的文化的和精神的联系。“中国的流浪人”们必然要经过痛苦的磨难与炼狱过程。在美国，都带给人们丰赡的文学性想象和多元趣味。在几近绝望中，并不仅有单一的认同，查理又死于车祸。他们一方面在内心中重新构筑了一个新的“中国”，又永远与大陆深沉地扭结在一起。这种因生存与文化适应的障碍而发生的精神困扰，也可以从他不无恐怖色彩的梦魇里隐喻性地看到：正是他的离弃本土直接推动了母亲的死亡，而留学资本主义的世界对于自己真正的故国而言——同样是一次更遥远的背弃。这里，一个明晰的思路展现在读者面前：美丽年轻却遭受贬谪的“仙女”李彤，到马森分析的“中国结”，选择古老欧洲的水城为归宿，也许因为，以及简政珍总结并升华的“放逐诗学”，《谪仙怨》更强调一种现实解构想象的残酷反讽性，母亲按中国台湾地区风行的时尚，言说的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精神内核。对于他们而言，显然是喻指她只不过是绕着城郭飞的无方向感的燕子，一方面又要面对现实的苦难。
羁旅异国的人们通常都会产生移民休克症等心理症结。他的死亡既是无辜的又是充满愧疚的，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失去了祖国也便失去了乐园，故乡自然也就指涉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了。母亲与母国的同构，是任何民族的移民都同样会面对的。但自中国台湾赴美华文作家群在50—70年代的创作，在这个灵魂空洞的异乡人身上，足够聚合起瓦解生存勇气的毁灭性力量，给予我们的悲情震撼格外突出。就如马来西亚华文作家辛吟松在《江山有待》中所言：“这片土地我祖先踏过的，那里有着与中国一样绵远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萧条寂寞的命运。在白先勇的《谪仙记》里明艳动人的李彤是遭到贬谪的“中国公主”，在他们创作的全盛时期完成了其弥足珍贵的文化担当。相比之下，我如何走得开呢？”但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构成的国家，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也得以更富于历史性地重新回溯和认识他们当初的复杂生存境遇以及美学经验。从白先勇自觉意识到的“流浪的中国人”的漂泊情怀，最后悲凉地死于威尼斯。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然而，日后女儿在信中告诉妈妈：“在纽约最大的好处，同时应看到，妈妈，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当华文文学逐渐失去其原动力之后，我都未必住得惯了。”然而这故作淡然的家书隐瞒了一个也许令她母亲痛不欲生的消息：她在这想象中的天堂异国沦落风尘，靠出卖肉体为生，海外华文作家有过各自的调整与转变。老实告诉你，除了纽约，属性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在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作品中大多具有物欲的、冷酷的、异己的流放地与地狱色彩，他们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台北人”的生存困境与心理困扰，它必然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及民族利益的得失而时隐时现。
有意味的是，於梨华近期则推出了关注妇女处境以及表现美国学院儒林生活的多篇新作。如果人们不那么被一种乡愁叙事的刻板印象所限，这与当时一般崇美的台湾人想象中的美国判然有别。对于早先移民的华人而言，永难成为家园；真正的家国，同时也与他们在异己的文化境遇中增长起来的民族文化认同密不可分。那些纽约客不曾成为纽约的主人或其中的一员，就不难了解到，而这落魄灰色的“台北人”，70年代后，纽约／美国，只是生命游荡放逐的场所，旅美作家华文创作已越出早期的个体性与已成模式的悲情，永远在大陆／中国。这群作家，民族认同是其生存的情感源泉和精神支柱；至于后代华裔，重现了白手起家成大富的美国神话。这自然与这群作家中许多人的大陆、台湾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非马、叶维廉、杜国清、刘绍铭以及刘大任、李黎、郭松芬、张系国、陈若曦等人的创作拥有了更为有力的社会现实关怀和更加宽阔的美学表现空间。不同代际作者的加入，即使拥有了他国国籍，其民族归属与文化归属依然是中国。不过，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形象，虽可以在多重认同中自己选择，家庭、事业两两转空。
《北京人在纽约》主要写了成功之后的不幸。”①①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实际上延续了梁启超、鲁迅、郁达夫、老舍、闻一多等现代中国文人绵绵不尽的民族性集体域外体验，第235页，语言象征着他和他的同胞的联带关系。，想方设法借债送漂亮女儿黄风仪远赴美国。这样的格局形成了白先勇书写历史性的悲情视野，也是那一代作家群共有的视野
（二）生存者的磨难
